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小说的关键词
——以《再见,牛魔王!》为中心

2018-11-14 15:15■赵
长江丛刊 2018年13期
关键词:区隔牛魔王界碑

■赵 文

李云雷以往是作为批评家进入公众视野的。新世纪以来十几年间,李云雷在文学批评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特别是对底层文学概念的提出及研究使得他成为了近年来较受瞩目的中国当代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在关注中国故事讲述模式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学经验中的历史与当下、都市与乡村、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与纠葛。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一批评视角也构成了他本人小说创作的框架与背景底色,他的小说是他的批评关切的审美化呈现。

《再见,牛魔王!》并不是他第一部小说集。2015年出版的《父亲与果园》(山东文艺出版社)是李云雷小说的“尝试集”。坚韧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姥娘和姐姐、县城学校童年伙伴们生活其中的那片“乡土”仍然在小说集《再见,牛魔王!》收入的诸多篇什中被回忆与叙述,所不同的是,那个曾经焦虑地审视自己与都市日常经验、乡土记忆与知识反思之间关系的叙事人的意识更加成熟了。第一部小说集里《花儿与少年》、《假面告白》、《我们去看天安门》中的那种焦虑的叙事声音和碎片化的情节流动现在消失了,《再见,牛魔王!》十七篇小说的叙事视点更加多元,所反映的经验更具社会丰富性,叙事的声音沉稳、冷静而不乏温情。李云雷经常用“一条路越走越远”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学实践与批评探索,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表述当作第一个“关键词”来看待李云雷两部小说集之间的叙事演化:路仍是“这一条”——在城市经验中重构乡村记忆,但却由远而致深——《再见,牛魔王!》里小说的记忆重构方式具有了“历史景深”。

“空间”,是李云雷中文学思考中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个“空间”不仅是他笔下人物活动的“社会空间”,也是作家对他所关注、关心的人物社会空间位置的“历史认知图绘”。可以说,他的故事讲述是他“底层文学”的具体化。作者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对于‘底层’的态度,我觉得涉及一个人的世界观,也涉及到一个情感与知识问题。如何认识‘底层’?如果做一个社会分析,可以发现,‘底层’一般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处于低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群,包括工人、农民、农民工,可以说‘底层’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从“纯文学”到“底层文学”》)。作为批评家的李云雷可以通过“分析”去申述社会历史条件下“底层”的成因,如贫富差距加大政治经济原因,“底层”在公共舆论中受到压抑等文化原因,等等。但作为作家的李云雷则以深切的情感体验,通过捕捉“底层”人物群的“经验流动”的方式对底层的精神结构进行细致的“情感测绘”。

《再见,牛魔王!》中第一篇小说《界碑》就像是一篇速写,勾勒出了这种“情感测绘”呈现出的复杂的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界碑”是一种边界标记物,用于辨别一地区与另一地区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界碑》的叙事初看是“回忆性”的,然而细读之后,读者会发现,这篇文本似乎更像是叙事者意识逐渐成长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简单琐碎的叙述中不经意出现的诗意,以及鲁迅式的“还乡”叙事每个成长阶段都以一个“界碑”——无形的或有形的社会区隔或精神区隔——为标识。小说中第一块“界碑”的出现,是在“我”和邻村学生之间发生冲突后的一段时间。“我”和两个小伙伴到了其他的村子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是同一个村里的人”,我们和他们起了冲突,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外来者和入侵者,对我们来说他们则是优势阶层。这两个小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敌对,每个群体内部的社会成员对彼此进行认同,对其他群体则加以排斥,这种冲突和对立使得“我”每天都严阵以待。在学校里,群体之间的“心理区隔”不仅是“村与村”的或“姓氏”之间的区隔,而且还有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性别区隔”,以及孩子们之间对种种区隔微妙的维持与重构。第二块“界碑”是“我”在与邻村“高秀才”友谊的建立后出现的,它是叙事者第一次遭遇的“文化区隔”。同学里“高秀才”家里有很多“藏书”,尽管都是一些通俗读物或连环画,但在乡村孩子的眼中那也是“文化”的象征。叙事声音在这里转而写到后来高秀才的境遇,之后又对“我”的几个童年玩伴的人生轨迹进行了描写,展示了这些“区隔”在他们成年后以固化为社会阶层的方式对他们的作用与影响:一种是务农和打工,如四海,先是在家乡务农后进城打工,带着心灵创伤回到农村,城市带给他们的是短暂的物质满足,更多的则是被剥夺带来的长久伤痛;少数人如“我”一般走出农村,经受着城市生活与乡村传统的碰撞与冲突。家庭出身和学校教育在这里共同组成了文化资本转换、加工和继承的生产链,社会结构性的矛盾使得人们看起来有了可以进行选择的机会,但却又使这种选择很难发生。

