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女学的受阻和破阻(由1902年《大公报》所见)

■刘 冰

安徽大学

清末女学的兴起不是无缘无故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非常有市场，广大女性变成了男性的附属品，导致占总人口一半的女子，很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被牢牢的束缚在自己的小家庭上，对社会贡献有限。清末外国的坚船利炮击垮的不仅仅是孱弱的清王朝，也逐渐打开了中国闭塞的世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酝酿，尤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后，变法图强逐渐深入人心，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即使再完善的制度、再正确的政策，都需要人的实施，恰恰中国女性长期被束缚着，很难为社会进步提供自己力量，所以发展女学，解放女性成为当时时代的需要。还有一点就是，清末中国以西方国家为借鉴，渴望可以发展起来融入西方国家圈子，得到认可，而“缠足”、“以不学无才为荣”等陋习，被已经初步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所鄙视。

一、女学发展严重受阻的原因

在国民的翘首企盼下，清末新政拉开了序幕，新式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却认为“所谓教者，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女学有了一定的认可，女学得到了初步发展，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女学的误解，对女学内容的严格限定，以及既要发展女学，又怕发展女学最终失控的矛盾心理。“中国此时情况，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①在这一系列政策下，中国女学先天不足，后天阻碍重重，无形中已经套上了层层枷锁。此外社会上“现在中国许多人，也都明白学堂是立国的根本，然而到如今并没有立好了一两处，这缘故总是不把这事当做十分紧要，男学堂尚且如此，何况女学堂呢？更是不要紧的事了。”②“我想本地绅士们，明白这个道理的也不少，但是没有人肯多这个事，有人说男学堂还是没有头绪，那有功夫更议女学堂呢”③可见当时人对教育，尤其新式学堂教育重视有限，更多的停留在口头支持上，男学堂发展尚不充分，女学堂更是几乎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况。

从殷商到清末三千多年间，中国汉字不断增多完善，但是也愈加繁琐，这对于普及教育，尤其对于现存基础基本为零的女学来说，是不小的障碍，“中国之文字其为数四万有余，其间音无定音，音无定义者尤令人不能尽识，今欲驱冥顽之女子，使从事于高等之学业，即单字隻义已难。”④中国汉字数量众多、笔划繁琐，“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文无定法”这导致仅识字这一项，就需要用上十年时间，至于资质平庸的女子，则需要用上更多的时间，反观欧美和日本等国，他们的文字更为通俗易懂，学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掌握文字，进而可以更快的读书学习知识，“泰西妇女皆能识字，其切音字易通也，字易通则无论何书皆可读……字易习则无论何事皆可知，独我中国文字太繁，体太难……欲尽识其音义必经十余年之功而后可。”⑤所以说中国繁琐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当时有人在《大公报》第一百号《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办法》一文中，提出“四个病因”解释女学发展的阻碍。这“四个病因”中“守旧与维新各占两个”，认为守旧派总是事事因循守旧，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所以在此情况下，女学作为新生事物，天生受到排斥；加上一直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大行其道，认为女子不需要掌握知识。文中认为维新派阻碍女学发展，则是通过做事浮躁，“一举一动不恃理不审势，就是恃势而乖情，再不然就任情而悖理，总没见有个熟筹审虑，体贴近情的……”此时社会上对维新派存在着误解，维新派总和没有阅历、办事情不牢靠挂钩，所以以维新派为主体所提倡的女学，自然而然的被其弊端所牵扯。除此之外，维新派在当时还有一点被人批判：“过信西学”，西学固然很好，但并不是事事都适合中国，比如女学，当时不少人就认为不合适中国，更多的人认为发展女学需要循序渐进，但是维新派“他开口便说，男女平权，再不然就是教女子妇人都学洋文，都讲格致天文、算法地理，学堂也必得盖洋楼，必得有仪器，必得请每月五百块束脩的教习。”这些做法成为顽固派的反对理由，也失去了社会上中立的，或者对女学抱有些许同情的人的理解支持。总而言之，顽固派的天生抵制，维新派的过犹不及，这“四个病因”集中在一起，女学发展注定阻碍重重。

