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园里安息,天国中永生
——敬悼诗人屠岸

2018-11-15 06:59何启治
海燕 2018年5期

□何启治

2017年12月16日17时,一颗诗坛的巨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中陨落了,一颗激情地跳动了九十四年的心脏停歇了,他那睿智的头颅也终于停止了对人生的思考。这就是屠岸。

屠岸同志的女儿章健告诉我:爸爸走得很平静。临终的时候对我说,生命是个美丽的过程,我是幸福的。

在巨大的悲痛过去之后,我们经历中的一些往事和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便一一在心头掠过。

和李晋西共同完成《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200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的采写之后,我们选择的第二个访问对象就是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出版家屠岸。

屠岸很快就给我回电话,说他有写自传或回忆录的想法,但由于活动太多、太忙而一直没法着手,现在就由他讲述并提供相关的作品、日记和其他材料,由李晋西和我做记录,整理和编撰成书的工作吧。至于采访的方式,他说不必采用“牛汉模式”,不必到中国作协的创作基地去,因为他患有慢性肾功能衰歇这种病,不能吃富含蛋白质的食品,正餐必须吃一盘糨糊状的“维思多主食粉(俗称麦淀粉)”,所以采访只能到他家里来。至于我们中午吃饭的问题,他说不要到外面餐馆去吃,他请了会做南方口味菜肴的保姆,饭桌上加两双筷子就是了。

这样,从2007年11月起,我们每周以周末为主,约有两三天便到他家里去采访。其他几天,则让彼此处理一些紧急事务,或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当然也是顾及张弛有度——毕竟他和我都已是老人了。

到了2008年春天,由李晋西整理成初稿,经我通读校改过的“屠岸自述”初稿,便交由屠岸做或增补,或删节,或修改订正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2008年3月24日晚上,我给屠岸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从去年11月我和李晋西为做你的‘自述’而采访你以来……我们不断增进、深化了对你的了解。我原来就知道,在领导过我的几位社领导中,你是谦谦君子,以儒雅著称。而现在,我从你自述的几十年的历史中,很具体地知道,你的学识、修养以及在诗创作和翻译等方面的成就都是不同凡响的。你的品德和贡献,起码在我认识的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2008年5月10日,屠岸同志在把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应我之请寄给我的同时,回信给我说:“我又看了一遍您给我的这封信。越看越觉得惭愧。您信中对我的评价,我也觉得是担当不起的。说‘品德和贡献’‘独一无二’,这‘独一无二’如何理解,我想了一下,如果说有个人特色,这无可厚非——但这样理解,任何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理解为任何人都不如我,不如我的‘品德和贡献’,那我绝对承受不起!这绝对不是谦虚……”

为什么我会说,屠岸同志在领导过我的几位社领导中,其“品德和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呢?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过我的几位社领导,即社长、总编辑和《当代》杂志主编,先后有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屠岸、孟伟哉、陈早春、聂震宁、刘玉山等人。正像大家所了解的,他们参加革命有先后,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修养,在编辑工作乃至行政领导和组织工作等方面都可以说各有建树。那么,屠岸的“品德和贡献”哪些地方比起他们会显得是“独一无二”的呢?

首先,我想应该是指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和在著译作品方面的成就。屠岸是当之无愧的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学者型的出版家。他还爱好话剧、电影、绘画和书法。他有包括《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诗爱者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夜灯红处课儿诗》等诗文作品;有《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莎士比亚诗歌全编》等翻译作品;有独特精到的《诗论·文论·剧论》等评论作品。这洋洋近三百万字的作品在他生前已收入《屠岸诗文集》(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可谓著作等身。其涵盖之广,学问之深,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就其交游而言,在诗歌界、翻译界、戏剧界、文学出版界和其他各界,朋友之多,其亲和力之大,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在看重亲情,创造和谐、亲密的家人关系,以及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伦理道德方面,他也堪称楷模。

其中突出的事例,是他们家从2003年元旦开始坚持多年的“晨笛家庭诗会”。“晨笛”是屠岸外孙的名字,屠岸用来命名他们定期举行的家庭诗会。在周末或节假日举行家庭诗会,由屠岸于2002年年底提出,家人一致赞同。开头由朗读、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开始,渐及古今中外的诗歌名作。后来由女婿提出,是不是系统一点,便从中国的新诗开始,以诗人为单元来谈。这就从胡适开始,而后是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朱湘、戴望舒、李金发,抗战时的艾青、田间、臧克家、鲁藜、陈辉等。一个人主讲,然后朗诵诗人的代表作。到2005年的“五一”晚上,是第四十次家庭诗会。主题是“鲁迅与诗”。儿子蒋宇平读鲁迅小传,屠岸讲鲁迅的旧体诗、新诗、散文诗、新打油诗。外孙女张宜露朗读了《我的失恋》。2008年1月的一次,讲的是济慈的《夜莺颂》。真是亲情浓浓,其乐融融,既长知识,又有愉快的交流,与会者无论男女老幼都各有收获。这样的家庭诗会何止是在我认识的社领导人中,就是在我的同事、亲友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呀!

