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晓

顾 前

去年，有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多年前的女同事打来的，她邀请我晚上参加一个饭局。这饭局是她们几个我曾经的女同事，为另一个也曾经是我的女同事的人接风。那另一个女同事叫江春晓，她很早以前去了新加坡，今天下午从外地过来。我在电话中一方面表示晚上一定去，毕竟好些年不见了，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她们这些老同事叙叙旧；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很惊奇，真没想到她们至今还记着我。这女同事说，呵，本来也没想到叫你，是江春晓提出来的，她问我们谁能联系到你，最好把你也叫来聚聚。结果为了找你的电话，还真费了不少事，最后还是通过一个熟人，跑到派出所才查到了你的电话。

哦，原来是这样。江春晓，她倒还惦记着我，让人有点小感动，也有点小意外，难道当年我和她那一段同事之谊，还给她留下了什么美好的记忆？

那是一家外资的化妆品公司，公司规模不小，在全国几个大城市都有分公司。我在公司里负责编一份小报，这小报不定期地出，经常一两个月才出一份。上面登载一些公司内部的新闻，比如年终的总结报告会，新加坡的大老板来公司视察，公司新出的规定，新成立的部门介绍等等，还有重要的人事任免，新产品的发布和广告。其余的版面则是公司员工写的心得体会，内容是歌颂公司，热爱公司，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努力奋进之类。公司的管理人员，包括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新加坡，那也是公司所属的集团总部所在地）、部门经理、副经理，公司下属工厂的厂长、副厂长，全都是新加坡华人、印尼华人、美籍华人、台湾人、香港人，总之没有中国大陆的人。对于他们的称呼也有规定，不称职务，男的一律称先生，女的一律称小姐。所以公司里凡是被称为先生和小姐的，就肯定是管理人员，也肯定不是中国大陆的人。公司里有先生和小姐专用的休息室，食堂里有他们专用的餐厅，他们上下班不用打卡，上班时间外出不用出门证，早晨不用在会议室里开集体晨会（主要是唱励志歌曲和喊公司自己编的励志口号）。他们是公司里的一个特殊阶层。

我的工作很轻松，每期报纸我只用两三天就能干完（稍微麻烦一点的事，比如校对、画版，我都包给外面的制版公司干。又不用我花钱，何乐而不为）。当然，我实际上是不会两三天就把工作干完的，因为那会显得太与众不同了，别人都是趴在办公桌上从早忙到晚。我也会装得挺忙，只要坐在办公桌前就胡写乱画，好像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反正公司里除我之外，也没人懂怎么编报纸，以及编一期报纸有多大的工作量。就这么一份工作，收入还相当不错，比我来之前在报社里干的时候工资翻了两倍还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公司的规章制度太严了，让我不太适应。公司规定，上班要穿公司统一发的西装，还要扎领带，女职员要化淡妆，男职员不准留胡须，不准留长发，不准理光头，上班不准抽烟，不准吃东西，不准串岗，不准接打和工作无关的电话，不准干和工作无关的事，不准相互打听收入，午休时间不准打牌，夏天不准穿露出脚趾的鞋，不得大声喧哗，见到管理人员——也就是见到先生和小姐，要主动问好，上班外出要有先生或小姐签发的出门证（大门口站岗的聘请的是保安公司的人，他们六亲不认），等等，还有一些规定，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如果说这些规定还可以理解，那有的规定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比如，办公楼后面有条小路，走这条小路到宿舍区和饭堂很近，可这条小路只有先生和小姐能走，别人是不能走的，别人只能走办公楼前面的大路，要绕很大一个弯。夏天，办公楼后面的小路绿树成荫，而办公楼前面的大路上一棵树也没有，骄阳似火。谁要是实在怕晒，以为偶尔走一下办公楼后面的小路也没关系，就会有保安公司的人（他们在大门口能看到这条小路），朝你吆喝：喂，你，不准走这条路，听到没有。

