论当代陕西动物小说的叙事模式
——以贾平凹、叶广芩作品为中心

高春民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话题的不断升温，学界对文学创作中动物书写的研究随之增多，然而对其叙事模式的探究鲜为少见。动物书写是生态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之探究是洞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窗口。就其叙事模式而言，当代动物书写以现实意蕴和表意层次为视角可分为寓言型、写实型和神话型三种类型，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叙事模式之间并非各自独立、泾渭分明，而常呈现交叉运用、互为表征的情形。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以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中的动物书写文本为对象，采用细读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其叙事模式概括为“报恩式”“复仇式”与“挽歌式”等三种类型，并探究其中的叙事策略、路径及意义。

一、“报恩式”动物叙事

“动物报恩”是中国文学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叙事范畴，从魏晋至明清，皆有大量关于动物报恩的文学故事流传，由此形成了“动物报恩”的叙事母题。这一叙事母题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而以完备的叙事形态最早见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其中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义犬》篇最具代表性。源于“动物报恩”的叙事传统，“报恩式”动物书写往往将叙事的重心放在对动物“忠义”、坚韧顽强和原始野性等伦理品格与生命特性的讴歌与赞美之上。这种伦理品格和原始野性是叙事主体主动赋予动物的一种道德价值，因而具有寓言性和人为性的特质。亚里士多德曾说：“寓言是为民众制作的，优点是能够显示形象的例子，和比喻一样，只要能够发现类比之点的话。”寓言故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切实的根源，且与现实构成一种映射或类比。在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中，这种“报恩式”的动物叙事频现于贾平凹、叶广芩、京夫等作家的动物书写文本之中。

细读文本可知，“报恩式”动物叙事惯用的叙事策略是作为主体的人施恩于动物，施恩的方式要么在动物危难中施救，要么在动物患病时救治，要么把动物当作有感情的主体来看待，等等。受恩助的动物往往受到某种伦理道德的感悟而对施恩之人报以恩情，其报恩的方式要么是献宝，要么是在危难中施救，要么是恩人归西后自发地悼念，等等。如《老县城》中的叙述：一户山民在家为父亲准备后事，外面一群人在打虎，老虎昏头昏脑地撞进他家，躲进他为父亲准备的棺材藏匿。山民也不言语，将一件破蓑衣往棺材上盖了，让老虎躲过一劫。老虎得救后常趁夜色叼些野物，偷偷搁在王姓山民门外，以为报答。《怀念狼》中，狼生病疮时向老道士求助，老道士没有人物之分与畏惧、嫌弃，像与人治病一样给狼治疗脓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只受治疗的狼竟然衔来金香玉以报老道士的救治之恩。当老道士归西时，那只前几日被老道士救治脓疮的大狼蹲在门口先是呜呜了一阵，紧接着呜呜声很浊，像刮过一阵小风，定睛看时，就在土场边的柏树丛里闪动着五六对绿莹莹的光点……。同样的“报恩”情节在《猴子村长》《山鬼木客》《鹿鸣》《老生》中也屡次出现。当侯长社祖父迁坟时，众多的金丝猴在猴王的带领下自发地哀鸣以示哀悼；陈华与其周围的黑熊、岩鼠、小鸟等动物友善相处，常常会得到它们礼尚往来的一束束鲜花、一粒粒野果；《鹿鸣》中的峰峰在几次“敌人”逼近、“敌情”危急时以自身无以敏感的灵性唤醒沉睡中的主人，一次次化险为夷逃过几股邪恶势力的围剿。当然，动物以献宝或献哀思或危情救急的方式报恩，在虚构故事时作者已然加入了一己的主观臆想，赋予了动物过多的神性色彩和超常兽力。从现代意识和科学理念来看，如此虚构和叙事不符合现实真实，但却符合亚里士多德艺术可能性之论调。