第三,体现在对待友情、爱情方面。

屠岸和成幼殊、陈鲁直、卢世光等在四十年代成立野火诗歌会,以诗会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多年。

屠岸的初恋女友是董申生。后来她去了台湾的一个亲戚那里谋职,最后去了美国。1998年妻子章妙英临终前对董申生的妹妹龙生讲,希望她走后屠岸能跟申生结合,再有一个黄昏恋,同样的意思章妙英也和儿女们讲了。此事终因申生不愿意回中国大陆,屠岸又坚决不到美国去而作罢。屠岸说,他对申生的美好记忆永远定格在1945年那个遥远的年代。“终我一生,永远刻骨铭心。”(引自《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三联书店,2010年4月北京第一版,下同。)至于妻子章妙英,屠岸说,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夫妻之情,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回顾自己一生的爱情生活时,屠岸坦然地说:“我一生只爱过两个女子。一个是申生,虽然没有结合,但她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女。一个是妙英,做了一辈子夫妻,她是我的孟光。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婚姻关系是牢固的。我们是一辈子白头偕老的夫妻。”真是难能可贵的榜样啊。

当然,屠岸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完人。(世间哪里有完人?)就工作而言,他自己说:“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

屠岸,是谦逊、平和的人。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甚至有点软弱。“文革”中还一度想过轻生。但他的内心是坚强的、坚韧的。仅举一例:

打倒“四人帮”后,新闻界、文艺界率先感受到政治上的解冻。先是《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长文。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敲响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晨钟。在文艺界,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又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均被誉为文艺界的自我解冻。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只担任人文社编辑部主任和党委委员的屠岸便在1979年1月18日的党委会上向社领导提出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的建议。几天后,1月22日,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的韦君宜即正式告诉屠岸:经与严文井(社长兼总编辑)、周游(党委书记兼副社长)等同志商量后,决定采纳建议,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经过认真的筹备,1979年2月6日至13日,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与会作家有王蒙、张洁、冯骥才、莫应丰、古华等约六、七十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和茅盾、周扬等同志都被请到会上作报告。经过几天艰苦的思考和准备,2月9日,屠岸在会上作了一次认真大胆的发言。他对“文革”公开表示质疑,指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违反组织原则;各系统、各单位“造反派”的“夺权”破坏宪法;打倒“走资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四旧”导致“四旧”大泛滥……现在需要学习以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他还说自己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方面,当然也包括文学创作。讲话中,他慷慨陈词,相当激动。这对于平时谦和待人,像个谦谦君子的屠岸来说,相当罕见。

在我较熟悉的领导和友人中,牛汉和韦君宜都是刚正不阿、骨头比较硬的人,而屠岸和严文井则是对历史和现实,对人生有深刻思考的智者。或者说,前者刚中有柔,后者柔中有刚。表现不同,个性使然。他们都是我所敬重的,很值得我学习的领导和前辈。

如今,屠岸已经远行。是的,他走得平静,临终还对大女儿章建说:人生是个美丽的过程。我还是幸福的。这使我想起屠岸在“自述”中说的话:“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四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写下‘生正逢时’。试想,一个人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生活经历如此丰富,岂不是生正逢时?”啊,屠岸,屠岸,你真是刚柔相济,把一个中国老人,一个智者经历的人生看得这么透彻啊!

在悼念屠岸同志的告别仪式上,看到诗人小山在送给他的花圈上写的挽联:诗园里安息,天国中永生!我知道,小山是和屠岸真诚交往多年的青年诗友,也是十分尊崇、景仰屠岸同志的诗人。她的挽联真是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

我又想起屠岸小女儿章燕在《屠岸诗文集·前言》中写的最后两句话:

愿父亲的诗、父亲的文在真善美的浸润中永放异彩!

愿父亲的生命在对真善美的索求中永远年轻!

书比人长寿。让我们和小山,和章燕一样,真诚地祝愿我们敬爱的大诗人屠岸的生命在对真善美的索求中,在天国中永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