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伦的交锋

卜键

那时的欧洲刚经历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列强竞起，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亦非昔日可比，而缺少国际视野的大清君臣仍以蛮夷视之。

嘉庆帝素以“守成”为口号，本事没老爹的一半，而在对外交往中的牛气远过之。对于俄国高级别使团的到来，颙琰本来没什么反感，还表示过尽量让他们能参加自己的万寿庆典。对于俄罗斯这个日益强大的邻居，颙琰似乎仍作为外藩看待，允许俄使跟随前来贺寿的藩国使节一起跪拜，高呼万岁，已经是莫大恩典了。是以在给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的谕旨中，特别强调了“态度”问题，若是俄方回函不够恭谨，不遵照要求压缩人员，则予以拒绝;同时表示朝廷并未发出邀请，如果他们自己中途止步，“实乃最佳之举”。

俄国使团在当年9月行至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次克，开始与库伦密集沟通各种细节。蕴端多尔济出身喀尔喀蒙古勋贵，与俄罗斯为世仇，且自幼在上书房读书，熟知颙琰的性情与心思，以故对俄使此行并不热心。先是拒绝教士团随行;接着提出驿站马匹车辆不足，要俄方自行筹办;然后说使团人员太多，要求其压缩至几十人;又要俄方预先提交国书文本和礼物清单，弄清楚对嘉庆帝和亚历山大一世尊号的写法……戈洛夫金与蕴端多尔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外交角力，而争执的焦点根本不是通航、划界、广州贸易等大事上，那些毋庸蕴大臣置喙，而是关于使团人数、礼品清单等。戈洛夫金被迫裁员，提交了一个159人的名单。老蕴审查后指出护送礼品的人和士兵、随员都不必要，要求减至70人。戈氏派出一秘巴伊科夫赶往库伦解释，带去的名单又作了减少，并举雍正朝萨瓦使团120人之例，强调戈洛夫金的地位比老萨高得多，使气氛有所缓和。巴伊科夫也对礼品清单之事作了说明，理由还是大镜子易碎，由是也得知镜子竟至“长数十英尺宽五六英尺”，且有15面之多。蕴王爷被说服了，在向皇上奏报时加以美言，此前虽有谕旨要求俄国使团不得超过40人，见奏也不再坚持。就这样，戈洛夫金总算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清仁宗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

12月20日，差不多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日子，戈洛夫金在给沙皇的奏报中特意注明为零下24摄氏度，俄国使团成员一律盛装绶带，在礼炮声中穿过恰克图，开始了出使之旅的最后也是最奇诡的一段行程。队伍前面是担任护卫的200名哥萨克骑兵，高擎军旗;接着是特命全权大使戈洛夫金，身材欣长英挺，骑在一匹高头骏马之上，显得雍容华贵;他身后是两列皇家近卫龙骑兵，个个亮出军刀;然后是一连串装载人员和物资的车辆，迤逦数里之长。清廷派来迎接使团的两名蒙古王公已等在国境线上，鸣礼炮以示欢迎。而俄方特意调来30门大炮和色楞格斯克火枪兵连，列队鸣枪20响，火炮轰鸣，像是要与清兵比试一下，更像是一场武力秀。

新年的第二天，即1806年1月2日，俄国使团抵达清朝的北方重镇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住进事先准备好的驿馆，似乎没有举行入城仪式。嘉庆帝已对蕴端多尔济下达明确谕旨，要求使团在库伦“演习叩头礼”，达到的标准是“中规中矩，行礼如仪，潜心静虑，面容虔敬”。到达的第二天，戈洛夫金带着几分“降尊纡贵”的不情愿，前往郡王府拜会，蕴王爷礼貌接待，双方互赠礼物，相谈甚欢，并约好次日皇上赐宴，要正式举行欢迎宴会。