“报恩式”动物叙事常常延续中国古典小说中“感恩动物忘恩人”的叙事模式，即施恩之人早已忘记了其施恩行为，而受恩动物却践行着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的理念。此理念本质上是人自我意识的一种外化，体现着人与动物交相呼应的情感认识，动物主体所凸显出的神秘性思维及行为是人类潜意识深处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折射的产物，具有突出的美学意义和叙事功效。作者赋予笔下动物等非人类生命以主体地位，把它们从“禽兽比德”的“比”中解放出来，成为与人一样具有独立伦理价值的生命存在，并相互映照，突显生命在荒原中生存的孤寂、沉默与坚韧，从而形成“人兽互证”的叙事模式，其间蕴含的生命伦理观念具有现代的理论视野与维度。这种叙事模式无形中放大了动物生命特性中某些闪亮而伟大的伦理品格的价值意义，与当下世人屡见不鲜的背信弃义、以怨报德行为相比，动物的这种忠肝义胆、知恩图报品格尤为可贵，这对于生态伦理观念的推广与建构，对于唤醒当下人类善意对待非生命的生态意识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报恩式”动物叙事将书写的重心导向到对动物讲“忠义”、懂“感恩”行为与品性的赞美与讴歌上，目的是将动物的一些生物特性与人的道德观念相比附，赋之以人的某种品德。这种叙事逻辑乃是视动物为一种象征符号，其旨归或功用是为了伦理化或意识形态的某种“普遍性的意义”，并非为了突出动物的某些生物学习性。换言之，“报恩式”动物叙事对动物某种道德品格的颂扬与赞美是基于社会功用，而非动物的生物学属性，其现实指向性十分明确。正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言，对于动物“忠义”品性的赞美与讴歌是“报恩式”动物叙事的重要核心要义，这个题材最容易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礼仪的粉饰，道德的束缚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可以毫不掩饰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客观上讲，这种模式的动物叙事仍是以人的视角去观照自然，检视自然中的动物，但却凝聚着新的生命伦理和美学价值，尤其对于改善现代人精神信仰虚空和改变偏执地对待动物的行为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喻世意义。

二、“复仇式”动物叙事

与“动物报恩”相对应的另一种具有寓言意义的动物叙事模式是“动物复仇”叙事。在动物叙事中，许多动物被赋予了行为主体人的特性，它们在生命受到残害或威胁时本能的反抗、反击行为在叙事中被着以“复仇”底色，寓含着自然中的一切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被任何外在势力肆意妄为，否则必将自食其果的深刻意蕴。在文学书写中，“动物复仇”叙事从古至今代代延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首次出现灵异动物报怨的叙事情节，开创了后世志怪小说和民间传说动物复仇叙事的常见母题。《猿母猿子》《虞荡》《华亭大蛇》等志怪小说分别记载了人类残害动物，最终遭到动物报复而亡的故事。祖冲之的《伍考之》，刘敬叔的《温娇燃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都有动物复仇人类的文学叙事。

到了当代文学创作中，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动物复仇的故事情节已屡见不鲜。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从豹子的视角书写了豹子“亲人”被人类杀害后的复仇心理与行为；郭雪波的《大漠狼孩》中猎杀幼狼的猎人其子被老狼掳走以示报复；雪漠的《狼祸》中讲述了因人猎杀狼崽之后遭到了母狼的残忍复仇；姜戎的《狼图腾》中群狼突袭马群，等等都是动物复仇情节的展现。就当代陕西文学而言，叶广芩的《长虫二颤》《黑鱼千岁》《狗熊淑娟》等作品是典型的“复仇式”动物叙事文本。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复仇式”动物叙事惯用的叙事路径是人类主体受到利益或欲望的怂恿而对动物施以毒手，动物主体先是被迫受伤害，直到忍无可忍而奋力反击，最后双方同归于尽或玉石俱焚。

与“报恩式”动物叙事相比，“复仇式”动物叙事在表现动物伦理品格方面扩大了动物“忠义”“顽强坚韧”等品格，凸显了“刚烈”“智勇”等品性，丰富了生态小说叙事的内容和涵义。《长虫二颤》中，先天残疾，后天发育不全、介乎人和虫之间的二颤独自一人守候着娘娘庙，与那里的蛇、狐狸、虫子等动物安详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与周围的花草动物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这境况随着自以为生财有道的南方生意人佘震龙的到来而被搅扰。出于金钱的诱惑，佘震龙将寄居在娘娘庙中与二颤平安相处了十几年的蝮蛇予以残忍杀害。之后，无意之中误踩到已经“死”了良久的蛇头，被蛇头咬伤，几经周折以截掉一条腿而告终。佘震龙利欲熏心，为了金钱的诱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场人蛇较量之中，表面上是人占据了上风，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的悲剧结果。佘震龙无视生命的存在，完全被一己之私利蒙蔽了头脑，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叶广芩借蝮蛇的复仇告诉我们以自己为中心随意剥夺生命的狭隘观念和漠视生命的行径必然会得到报复，我们应该敬畏生命，善待像动物一样的非人类生命的存在。

