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遗忘的荒谬
——雷默短篇小说《告密》的反抗主题

■袁志坚

告密是对人性伤害极深的一种行为。因此，告密者只是藏匿于阴暗之中，而不敢公开于阳光之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制度的申讨中，人们难以回顾在一个思想被高度控制的全知全能社会里，个体是如何充满负罪感、羞愧感和屈辱感。个体总是不纯洁的、自私的，也是被卡夫卡所言的“正义的恶”或者加缪所言的“逻辑的恶”所排斥、所惩罚的。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让笔下的人物纠结于一个与告密有关的情节之中，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小说家不愿意充当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是，小说家又在现实中看见了虽然荒诞离奇却鲜活真实的社会表现，尤其是个体的尊严一再被暴力羞辱。经历罪恶，面对罪恶，小说家始终无力。他不能够充当那个绝对正确的仲裁者，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卑微的忏悔者，所以，他只好进入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是一个弱小的孩子的角色。雷默在写作短篇小说《告密》时，不断受到良知的折磨，他最终放弃了全知全能视角，而采取了儿童视角——“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比较难懂的”。他把这个残忍而悲哀的故事写下来，只不过是提醒自己不要回避一段记忆，这段记忆有着非虚构的秘密和伤痛。雷默在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写道：“回忆起我的童年，这样的人好像到处都是”，“我后来写《告密》，把主人公放回到了过去，从过去的那些人中捏造出一个新的人物——国光，他其实是我童年记忆的缩影，在他身上集合了我很多小伙伴的影子。”

《告密》写的是反抗主题。只有反抗，才会使主体的意识觉醒。雷默写的是“我”和国光的反抗，因为“我”和国光都看见了命运的荒谬，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篇成长小说，一个孩子开始思考大人的世界。或者，它写的是一起凶杀案，是一篇侦探小说。在卡夫卡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都是侦探戏，中心情节是：一个秘密逐渐被揭开。卡夫卡问过自己：还有比真理更大的秘密吗？所以，他认为，“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雷默的《告密》，同样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雷默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童年是具有启蒙精神的”，“对童年的回望和追述其实有对生命个体和历史纵深的反思，当下和过去，现实和历史是一脉相承且彼此印证的”。

这次对真理探索的结果，在小说的结尾处呈现出来，是“我”和“国光”对自我及对方的重新发现，是卸除恐惧、取消仇恨之后的人性显现：

我后来在大街上碰到过一次国光，他远远地看到我，像碰到了鬼，下意识地往角落里躲。其实那一瞬间，我也下意识地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们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的惶恐，随后都慢慢地镇定了下来。

……

于是我们在大街上拉了钩。

我说：“这下你该信了吧？”国光冲我“哼”了一下鼻子，然后站在那里笑起来，笑的时候，我发觉他像我重新认识的一个小伙伴。

评论家任茹文对这个结尾进行了解读：“人性中有一股自然存在的力量会重新控制住场面——平静”，“那是从漩涡、斗争和疯狂中复归正常的力量”。

让我们回到小说的情节中，看看漩涡、斗争和疯狂是怎样产生的。国光是“我”在镇上读小学三年级的同学，成绩不好，好吹牛，经常取笑别人。过分的是，他还欺负同学，谁让他打一个耳光，他就割一小片牛肉给谁吃。因为“我”的爸爸对国光的爸爸说，国光的作业都是抄“我”的，所以“我”和国光之间形成了矛盾对立关系，“国光的反击开始变本加厉，他用家里小店的货物收买人心，让原本跟我还有交流的人都不再理我。他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告密者。这跟汉奸差不多一个级别，让我羞愧不已”。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最多算是无意泄密，只是“我”和父亲私下的谈话，被父亲拿去对国光爸爸说了，“可能是一种自卑反击的做法”，“压压对方的火焰”，因为“我们家一直比较穷，而国光家不一样”。邱老师得知“我”因被孤立而成绩下降后，迁怒于国光，打了他的耳光。这引起了国光爸爸的反抗，他来找邱老师讨说法，邱老师躲了，第二次来讨说法时竟然背上多了一把猎枪。后来，国光爸爸连续在夜里磨刀，说要杀个人。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胆小的人说大话壮胆，没想到邱老师去上门家访时，言语不合，“祸就闯下了”。

从情节上看，与告密主题简直是无关的。雷默写的这个行凶者，国光的爸爸，和打同学耳光的国光一样，平时都好吹牛，都很暴躁，骨子里都非常自卑。由自卑所产生的嫉恨、由屈辱所产生的仇恨，演化为侵犯、孤立、征服乃至杀戮。恨，缘于爱的缺失，这户家庭没有女主人，当国光的爸爸对国光的爱受到了伤害，又对改变现状感到无能为力，于是绝望地选择了痛苦地作恶。他觉得没有人支持他，采取了极其懦弱的方式，就是在肉体上消灭别人，同时自取灭亡。

这个疯狂的反抗者想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他的做法，让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让所有人感到痛苦，受到罪恶的谴责。杀人和被杀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甚至，道德审判失去了意义。杀人、自杀，使一切雄辩、一切正义都哑口无言。这个把儿子“被打脸”的屈辱视为对尊严的最大冒犯的人，这个憎恨别人挖苦自己的儿子抄作业的人，如此暴戾凶残，到底是弱者的反抗行为还是恶徒的恐怖行为？到底是在质问生存理由之后的绝望，还是在拒绝生存真相之后的逃避？无疑，他是专横、野蛮、不自由的，是对自身的判决而不是对自身的辩护，他并不是一个本质的反抗者。他在本质上是没有反抗的——反抗行动是对牌局结束、游戏重启的规则制定。值得反思的是，肉体被清除了，就摧毁了一切吗？有什么得到解脱？有什么确立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有所改变吗？世界的荒诞有所减轻吗？死亡是最终的秩序、唯一的后果吗？

为什么国光的爸爸被冲动这个可怕的魔鬼所控制呢？其实，也可以回到告密主题上。一个“告密文化”的环境，是一个没有信任的世界，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一个人失去秘密，就可能失去生命之堡垒、自由之疆域、尊严之寄寓。保守秘密，是为了不受到孤立，不受到贬斥，不受到侵犯。个体是如此软弱，以至于需要在狭小的秘密里获得安全感。一个人的秘密，可能是自我所肯定的那部分主观事实，也可能是自我所否定的那部分客观经历。我们在小说里读到了“我”的被孤立，还应该读到国光爸爸的被孤立，读到国光的被孤立。而且，国光更加被孤立了——“他不无鄙夷地说，他家里出了事以后，以前那些同学一个都没来找过他。他知道，有些是家里的大人管得严，不让他们来见他。”

真正的反抗者一个是“我”和国光，因为“我”和国光对不合理现实进行了反抗，镇定下来，拉钩发誓，遵守了一个告别复仇的秘密。尤其是国光，他从悲剧中走出来，开始觉醒。“笑的时候，我发觉他像我重新认识的一个小伙伴”，雷默安排了一个和解的结尾，让人们放弃仇恨，免于恐惧，建立自觉。但是，不要忘记，冲突并没有完全结束；不要忘记，对抗只会带来黑暗、暴力和死亡；不要忘记，人性之光只有靠自我点亮。真正的反抗，即对荒谬的反抗，是为了寻求一致性是不是冲突。小说是冲突的艺术，更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艺术，为了反思人性、探索真理，为了保持对人性的信任和对真理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