小说中那块现实的界碑——“国道309线706”——既是通向乡村之外的路标,也是使外部这片乡土嵌入更大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区隔象征。幼时的“我”看它,不会了解它的意义,只是懵懂地知道它标示着远方,而当成年的“我”再次去寻找它时,它还在那里,成为了一个多义的路标:标记着“我”的过去,见证着它所指向的远方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迁,标示着“我”和童年伙伴们的命运分叉,构成了当代社会结构“毛细血管”的一个“节点”。也是这块多义性的“界碑”是李云雷乡土书写的一个象征,他笔下的很多故事可以看作是从不同角度对这块有形而无形的“区隔标记”的阐释。如何打破这种区隔呢,或者说是否存在打破这种区隔的可能性呢?李云雷小说似乎还没有正面的做出回答,但却有所透露,比如《暗夜行路》中给“我”勇气在乡村夜路中前行的那一串“名字”和“小霞”教“我”的苏联歌曲、在“历史终结”之后他们一起游览的海德公园马克思墓所隐喻的社会主义传统,比如《三亩地》里曾经的合作化经验……

“有先锋性、严正性与公共性,‘新文学’不仅在新文化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探索严正的社会问题,以促进具有反思性的公共话题讨论,在李云雷看来是“新文学”不可能终结的社会任务,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具有“先锋性”的艺术表现。实际上,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先锋性的艺术探索也构成了李云雷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收入《父亲与果园》的《无止境的游戏》的这种“先锋”艺术探索,也在《再见,牛魔王!》中得到了延续。《无止境的游戏》的主人公是“圣西门”,他不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而是西门庆,他用他的“物欲哲学”征服了唐僧的三个徒弟,使孙悟空将唐僧变为白马,带着他们去经历一场无休止的欲望之旅。这场“无止境的游戏”或许是叙事人的拼贴式虚构,或许是“狂人”的臆想,但也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反思了当代物质社会中“无目的的欲望”的某种疯狂的“崇高性”。在这部小说集中,传统文本《西游记》中的另一个人物被请了出来,他是“牛魔王”。

这次被重构的“牛魔王”较之“无止境的游戏”里的“西游记”人物更为复杂——他是一个被叠加而成的“牛神”。小说以复调的形式将文本的三个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先建构“牛魔王”自我叙述的大框架之后,插入第三人称叙事者叙述“牛魔王的传奇经历”,如在小说的高潮部分:牛魔王向一个屠宰车间冲过去时,作者通过对负责查看的人和女工进行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刻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公牛形象:“他们从没有见过一头牛在通过宰杀的流程后还能够是一个整体、还能够活着,也从没有见过一头牛的身上有那么多伤,他身上的肉都被旋成了一片片的,每个缝隙都在向外滴着血,他每走一步,脚下都汪着一片血。”继而文本又转换为叙述者本人的身份,穿插叙述“我”与“我家小牛”的美好回忆以及我失去他时的痛苦,最后讲述了“我“与小牛,即与准备“革命”的“牛魔王”再次相见相离的故事。这种复调文本会使读者按照逻辑建构起一个故事链条:“我”家曾经有一只小牛,它伴我渡过了美好的乡村童年时代,它成年后被卖给牛贩,与许多牛一起被送进都市里的现代化屠宰场,在被送入宰杀车间的那一刻,这头公牛神奇地死里逃生,与千百年来游荡在世上的“牛魔王”的灵魂合而为一,成为立志“革命”的真正的牛魔王重返都市,策动了一场“动物园”动物们的集体反抗,在人类的武力镇压下再次逃离……