次日的会见开始时也算郑重亲切：戈氏率随员盛服而来，虽无记述，估计那些个近卫龙骑兵和乐手都要露一小脸;而老蕴的郡王府自会张灯结彩，天朝的锣鼓鞭炮一起，足以淹没遮蔽外夷那点儿奇巧淫技。蕴王爷相貌堂堂，将使臣等迎入前厅略作寒暄，即引他到东厢房。室内铺着豪华地毯，正中摆一张桌子，上面的香炉插着三支点燃的线香，桌前有三个跪拜用的圆垫，便是演习叩头礼的地方。为使戈洛夫金能愉悦地演练，王爷与专程来迎接的贝子将亲任教习，陪他一起下跪叩首。未想到戈大使弄明白之后，当即断然拒绝，说：如果进京得到清朝皇帝的接见，自会履行应有的礼仪，但决不会在边境上这样做。

蕴王爷等有些恼怒和尴尬，但没有马上发火。他们请使臣进入一个摆满水果和点心的内室，表示皇上为欢迎俄国使团已经兴师动众，命各驿站做好接待，命贝勒贝子从京师赶到边境迎接陪伴，命自己这样级别的大臣沿途护送，还破天荒在库伦赐宴赐酒，而他竟然不能按照规矩行礼，是不应该的。

大使指出：既没人预先告知，此前俄国使团也没有这种先例。

双方交谈的时间很短，不过一杯茶的工夫，戈洛夫金起身告辞，蕴王爷未加挽留。一场赐宴搞到这种地步，两边都有极大压力：俄国使团行程2万里，历时半年多，带着一大堆的谈判目标，自不愿无功而返;清廷已命察哈尔都统和直隶总督划拨专款，布置沿途驿站，修葺打扫馆舍，备足米面肉菜和柴草，车辆马驼更是大量征调，时值隆冬，筹备绝非易易，本也希望俄使能赶上年节欢庆活动的。

过了5天，两人再次晤面。蕴王爷实话实说：此前也发生过来使在典礼上不守规矩的情况，如果不能演习叩头礼，他也就不敢允许使团进京，那么就请回吧。

戈大使针锋相对：我们是奉了嘉庆皇帝的旨意来中国的，没有他的谕旨，我绝不回国。

王爷不免动气：如果尔等不愿动身回国，我们今后无法保证食品等供应。

大使“以更傲慢的口气”回应：即使如此，我也会下令平均分配供给，继续等待。

谈到这里已成僵持之局，据俄国人记载老蕴已开始骂骂咧咧，而他在奏折中仍见出怒气不解，称之“该死的俄国人”“苦役犯”“这些囚徒”“不堪救药”“不是个东西”，极力请求“坚决将其驱逐回国”。

戈洛夫金既不甘心，又担心两国关系急剧破裂，导致贸易中断，決定派遣信使去北京，直接向皇帝或大臣控诉和解释。被派遣的还是巴伊科夫，大使不仅面授机宜，还写了一份长长的训令，写了几封给在京传教士的信，更重要的是为他准备了包括礼品清单在内的一应文件。他要巴伊科夫不仅说明他在俄宫廷的显赫地位，也要重点介绍所兼西伯利亚总巡按使一职，要他在呈递礼品清单时，强调礼品的豪华和珍贵，并代为说明：“由于这些礼品在进入上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中国皇帝的财产，我仅仅是它们的守护者，没有他的特别旨意我无法确定将它们运往哪里。”呵呵，天下竟有这样死乞白赖送礼的，真不愧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哦。

嘉庆帝接蕴端多尔济密奏，接连以五百里、六百里急递发来谕旨，要他传集所部蒙古诸王、台吉、章京等，皆佩带腰刀，整列队伍，邀戈洛夫金前来，“命其行跪拜之礼，然后蕴端多尔济复行跪拜大礼”，再向他逐条宣读圣谕。结果是那哥们根本就不来，老蕴只好派人去驿馆宣旨，“该死的戈洛夫金等竟无些许悔过之意”。次日戈洛夫金又有信来，承诺在京师觐见时会行三跪九叩之礼，老蕴已是烦透了，命使团立即打道回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