如果《长虫二颤》中佘震龙捕颤杀生是利欲熏心，那么《黑鱼千岁》中的儒捕杀动物便是一种为了捕杀而捕杀的变态欲望之欲望。儒作为搏熊馆村的捕猎能手，他对动物有种本能的欲望和冲动。在儒的精心设计下，大黑鱼的同伴惨遭屠戮。为了报复，大黑鱼故意搁浅在渭河河滩上，佯死以诱儒。看到唾手可得的猎物，儒自然不会放过“绝佳”的机会，为了满足他对野生动物无法遏制的捕杀欲，儒又一次自信而狂妄地走向了河滩，最终活活被黑鱼拖入深水中溺亡。黑鱼以玉石俱焚的壮烈为同伴报了被杀之仇，它的勇气、智谋与坚忍不拔的韧性让读者为之动容。叶广芩将故事命名为“黑鱼千岁”，而“千岁”就是伟大的意思，足见作者的良苦用心。某种程度而言，动物的复仇故事可以激发人们以野性、粗犷与豪放的方式实现惩恶扬善的行为，在正义与邪恶力量对抗中释放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壮美与悲剧性审美效应，而这恰是“复仇式”动物叙事的内在目的。

毋庸置疑，从无辜受伤害的动物而言，“复仇式”动物叙事弘扬了复仇的正义性与必然性。从生命伦理的立场来看，众生是平等的，任何有生命的物种都有生存的权利，且这种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被任何人随意剥夺，否则就会陷入不义与邪恶之境地。以《长虫二颤》和《黑鱼千岁》为例，面对佘震龙的屠戮、儒近似于欲望本能式的狂热性捕杀，蝮蛇与黑鱼的复仇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正义性。面对动物叙事中的邪恶势力（一般指人类的贪欲与对动物的残忍迫害），以蝮蛇和黑鱼为代表的复仇者便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违抗的复仇使命，也赋予它们复仇的必然性。若《长虫二颤》和《黑鱼千岁》动物叙事缺少了蝮蛇与黑鱼复仇的情节，很难想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会受到多大的折损！

可见，“复仇式”动物叙事通过人与动物之间的相遇、对抗到毁灭的过程，批判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欲壑难填的私欲，倡导人与动物在生命权力、生存空间等方面具有平等的观念。动物与人一样具有生命，人类的生命如果仅从对于生态系统的维护功用来说，我们并不见得比一棵树、一泉溪水或一只狼更有价值，更有存在的意义。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蔑视动物，更不能残害它们，它们和我们一样渴望生存，希冀自由，畏惧死亡。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伦理不仅于人，而且于动物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我们应该像善待人类自己一样善待动物，否则我们将与它们一起走向灭亡。正如叶广芩所言，“动物也有它的喜怒哀乐，它和我们一样，同样渴求幸福，畏惧死亡，同样具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人要以自己的需要压制和消灭自然的属性，自然就必然会死去；自然之死会产生反弹，结果人类也将死去。”佘震龙的受伤与儒的死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复仇式”动物叙事常常以玉石俱焚的壮烈结局向人类诉说着动物尊严的不可侵犯。维护动物尊严是生态伦理应有之义。人与自然一样存在着伦理道德的约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对动物给予必要的尊重与爱护是维护和保持人类自身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蔑视与侵犯动物的尊严，往往是以自取其辱的结局而收场。可见，与“报恩式”动物叙事的“劝善”功能一样，“复仇式”动物叙事具有伦理意义上的“惩戒”功用，而“劝善”与“惩戒”正是这种以赋予动物某种人类品性为叙事核心路径的动物叙事本身的寓意所在。

三、“挽歌式”动物叙事

与“报恩式”“复仇式”动物叙事惯用的将动物与人类进行比德、赋予动物相应的道德品格不同，“挽歌式”动物叙事重在从两个方面进行文学书写：一是依据动物的生理习性，按照动物应有的生活规律与特征来刻画和塑造动物形象，加以作者的艺术创造，活灵活现地表现动物内心活动与相应的灵魂世界；二是将动物叙事放在生态危机愈演愈劣的社会现实和现代人盲目征服、奴役自然甚至毁灭自然的大背景下，真实客观地展现动物本真的生存现状和举步维艰的生存处境，通过文学形式和艺术手段揭示人类对以动物为代表的自然界的破坏，借以批判错误对待自然的狭隘观念与行为。“挽歌式”动物叙事强调写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其象征意义和叙事主体内在感情的表达，动物仍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寓言意义，只不过以真实再现动物的生理习性和生存处境为主。