当然传统的儒家旧观念也严重阻碍了女学的发展，“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家识字命苦”这两句流传甚广的古语是其代表性的思想，除此之外，儒家旧观念也影响到女学发展的方向。清末大兴女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为完善男性所服务，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儒家思想的惯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当时人的潜意识里面，依然存在女性就是为男性服务的，所以当时兴起的女学也有这一特色。这一初衷就直接把女学带偏了方向，也注定着中国女学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充满波折。在《大公报》第五十七刊《兴女学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子需要为男子的发展承担责任，兴办女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男性，“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而女子居其半，皆不能生利自立，而仰食于男人，其仰食于未读书明理之男人，盖十有七八焉，夫未读数明理之男子谋业不易，习艺难精，谋生之道已苦难矣，而又为无学业之妇女所累难，习艺而不能精，虽向学而不能专，皇皇然以终岁经营之多得，赡其家人而不暇，即少年读书有志者，有室以后，无不志量卑鄙专营衣食故，二万万男子罕有造就艺学堪为世用，是妇女不学无术无业。”把男子发展的失败，归结到女子身上，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在这种办学理念指导下，女学始终处于一种附属地位，也必将会成为女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女学发展的动因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洋人在华获取的特权、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门户大开、社会风气逐渐改善，中华民族主动或者被动上的应对也接踵而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万物之灵长，共同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然而这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在自强路上饱受挫折，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放在女性身上，前文在讲述女学障碍时候提过，当时很多人认为女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完善发展男子而服务，这固然是女学发展的障碍，但是在封建的男权社会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学能够有所发展的原因。当时人期望通过发展女学，完善丈夫，塑造出一批人才，从而实现自强目的，“五伦之中，夫妇其最亲昵矣，虽强悍顽固之徒，父师朋友不能教诲，若内有读书明理之人，时于夙兴夜寐之际开导，久之未有不通悟者，盖凡人之性情惟至亲爱者，乃肯平情虚心以受其言，闺房议论尤易入男子脑筋中，惟女子无学，故男子心灵不开，智识不进，酿成一顽钝无耻、窒塞之中国，此男女极大之关系也”⑥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发展女学的一个动因，就是为了培养出一批读书明理的妻子，用来弥补丈夫的缺点，完善丈夫的性情，而丈夫又是当时中国主要劳动力，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王化之原起于闺房，平天下之本始于齐家，育才之道源于胎教。”⑦女子同时也是王化和幼教的主力，发展女学不仅仅对女子有益，而且有利于广开民智，有利于改变整个中国，愚民颇多的局面。发展女学对整个家庭也有很大的意义，可以更好的和丈夫一起经营好自己的家庭，“作女人的大了，自然要出嫁的，所嫁的丈夫，也出不去这四等人，妇人时作内助，就是在家帮助丈夫过日子，丈夫在外头作事，一切家务照顾不过来，全凭着妇人照料，一切米、面、柴、炭、醋、酱、油、盐，看看发帖，记记账目，认得几个字，有多大方便。”⑧当时很多家庭迫于生计，丈夫婚后需要出外经商，妻子如果受过女学教育的话，可以在家更好的打理生活，解除丈夫后顾之忧。“或者是丈夫出外经商，有时候来了一封家信，自家也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还得求一个认字的来念念，自己要回答一封信，也是不能动笔，还得向人低声下气，求人来写，有多大的不方便。”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家教合一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此时已经重视起女学了，期望女学和蒙学相辅相成。“保姆学堂既不能骤设，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着仍赖家庭教育，惟有刊布女教科书一法……有子者母自教其子、以为入初等小学之基，有女者母自教其女，以知将来为人妇为人母之道；是为人母者皆自行其教育于家庭之中，母不能教者或雇保姆以教之，是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廷把幼儿教育的场所设在家庭，把幼儿教育的重任交给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读书明理受过优秀教育的母亲就至关重要，幼童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受到熏陶最多的也是母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女学刻不容缓，“大有关系的是教养儿女，人的儿女，还没有长成的时候，整天的不离母亲，从小时候，常常听的话，最能记得住，比方他母亲是明白识字的，常常讲今比古给儿女听，得了工夫教儿女认认字，孩子大了入了学房自然是容易的。”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是个人品行，还是读书识字，幼童受到母亲的影响最为深刻，所以提高母亲综合素质，可以非常有效的促进幼童全面发展，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所以这也成为清末女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女学发展破阻

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因为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看到了外国的坚船利炮，意识到了器物和技术的力量，在探索中逐渐开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希望学习洋人的长技挽救落后的清帝国，改变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个大局下，新式学堂得到迅速发展，女学堂作为新式学堂一种，也得以发展。

