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与叹
——简评高适咏怀古迹诗的艺术特征与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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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讲：“文武之术，左右为宜……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高适身兼文武之术，胸怀“济代”之才，诗圣杜甫以“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来赞颂其儒将风范。

高适“少濩落”、“以求丐取给”，然而志存高远，崇尚节义。他泛观博览，“喜言王霸大略”。锐意进取，“永愿拯刍荛”；留心边务，“慨然思卫霍”。“浮沉闾巷之间”为侠、秉钺临戎之际为帅，通观其一生，真是“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他的诗作“极有气骨”，一生三次出塞，其边塞诗开一代诗风。在他的传世篇章中，咏史诗不容忽视。按照诗歌内容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将咏史诗分为咏怀古迹诗与史论史评诗。本文以诗人创作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古大梁行》、《三君咏》为例，分析其咏怀古迹诗的艺术特征与思想内涵。

高适诗云：“览古空徘徊”，“徘徊”一词见于《荀子·礼论》，“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过故乡，则必徘徊焉。”《古大梁行》一诗作于他途经大梁之时。诗人“驱马荒城”，于荒榛断莽间徘徊，思接千载，置身于浩渺的空间与无限的时间之中，悲天悯人之情、慷概悲凉之气奔涌而出。

关于此诗的创作年代，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以孙钦善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此诗“约作于天宝四载(745)秋由洛阳东行，途经开封时”；而以周勋初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持“乾元元年”说。因高适于至德二年(757)任扬州淮南节度使，乾元元年(758)年因权宦李辅国“恶其才”、“数短毁于肃宗前”而左迁东都太子府少詹事。五月，经睢阳、大梁至洛阳，于史有据(见佘正松考证)，故本文从“乾元元年”说。乾元元年时，安史之乱已历三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而诗人亦“忠而被谤”，身世浮沉。

首句“古城莽苍饶荆榛”，《全唐诗》“莽苍”一作“苍茫”。“莽苍”一词，见于《庄子·逍遥游》，欧阳修亦有“萧条断烟火，莽苍无人境。”的诗句。李白《古风》有“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一句，将“荆榛”与“蔓草”相对，比喻文化荒芜。李白的“多荆榛”，高适的“饶荆榛”，对读起来相映成趣。“驱马”一句，用“愁杀人”极写愁之深，怨之切。高适好写马，如“把向空中捎一声，良马有心日驰千。”的良驹，骨子里透出一股英姿飒爽之气。然而此处，却没有着力于马，而是用心在“驱”字之上。前文提及《古大梁行》所写之情境与高适“览古空徘徊”一句相称，“驱”字体现“徘徊”时的动作与情感。

直抒胸臆作咏史怀古诗，上承《诗经》抒情传统，诗人本意，未尝不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直抒胸臆少了“主文而谲谏”的“兴味”，晚近的杜甫、杜牧的咏史诗则更为含蓄，将情感藏在史事后。如《咏怀古迹》写明妃的“怨恨”，《金谷园》写流水的“无情”，实现了“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的艺术效果。《古大梁行》愁情“杀人”，情感一步登天，然后再将所见所感的荒凉与虚空逐一写出，这与高适其他的咏史篇章迥异。

郑振铎先生将高适视为“人世间的诗人”，说他“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不落边际的话”。《古大梁行》集中体现了高适慷慨悲壮诗风以及直抒胸臆、善用对比等艺术特色。

除《古大梁行》以外，现存的高适的咏怀古迹类诗篇则鲜有历史的虚空感，这无疑是和诗歌的创作阶段相关。如作于开元末(开元二十七年秋)出游魏郡时的《三君咏》。

作者在序中提及作诗的缘由——睹物增怀。诗中所咏三君为：魏郑公(魏征)、郭代公(郭震)、狄梁公(狄仁杰)。诗人拜谒郑公旧馆、郭公遗业、狄公生祠，目睹古迹已成胜迹、香火不衰，思及三公有逸群之才、建不世之功、传千秋盛名，借以砥砺自身，诗中虽有凄恻之情，全无失路之悲；虽有流落之感，全无屈沉之恨。咏叹古迹、追思先贤，寄寓的是“白身谒明主”的愿望。

以咏叹魏征旧馆诗为例：

郑公经纶日，隋氏风尘昏。济代取高位，逢时敢直言。

道光先帝业，义激旧君恩。寂寞卧龙处，英灵千载魂。

首二句既抒发了对英雄生逢其时的羡慕之情，也暗指魏征虽托身非所，大器晚成，这无疑是诗人于先贤处求得的勉励。“济代取高位，逢时敢直言。”此二句，不止是诗人对魏征功业的叹赏，更是他对贞观年间君臣相得的向往。《新唐书》载：魏征“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末二句“寂寞卧龙处，英灵千载魂”将魏郑公旧馆比作诸葛武侯隐居的卧龙岗，无疑是将魏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为何将魏征视为“卧龙”，其一在君臣际遇。高适学兼文武，却“万事空寥落”，这与魏征数易其主，太宗不计前嫌，推心置腹，无疑是天渊之别。更遑论鱼水之欢、以国相托的仁君与贤相？其二在济代之才。将魏征与武侯相比，始自太宗。太宗以魏征比武侯——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其三，则是诗人以武侯、郑公自况，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所谓“长策竟不用，高才徒见称。”

将《三君咏》与《古大梁行》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高适创作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咏怀古迹诗，其风格上存在较为鲜明的差异。《古大梁行》创作于诗人仕途困顿之际，年迈力衰，却老当益壮；《三

君咏》创作于诗人游历四方之时，年富力强，是穷且益坚。因此雄壮豪放的风格在《古大梁行》中夹杂着深沉悲凉，在《三君咏》中洋溢着慷慨激昂。在艺术手法上，创作于诗人暮年的《古大梁行》偏重于抒情，而“多胸臆语”；创作较早的《三君咏》侧重于议论，而多警策语。《古大梁行》对比手法贯穿全诗，昔盛今衰之感强烈；《三君咏》直陈手法联络全篇，追思往圣之意鲜明。诚然“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动荡，正如《古大梁行》中所写：“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将诗人早年的昂扬、乐观的进取之心彻底转化为救国、安民的济世之情。

注释

①(南朝梁)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清)黄叔琳,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596.

②(唐)杜甫.杜诗详注[M].(清)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1122.

③(战国)荀子.荀子集解[M].(清)王先谦,撰.北京:中华书局,2016:440.

④(唐)高适.高适集校注[M].孙钦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3.

参考文献

[1](唐)高适.高适集校注[M].孙钦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佘正松.高适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东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刘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5](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南朝梁)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清)黄叔琳,注.(民国)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5.

[8]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