上班的时候，我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并不多，我常常在办公桌上铺满字典、稿件、新产品说明书、废稿纸、广告照片、版样、前几期的小报，摆出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然后就东游西逛去了。这也是我为自己争取的一个特权。我对我的直接上级，行政部的邓小姐说，我的工作需要找人组稿，还要教他们怎么写稿，以及自己去发掘公司里有什么具有新闻价值的事物，再组织人去写，而所有这些，坐在办公室里是不行的，需要我在公司里到处走动。对我这合情合理的要求，邓小姐二话不说就同意了。邓小姐三十岁左右，人长得普通，脸上有雀斑，瘦高，走起路来像男人一样劲头十足。她对我相当不错，凡是我提出的要求——只要不是太过分，她基本都会同意。比如以工作需要为名买个高档相机啦（我出门玩总会把这相机带上），在公司里待着实在太闷，想到外边去转转，让她签发个出门证啦。还有人向她告我的状，说我上班时偷偷抽烟，因为我的身上常有很重的烟味，这只有刚抽过烟的人身上才会有。邓小姐听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让我稍微注意一点，并没有多说什么。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起码也要把当月的奖金全扣掉。其实邓小姐对人挺严厉，行政部的人都怕她，她之所以会对我这样，一来是她对我的工作一窍不通，抱有某种神秘感或敬畏感（她是印尼华人，她们那地方大概能编报纸的都是些非同一般的人），二来是新加坡大老板有次来公司视察，不知怎么看到了我编的小报，表扬了几句。这既是对我的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也给她长了脸，因而使她对我另眼相看。

我到别的办公室去串门，找人说说闲话，要不就到工厂区去溜达，看看工人们干活，顺便给他们拍两张照片（这样我就像是在工作）。最常去的地方是办公楼顶上的天台，我在那里抽烟，看周围的风景。这里是浦江经济开发区，当时只进驻了不多的几家外资企业，大部分的地都空着，长着杂草野花。南面有一条小河，河边是成排的柳树，再远处是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个高大的发射塔之类的东西。我一边眺望风景，一边感叹自己的大好青春就白白浪费在这偏僻的角落了，浪费在这无聊至极的工作上了。离开办公楼顶上的天台时，我会把烟头一个个捡起来，扔进地漏中去，再用脚把地上的烟灰扫开。

后来，我在工厂区溜达时，发现了一间很大的从不上锁的房子，里面摆满了两米多长半米多宽扁扁的空纸盒。我发现这里很少有人来，就灵机一动，在这房间最靠里的地方，用空纸盒搭了个半人多高、足够坐着和躺下的隐秘空间。从此，我晚上和朋友打牌打到再晚都无所谓了，白天上班，我就钻到这里来睡觉。这么一来，上班的时间就好熬多了，有时一觉醒来，半天已经过去了。我还跑来抽烟，在这里抽烟，可比在办公楼顶上的天台安全多了，那里难保不会有别人上去，虽然我还没有碰到过。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这公司里以女职员居多，女职员中又以年轻姑娘居多。按说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单身男人而言，正可以一展身手。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姑娘们，无论是漂亮的还是不那么漂亮的，几乎全都眼巴巴地盼着能搭上一个先生，是的，先生才是她们的最爱。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先生们有钱，他们的工资不知道是我们的多少倍，此外，更重要的是，如果搭上了先生，就能远走高飞。公司里已经有了两个成功的范例。一个搭上了我们本公司的先生，那先生是香港人，已婚，可他却为了爱情，离婚娶了我们的姑娘，然后夫妻双双回了香港。另一个通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姐，搭上了市里另一家外资企业的一个未婚先生，那先生是美籍华人，天哪，我们的姑娘婚后一步登天，直接去了美国，太让人羡慕了。事情很清楚，在公司里，像我这样的本地土特产，基本上是不在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姑娘们的视野中的。当然，个别既无理想又无抱负的姑娘，也曾对我流露出一点意思，可那长相又实在让我提不起兴趣。