如果将这“牛神”的三层叠加形象及其相关故事分解开来,恰好构成了三个有趣的“维度”——现在,过去与永恒。“过去”的小牛与“我”是作者乡土记忆建构的典型意象,在物质贫乏与精神充实的乡村乌托邦里共有着“青色的梦”。“现在”的“我”是都市霓虹闪烁分外迷人的水泥森林中的一名大学生,“现在”的“牛”则与它的牛同伴们被“用一把青草把他哄上了”拥挤肮脏的卡车被送往“城市”,在高效、精确的宰杀剥洗流水线上变成城市人的食物和皮衣皮具的原料。永恒的“牛”,就是那个一直游荡在天地人间曾啸聚山林、搅闹天庭的“牛魔”,显然它是原始而本能的反抗精神的象征。这三个维度的“牛”及其与“我”的关系的象征意味是很清楚的,但在叙事中被叠加在一起,其象征意涵获得了放大的效果:自古以来的牛魔获得了“现代维度”和“当代视野”,逃出生天的公牛勾连起了神话性的“革命”与乡村底层的生活经验。返回的公牛——牛魔王因而说,“我这次来,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调查我们牛的生存状况……二是调查人们的信仰状况……”,“最关键的不是大闹天宫,甚至也不是把天堂——人间——地狱这个构造简单地颠倒过来,从他们压迫我们变成我们压迫他们,而是重建一个怎样的天堂,重建一种怎样的神、人与魔的关系”,它的当代视野和反思紧扣着两个主题:“生存”和“信仰”——何为合理的生命生存结构、什么是真正理性的信仰。

显然,曾怀着对五光十色的都市的向往的那些牛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幻灭已经证明了“牛们的生存状况”相当可悲,而人们所信仰的“理性”同样不容乐观,公牛——牛魔王的结论是:“人类真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性了”,因为曾经的那头公牛亲眼目睹过人类当今所信仰的这种理性恰恰正是“工具理性”,它以效率、计算和收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精准地体现在由“毛牛悬挂自动线、自动洗牛机、托腹麻电输送机、V型输送机、光电箱式麻电机、预剥皮输送机……”组成的成套设备与流程之中。“已经觉醒了”的牛魔王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完成调查后,所作的第一件事不是直接带领其他动物进行大范围武装起义,而是先进行小范围的实验——带领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逃出动物园,重获自由。遗憾的是,牛魔王的周密而精心的准备仍然没有敌过警察的电棍和麻醉枪,出逃计划以失败告终。

这则“寓言”的先锋性不仅是艺术形式上的,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更是内容上的,它是触及了当代人类生存与信仰这一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反思性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再见,牛魔王!》这篇小说重拾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Saint Joan of the Stockyards)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当然,较之于这部20世纪30年代的布莱希特剧作,《再见,牛魔王!》的时代情境改变了,正如这篇“寓言”所透露的那样,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天庭”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有一个天堂改良派,主张天堂改革,撤销玉皇大帝的尊号,在神仙中举行差额不记名选举,在选举的基础上组成天堂政府、议会和法院,实行三权分立;另一个是天堂激进派,他们也主张改革,但主张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神仙,也包括各路妖魔鬼怪,比如像我(指牛魔王),像铁扇公主,像玉面狐狸、白骨精,等等。但这些都是神仙之间的争论,跟我们关系不大……

“历史终结”之后,重新启动历史、改变现有历史结构的实质性力量还付之阙如,原始而冲动的“牛魔王”也只能制造一场狂欢般的“逃离式”革命。“逃离”、“狂欢”之后让“我”“再见”了一场“革命”,同样也与这样一场“革命”“再见”了。

从《父亲与果园》到《再见,牛魔王!》,从“暗夜行路”那条乡村小道到海德公园马克思墓前的漫长道路,“无止境的游戏”终止之时“唐僧”会再次从白马变回坚守他的信仰的唐僧,被暂时压服的“牛魔王”终究会以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公牛”的形象再次回归,“我”始终会再次回到空间指向意义完全绽露的“国道309线706”界碑,而李云雷的小说也一定会在当代众生生活经验的“情感测绘”中越走越远、越深,绘制出更完整的文学中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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