当时有识之士在《大公报》上提出五个办法，企图突破女学的发展的障碍，第一个办法就是制定专门的女学课本，之前几千年传统社会中，专门为女子准备的书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也是如同《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般，不是为了发展、完善女子考虑的，而是为“三从四德”旧观念所服务，所以此时社会急需一批新书，改变这一状况，女学才可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第一层办法是先订女蒙学的课本，课本的宗旨不外乎妇德、妇言、妇工，先识带图的实字，如尺、剪、熨斗、刀、勺、杯、盏……再订女小学的课本，也是带图为妙，一篇时事图，一段浅白小说，一篇古今女中人物图，一段白话赞，生机活泼引人入胜，总以不招阻力为要，这是第一层办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学发展困难重重，虽然女学课本依然以妇德之类为宗旨，但是也添加了一些新的事物，相比较《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之类旧书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夹缝中循序渐进的提升女性能力，这对发展女学向前迈进了一步。第二个办法就是奏请慈禧太后，在宫中创立一所女学堂，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以开女学风气。“第二层办法是由管学大臣把此事奏明了，请皇太后先在宫里立一所女学堂，考选几位中国女教习，也不必炫异矜奇，只要通文识字举止安详的就算合格，皇太后、皇后也不必言定入学，就求随时振作鼓励着点，那风气自然就开的快了。”慈禧太后德高望重，如果以身作则开办一所女学堂，那么可以给天下臣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天下子民了解到，朝廷发展女学的决心，这对女学发展自然是非常有利的。第三个办法则是皇帝下诏，命令京城的王公大臣和各地的文武百官，在家自办一所女学堂，这样一来全国至少两万所女学堂，三五年后全国便有十万读书明理的女子，到时候风气自然大开，女学也自然而然的兴盛起来。“第三层办法是明降谕旨，令京里的王公大臣与各省的文武官员，每家宅里要立一座女学，按照颁行的课本，专教训本宅的妇女、本宅的至亲，有愿意附入的听其自便，外人家的妇女一概不招，若有通文识字的就作为教习，若在亲戚邻里中请一个合格的也可……”继皇太后、皇后之后，再由王公大臣和各省文武百官，带头在家开设女学堂，继续给百姓做个榜样。等宫里和各官宅内，女学堂创建好后，便可以实施第四个办法，让各地富豪自创女学堂，每县以一百座计算，全国二十一省，共计一千四百八十多州县，一共将有十四万八千余座女学堂，每个女学堂哪怕只招收十名女学生，不出三五年全国将有一百十四多万知书明理的女子，女学也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了。“第四层办法是明降谕旨，令各省富商巨贾随便立学，男孩的蒙养学堂也得赶紧立，女学也得赶紧开，各随自便官不逼迫，若是有愿意立的，就凑几家亲朋邻居共立一座，也是立在宅内，教授的规矩也不许改国家颁行的宗旨……就是找夙通往来的亲友家，和睦的邻居家，约数家就可以立一座，一半学针业、学烹调、学礼饰，一半听讲书学认字，教书字的教习……”等到各地富商也创办女学堂，社会上女学风潮势必大起。第五个办法也呼之欲出，那就是让身份尊贵的女性总管女学，并且随时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学生，三年一次，由慈禧太后正式隆重表彰，表现优异的全国各地女学生，不出几年风气进一步大开，不仅女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蒙小学堂也会受益匪浅，因为全国有一百多万女学生，可供挑选为幼童老师。“第五层是统属奖励，宫内既有了女学，各省又一齐兴办，不可不郑重其事，把这总管女学的职任或请皇太后、皇后自认，或派王公福晋，或派大员的夫人，或归管学大臣，总节制各省女学……还有出众的学生或贞静淑贤的就随时表扬，按季造册详省，省里把总册聚齐三年送京，到三年的时候，大员家的妇女请由皇太后奖励奖励……”

大公报用了四篇文章，按部就班的提出了五个方法，用来发展女学。这些办法大都结合当时实际，具有一定的可实行性，加上清末《大公报》较为畅销，所以为当时女学破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这五个办法更多的是把发展女学的重任寄托在人上，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上，加之其他原因，清末女学发展道路依旧困难重重，由表1可知。

表1 光绪年间女学堂数及女学生数的变化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三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女学堂数和女学生数依旧很少，六年之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三年前相比女学堂数和女学生数有了明显增长，但是不管是女学堂的数量还是女学生的人数总量，仍旧微不足道，由此可见，女学的发展并未真正做到女学堂报中所预测的“三五年后风气大开”，女学兴盛场面并没有出现，女学发展的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注释：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381.

②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N].天津《大公报》,1902-6-24.

③《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续前稿[N].天津《大公报》,1902-6-25.

④兴女学宜用音标字说[N].天津《大公报》,1902-9-21.

⑤兴女学宜用音标字说[N].天津《大公报》,1902-9-21.

⑥兴女学议[N].天津《大公报》,1902-8-12.

⑦兴女学议[N].天津《大公报》,1902-8-12.

⑧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N].天津《大公报》,1902-6-24.

⑨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N].天津《大公报》,1902-6-24.

⑩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N].天津《大公报》,1902-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