我跟公司里的先生们没打过什么交道，工作没有交集，也就是上班遇到了喊一声某某先生好，某某先生或是对我点一下头，或是头也不点昂然而过（他们通常对待姑娘可要热情多了）。大体上，我对这些先生印象一般，觉得他们除了钱多之外，也就是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我这看法虽然有点狭隘，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有一次，我编的一期报纸刚出来，有人通知我到黄先生的办公室去，说黄先生有事找我。我感到挺奇怪，黄先生能有什么事找我呢？黄先生以前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公司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前面说过，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新加坡，他在集团里另有职务），后来新加坡的大老板来公司视察，不知怎么对黄先生不满意，给他来了个明升暗降，让他当了公司的副董事长，只管公司的后勤部门，而后勤部门也有各自的主管，他们更要听命于副总经理。也就是说，这副董事长实际上啥权利也没有，也就相当于一个荣誉职务。同时，又从新加坡的集团里派了一位吴小姐来当副总经理——也就是公司的最高领导。

在黄先生的办公室，我毕恭毕敬地站在一张黝黑宽大的老板桌前，问黄先生找我有什么事。黄先生把我编的新一期报纸往桌上一扔，严厉地说，你是怎么工作的？头版就有错别字。我吃了一惊，弯腰向着报纸，小心问道，在哪儿？

黄先生把报纸转了个方向，指着一行字说：“看，看，这儿，丁是丁、柳是柳的柳，怎么少了木字边？”

“哦，”我松了口气，说，“这字不是柳，是……”

黄先生反应奇快，不容我说完，打断我的话，“还有这里，”他把报纸翻了一页，“这文章的标题也太长了。”他这明显是句废话，我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从黄先生的办公室出来，我想这家伙大概是赋闲久了，还想再过一把权力瘾，结果就找上了我。接下来的几天，我一想起这事就觉得好笑，然后我跟谁说话后面都要加上一句：“我这人是认真的，咱们丁是丁柳是柳。”或者：“你别说了，你丁是丁柳是柳去吧。”别人不懂我说什么，问道：“你啥意思，借下相机到底行不，嗯？再说那字也不读柳呀。”我哈哈大笑：“你个没文化的，连字也不认识。”

我的工作时常要和吴小姐联系，她是副总经理，有些事要由她直接给我下指示，别人没这个权力。比如头版登什么内容，有的公司文件是全文照登还是只登摘要，大老板来视察的相片要登多大，别的领导的相片要不要登，等等。还有，报纸编完了，要送给吴小姐终审（她不管错别字，只大概看一下标题和内容，偶尔提点意见），她签上“同意”后，我就可以去制版公司了。我和吴小姐的联系都是通过她的秘书江春晓。有时江春晓到办公室来找我，有时我到吴小姐的办公室去找她。吴小姐的办公室是一个很大的套间，吴小姐关着门在里间办公，江春晓坐在外间的一张办公桌前。

江春晓二十四五岁，长得很漂亮，是公司的头号美人儿。她的脸略圆，大眼睛，鼻子小而挺，肤色光润白嫩，身材丰满，个子不高不矮。她话不多，脸上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仿佛是想以此来阻止那些打算接近她的轻浮之徒。她跟我除了工作，极少主动谈点别的什么。在我看来，像她这样的美人儿，显而易见是为先生准备的，因此自然不愿意跟像我这样的低端人士多啰嗦。据说公司里有两个未婚的先生对她有意思，可她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是啊，她既然漂亮到了这种程度，再加上公司的最高领导吴小姐极为喜欢她（吴小姐除了工作，到哪里去玩也要带上她），那么，也并非随随便便什么先生都可以配得上她。一句话，她也可以挑挑先生。