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界中但凡有动物生存的地方就有人类活动的印迹，人类已经过分地挤占和侵扰动物们的生存空间，面对自高自大、狂妄自负的人类，动物的命运可想而知。因此，“挽歌式”动物书写几乎都是一曲曲哀婉凄凉的挽歌式的叙事。从题目便可感知其中的挽歌情调，如《最后一个渔佬》《豹子最后的舞蹈》《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最后的鹿园》，等等。从当代陕西动物书写的内容与创作特点来看，“挽歌式”动物叙事侧重展现动物本真的生存现状和处境，如鹿群的无处栖身（《鹿鸣》）、狼的无处遁形（《怀念狼》）、虎在村人的围剿下绝种（《老虎大福》）……，处处奏响的同样是凄婉哀凉的挽调。

“挽歌式”动物叙事凸显了人这一“罪魁祸首”的负面形象。海德格尔曾说，人不是存在的主人，只是存在的看护者。人和自然万物都是存在的看护者，但在“挽歌式”动物叙事中，人却成为了无可置疑的动物的掘墓者。叙事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充当主人公，动物生命受到威胁，生存陷入绝境的直接或间接原因都是由人造成的，人是动物面临死亡威胁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怀念狼》中15只狼的一一被杀，凶手是以傅山为首的猎人；《鹿鸣》中鹿群队伍的减少是几股以取峰峰鹿角为行动目标的邪恶势力围剿的结果；《黑鱼千岁》中黑鱼的壮烈牺牲是欲壑难填的儒促成的；《老虎大福》《猴子村长》中最后一只虎的惨死与猴群被血腥屠戮都是愚昧无知、狂热自负的村人造成的；就连《狗熊淑娟》中淑娟的悲剧命运也是由于人类的“好心”而致。

幼熊淑娟在深山之中被出于怜悯之心的地质队员老孙误认为是农家的黑猫救起，带出了淑娟本该生活其中的深山，后被地质队员如送亲妹子般将其送进了动物园，本以为淑娟就此会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不料却是悲惨命运的开始。迫于人类对利益追逐的欲壑，淑娟被迫改变了冬眠的生理习性而整日被游客赏玩，在它年老色衰时又被转手到马戏团。惨遭饥饿、疾病与人为的虐待，至死也没得到一个全尸，成为了人类餐桌的饕餮大宴。如果不是地质队员好心救起并善意地送进动物园，淑娟或许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可是，它哪能料到有一天它的趾爪被撤骨拔毛，出现在滚滚的汤锅和人面兽心的人类口中！某种意义上，人切切实实地充当了动物陷入绝境的刽子手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与“报恩式”“复仇式”动物叙事相同，“挽歌式”动物叙事仍以人与动物的对立、冲突为主要叙事策略，通过精心塑造动物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来展现“挽歌”情结，警示人类深刻反思自身的错误行为，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去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表达人类的忏悔与救赎之情。作者在“挽歌式”动物叙事作品中往往设置这样的叙事向度：人残忍地对待动物—动物受难—陷入困境—被迫反抗—悲剧发生（动物之死/人性异化/人畜共亡）。这样的叙事向度在当代陕西动物叙事中屡屡呈现，如《鹿鸣》中几股势力欲以取峰峰鹿角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鹿群在围剿中伤亡惨重陷入无处栖身的困境，迫于无奈，护鹿人林明带领鹿群与敌人周旋，最后的结局是人死鹿亡；《怀念狼》中傅山与烂头在寻狼、护狼与打狼、杀狼中展开与狼的决战，结果是狼的灭绝，人蜕变为人狼而陷入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异化之中；《黑鱼千岁》中由于儒本能的猎杀欲望使大黑鱼受难，儒与另一条黑鱼陷入势不两立的对立之中，最后是两败俱伤的惨烈结果；《老虎大福》中大福的死更是充满着“挽歌式”的悲悯情怀。

饥饿难忍的大福为了生存偶尔偷猎村人的家畜，被村人发现之后，它与村人之间便有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于是一场人虎大战便拉开了帷幕。老虎是林中之王，然而它再威猛、凶狠，也不是狡诈、多谋的村人的对手，其悲惨结局早已命中注定。为了生存，大福有错吗？没有了大福，人就能生活的更加幸福美满吗？在人类演化之初老虎就是人类的伙伴，时至今日它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然而村人不会思虑这些，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家畜和一己安危。辛格指出，人类关心濒危物种的惟一原因，是因其涉及到人类与其他有感觉动物的利益。大福危及到了村人的利益，故而得到了村人此般的“关心”！人虎大战从眼前看人是彻头彻尾的胜利者，然而人却没有胜利时的喜悦，更没有复仇后的快感。卢梭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是生来与人类为敌的，除非它们是为了自卫或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老虎祸害家畜，甚至伤人性命，我们便找到了理直气壮消灭它的合乎情理的理由，殊不知这些都是因人类过度繁衍，破坏森林，猎杀动物，抢走了野生动物最后一点的生存资源和空间造成的。