我对待江春晓的态度一直都非常轻松，反正不可能跟她有任何瓜葛，那我还有什么可端着的。我才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跟我东拉西扯呢，谈完工作，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跟美人儿瞎聊聊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她拿我也没办法，对低端人士也要有起码的尊重，不得不应付我几句。她是安徽安庆人，大学学的是理工科。她不爱逛街，业余时间就在宿舍里听听音乐。对现在的工作谈不上热爱，但既然是工作，就要干好。今后有什么打算？没考虑那么多，先干着吧。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这个不关你的事。

有一次，谈完工作，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便指着她总挂在胸前的一个用细小的红珠子串起的浅白带着点黄色的玩意儿问道，这是什么？她说这是象牙的老鼻烟壶，链子是红玛瑙。我说能不能拿下来让我看看。她从脖子后面解下来递给了我。这显然是很有些年头的老物件了，鼻烟壶上有种柔和的油光，高有三四厘米，扁长形，平肩圆弧底，做得很精致，两面有浅浮雕，雕的是花鸟虫鱼之类。我拔起小圆盖，下面是一根细长发黑的金属，顶端有个小勺。她说这是挖鼻烟的小银勺。我对这玩意儿没多大兴趣，看了看就递回给她。她接过鼻烟壶后用手心轻轻摩挲了一下，再仔细地把小圆盖拧拧紧，才重新把鼻烟壶挂到胸前。看得出来，她对这玩意儿很珍爱。

下次谈完工作后，又没什么闲话可说，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和她开个玩笑，就指着她胸前的鼻烟壶说：“你把这玩意儿送给我吧。”

她愣了一下，像是不敢相信我竟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以至于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了。接着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了。

她的态度让我觉得蛮有意思，越发激起了我继续逗趣的兴致。再下一次，我又说：“你把这鼻烟壶送给我吧。”

以后，我每次跟她见面，都要重提这事：“怎么样，把鼻烟壶送我吧。”

有时我只是跟她在饭堂或走廊偶然相遇，我也会说：“什么时候把鼻烟壶送我？”

起初她对我这句话还有反应，或是白我一眼，或是把脸扭向一边，后来她也习惯了，听见了跟没听见一样。而我，说久了也没什么感觉了，说了就跟没说一样，就像一句口头禅似的。

一天早晨上班，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江春晓就走到我的面前，把一个折着口、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放到我的面前。“这是什么？”我问她。

“你看看嘛。”

我拿起牛皮纸信封，翻开口，把手伸进去掏出一件东西。是红玛瑙串着的象牙鼻烟壶。我看了看她的胸前，那里原来挂鼻烟壶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

“送给你了。”她说。

“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一时间搞不明白她这是干什么。

“我要离开公司了，”她说，“这个就送给你吧。”

“你要离开公司，去哪儿？”

她没有回答，转身走了。

她离开公司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她要出国了，去新加坡和吴小姐的表弟结婚。这很正常，不是吗？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失落，她长得这么漂亮，又在这样一个公司，她本来就是属于先生的。

半年后我也离开了公司，原因是我上班睡觉的事东窗事发。头天晚上我打了一夜的牌，上班后，我就钻到工厂区那间摆满空纸盒的房子里去睡觉。我睡得太香了，竟然打起了呼噜。两个来拿纸盒的工人循声发现了我，他们向上面告发了。当我被叫醒，睡眼惺忪地从我隐秘的睡榻中爬出来，只见工厂的一个姓马的先生站在我的面前。我这次玩大了，连一向对我关照有加的邓小姐也爱莫能助了，我被直接开除了。

傍晚路上塞车，我到达饭店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不少。包间里，几个我曾经的女同事已经开始吃喝了。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姑娘和少妇，如今都成了中年妇女，其中一个甚至半头华发，称其为老太婆也不为过了。江春晓的样子更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原以为会见到一个珠光宝气，发了福的阔太太，没想到她却穿着一件对襟的、蓝底白花的蜡染衣服，既没有化妆，也没有佩戴耳环项链之类的饰品。她偏瘦，苍白，额头上有细细的皱纹，一对失去光彩的大眼睛下面有了眼袋，整个人显得憔悴和疲惫。美人迟暮了。她这样子就像街头随便就能见到的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虽然还称得上端庄清秀，但绝不会和新加坡籍的华人阔太太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江春晓热情地招呼我在她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并要服务员拿来啤酒，亲手给我倒上（她们几个喝的都是椰子汁）。我端起酒杯，和她们挨个碰了一下，然后感慨了一番时光如梭，是啊，与当年相比，大家都已面目全非了，如果偶然在街上相遇，还真不见得能认出来呢。接着为了逝去的青春，大家又碰了杯。她们问起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她们。那几个虽和我同在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女同事也早就因为各种原因，先后离开那家外资的化妆品公司了，而且那家公司在前些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为了压缩成本，也已经撤回新加坡了。两个女同事现在已退休了，另一个虽然没退休，但单位效益不好，也下岗了。还有一个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家政公司，经营得还不错。

江春晓的情况让我吃了一惊。她竟然离婚好些年了，并且早就回了国。怪不得她没有阔太太的样子，原来她压根儿就不是阔太太。让我吃惊的还不止这一点：她没有孩子，没有再婚，回国后也一直没有再找工作。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我问道。

“我没什么开销，就是吃口饭，而且吃得很少。我男友的收入——对了，我有个同居的男友——够我们租套小房子的，这也就行了。”她平静地说着，我简直难以想象，这些话，比如“同居的男友”，竟然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我端详着她，努力从她目前的样子中辨认出从前的那个江春晓。

“那你就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干？”停了停，我又问道。

“不，我画画。”

“你画画，你怎么会画画的？”

“我舅舅是个画家，我从小受舅舅的影响就喜欢画画，但父母亲反对，怕耽误学习，这爱好就搁下了。回国后我才把这爱好重新捡起来。”

“你画画卖吗？”

“不卖，我就是喜欢画。”

“你和别的画家有来往吗？”

“没有，我和别人没来往，也不喜欢和别人来往，就是一个人在家里画，有时候也去画展看看。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一个明清画展的。”

与我的关注点不同，其他几个女同事更关注江春晓没有孩子这一点。她们说，不结婚倒没什么，找个男友同居也没什么（呵，我这些女同事倒蛮开放），但不要孩子就有点不可理解了。她们纷纷问她为什么早年不生个孩子，如果有个孩子，生活就不同了，不说老了有人照顾，起码生活有个寄托。甚至有个女同事建议江春晓，也许现在生个孩子还来得及。

江春晓沉默了一下，说，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这人有些事懂得特别晚，比如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你们是多大知道的？反正我是上大学后才知道的。当我知道了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后，我就觉得特别脏，特别恶心，也特别不能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这辈子绝不生孩子。

显然，江春晓这不要孩子的理由，让几个女同事完全没有料到，一时间她们都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随后她们便彼此交换着眼神，仿佛是在说，咱们不也是女人吗，咱们怎么没有这想法？实话说，江春晓这不要孩子的理由，我也是闻所未闻。我听到过各种各样不要孩子的理由，普通的就不去说了，古怪的理由也有。我有个朋友的理由是，这个世界太混乱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实在不放心让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所以干脆就不要孩子了。另一个朋友的理由是，你知道你爷爷的名字吗？如果知道——还算不错，那你知道你爷爷的父亲名字吗？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名字吗？肯定不知道了吧！也就是说，他们跟你是陌生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你既不会想起他们，更不会爱他们，一句话，他们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基于此，我就要问了，我累死累活地繁衍出一长串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干什么呢？我吃饱了撑的啊，算了，从头打住，我不要孩子了。应该说，这两个朋友的理由虽稍有古怪，但也还是在理解范围之内的，可江春晓的理由是咋回事？

“你男友也同意不要孩子？”那个半头华发的女同事问。

“嗯，是的，他也同意。”江春晓说得有点含糊，她给我一种感觉，像是不太愿意就这个话题继续谈下去了。

“江春晓，你还记得吗，”我说起了另外一件事，“你送过我一个鼻烟壶。”