此外，“挽歌式”动物叙事常常别具匠心地刻画动物死亡或陷入绝境时的惨状，以期唤起人类良知，表达作者的批判与控诉之情。《老虎大福》中大福的死即是突出的例证。作品最后特意描绘了村人兴高采烈地开肠破肚、瓜分秦岭最后一只华南虎肉体的场景。村人没有对自己残忍、无知、卑劣的行为感到懊悔，也没有对自然界中消失如此壮丽的生灵而感到忧伤，他们瓜分大福肉体时自然理会不到大福断气时那种满是不解、迷茫的眼神，他们想到的只是用虎血沾脑门以祈求福气，想到的只是用虎胆来唤回被吓破的胆量，这与鲁迅小说《药》中以华老栓代表的愚昧自私的民众用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为药治病的行为有异曲同工的讽刺之妙。作者的这种有意而为之，将村人残忍与冷漠甚至是无情推演至了极致，是对人类罪行的强烈控诉与鞭挞。我们不禁要问，动物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与濒临灭绝的处境是谁造成的？从生命诞生起至今已有数亿年之久，为何时至今日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不可否认，“挽歌式”的叙事给我们展现“挽歌”情结之余，也促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反思与忏悔之中。狼灭绝了，人异化为人狼，人痛定思痛后呼出了内心的呐喊：“我需要狼！我需要狼！”可是人真正需要的不仅是狼，而更是勃发的生命与自然的野性和纯性。老虎惨死了，可村人却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和复仇后的快感，徒生一种永远听不到虎啸声的遗憾与念想。其实，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不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本与身外生命的虹霓连成一片。人之外的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挽歌式”动物叙事往往是以动物之死或人性异化或人畜共亡的悲剧结束，将叙事纳入“人与动物（自然）”对抗、冲突这一生态主题的框架之下展开“挽歌式”悲剧情节的书写，彰显着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和浓厚的时代价值意义，凝聚着对动物生命权利与生存困境的忧思，付诸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构建的审美诉求。

可见，无论是“报恩式”叙事，还是“复仇式”书写，抑或“挽歌式”哀唱都是将人与动物置立于一个对立、冲突的叙事境况之下，要么展现动物的灵性，要么书写它们生存权利与尊严的不可侵犯，要么揭示它们生存的艰难与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毋庸置疑，无论何种叙事模式，其最终目都是为引起时人对以动物为代表的自然界的注视与注目，唤醒人们自觉的生态意识，呼吁理性审视人类对待非人类世界的观念与行为，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联、同舟共济的和谐共生之审美关系。其实，人与自然万物既不能是主与仆、奴役与被奴役、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也不该是人对神化了的自然单方面的敬畏与崇拜关系，而应当是平等友爱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扬弃极端化的对立对抗与占有控制的思维意识，秉持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和主体间性的视角，通过相互理解、对话与交流等方式去思考与构建人与自然之关系。因而，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不是一味地对抗，也非取消对立消除冲突，而是将其纳入生态系统之中，以和谐共生为原则，开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对话模式，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去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唯有如此，缓解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才不会沦为一句响亮而无力的口号。

注释：

①陈佳冀:《作为一种类型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动物小说类型理论初探》，《当代文坛》2009 年第3 期。

②⑧李玫:《新时期中国大陆生态写作的本土化路径》，《文学评论》2015 年第3 期。

③[12]陈佳冀:《中国文学“动物报恩”母题的当代叙事建构》，《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1 期。

④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第42 页。

⑤[16][17]叶广芩:《老县城》，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81页、220页、227 页。

⑥[22]贾平凹:《怀念狼》，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148页、196 页。

⑦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95 页。

⑨姚立江:《羔羊之义与禽兽比德》，《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 年第1 期。

⑩唐克龙:《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92页。

[11][英]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6 页。

[13][14][19]叶广芩:《山鬼木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8-207页、185页、27 页。

[15][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81 页。

[18][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403 页。

[2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 页。

[21][法]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邓冰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 页。

[23]李存葆:《大河遗梦》，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25 页。

[24]黄轶:《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叙事的伦理基点——以〈豹子最后的舞蹈〉〈这一生太长了〉为例》，《当代文坛》2017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