“记得啊，”江春晓说，“怎么会忘呢，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是我祖母送给我的。”

“那是个古董了？”

“是啊，你还保存着吗？”

“当然了，我一直保存着。”我说。可实际上，那个鼻烟壶早就丢了，我搬过好几次家，所有没用的玩意儿都被我送人了或扔了，那个鼻烟壶肯定也在此之列（也许是送人了吧，记不清了），但是我自然不会实话实说。

“我还时常把鼻烟壶拿出来欣赏呢，”我又补充道，“然后就会想起你。”我这明显是一句玩笑话。

“那就好，”她笑了，明白我在开玩笑，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臂。接着她喝了一口椰子汁，继续往下说，“那鼻烟壶是我祖母用过的，她是大户人家出身，我祖母的曾祖父是清朝的进士，当过知府。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去乡下看我祖母，她住在一个门口有两尊石狮子的大房子里，那房子有飞檐，有马头墙，对了，院子里还有棵很老很老的牡丹树，那牡丹树长在一个用青砖围起来的大花坛里，有一人多高。祖母说，这牡丹树是乾隆年间她祖上一个老奶奶嫁过来时带来的，现在还开花。到了春天，当这牡丹树开花的时候，远近的人都会跑来看，因为这棵乾隆年间的牡丹树在当地很有名。我也看过，那牡丹树上开满了牡丹花，好看极了。”

她说得有点兴奋，微微发红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动人的光彩。

我举起酒杯，说：“来，为你的祖母，同时也为了那棵乾隆年间的牡丹树，干一杯。”

今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皖南自驾游，出发前我临时起意，给江春晓打了个电话（在去年的那个饭局上，我留了她们的电话）。我说了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又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说不定我们会拐到安庆去玩两天，主要是我想去江春晓乡下的老家，看看那棵乾隆年间的牡丹树，我问她，到时候她能陪我们一起去吗？江春晓说，好啊，你们来，我一定陪你们去，我也好久没有去乡下老家了，我也很想再看看那棵牡丹树，而且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她的话让我很高兴。本来我还有些忐忑，觉得以我跟她那点交情，也许她会不愿意呢，没想到她答应得这么爽快。说不清为了什么，我对这件事蛮有兴趣。想象一下吧，在一个古老的宅子里，有一些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然后在那长着青苔的院落中，还有一棵开满鲜花的乾隆年间的牡丹树，这不是挺神奇吗？我甚至还想象着，到了夜晚，我和朋友们以及江春晓，围坐在那长着青苔的院落中的一张小方桌旁，边上就是那棵开满鲜花的乾隆年间的牡丹树。天上皓月当空，院子里花影朦胧，暗香浮动，我们喝着酒，聊着一些悠远的往事，那将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

可遗憾的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因为另外几个同去皖南玩的朋友一致反对，他们说，一棵牡丹树有什么可看的，你管它是哪个朝代的呢，古树哪儿没有？他们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给江春晓发了短信，告诉了她我们不去的原因，她也表示遗憾，并说，以后你要是有空的话，就干脆自己来吧，我陪你去我乡下的老家，去看那棵乾隆年间的牡丹树。

后来，我记得江春晓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是夜晚打的，当时我正在酒吧里和朋友们打牌。她的声音不高，我听起来挺费劲，而且似乎还有点迟疑，像是拿不准该不该给我打这个电话。我以为她找我有什么事，可她说没什么事，就是想找人闲聊聊。她问我，你那边怎么那么吵？我说我在酒吧里打牌，她说噢，那就不聊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吧。以后她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渐渐地我也把她给忘了。

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从宿醉中醒来，头还是昏沉沉的，心绪不佳。我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开机后看见了一条短信。短信是去年那个邀请我参加饭局的女同事发来的，只有一句话：江春晓昨天意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