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饲料大王的来时路

当初下订单的人跑路了，兄弟几个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刘永好说，当时非常绝望，因为生产用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说好要还钱，结果被骗，当时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南方周末记者 刘诗洋

发自北京

“最爱劳动的人”

刘永好1951年出生于四川新津一个职工家庭。他的父亲刘大墉当时是新津法院的第一任院长，母亲郑康致是城郊平岗小学的老师。

在他降生之前，已经有了三位哥哥，此后还多了一个妹妹。新津人当时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个并不起眼的7口之家，后来会成为整个县城的传奇。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由于物资缺乏，政府施行供给制。刘家父母虽然都有正式工作，但面对四个儿子也只能勉强度日，三哥刘永美还被送给别人领养。

儿女众多，工资不够，家境自然清贫。童年时期的刘永好有时连衣服鞋子也没有。十多岁时，他就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到县城街上去捡煤渣，因为沿街的商贩总是一大早清理前一日烧剩下的煤渣。很多小孩都会去捡，为了尽量多捡些，他总是起得最早，好赶在别人前面。

除了捡煤渣，还要捡柴火给家里用，多了就拿去卖，贴补家用。那时，刘永好的大哥、二哥都住校念书，妹妹还小，需要人照顾，刘永好因此成了家里“最爱劳动的人”。

1964年，父亲刘大墉被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资减半，后又被关进牛棚。母亲也被拉到街上游行，病退在家。虽然当时大哥刘永言已经进入成都工厂工作，但5口之家依然疲于奔命，刘永好只能更勤快地捡煤渣和柴火，有时甚至还去帮人倒马桶赚钱。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69年，刚刚上了两年初中的刘永好，又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以知青的身份去插队。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因为吃不饱饭，肚子饿，每天不到中午，就会吐“青水”。

那时川藏国道刚修通，正在铺沥青，但沥青质量不好，太阳晒久会融化。刘永好那时候没有鞋穿，每次走过都粘一脚沥青，不光起泡，皮都要掉一层。他开玩笑说，自己现在44码的大脚，可能就是当时不穿鞋造成的。

除了热爱机械之外，他喜欢游泳，到了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在岷江里待两小时。早年的这些经历也让他学会了各种技能，他自称什么菜都会做，会踩缝纫机做衣服，后来还学会了修电器。

刘永好说，正是这些经历给了他信心，当时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后来创业、自己做事的念头与自信，也来源于此。

见证者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不仅掀开了时代变迁的序幕，也间接改变了刘永好的人生。

刘永好当时还在德阳机器制造学校学习。他梦想做工人，在校期间正好有机会去工厂实习，他在那里陆续学过车工、刨工、钳工、铣工、电工。学校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成都机械管理学校，做一名教师。

这原本将是他的一生的命运。回忆过往，他自己也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也许会一直做老师，现在大概已经退休。

但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将心思活泛的人推向了最前面。在改革开放最初两年里，向来关注时事的刘家兄弟，就已经开始打算做点事情。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由于兄弟四人都喜欢电子产品，动手能力也强，用刘永好的话说就是“心灵手巧”。到1980年，他们就打算自己搞电子产品。

得益于青年时期的锻炼和求学中的实践，刘永好兄弟们当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音响，后来还曾成功做出一台电子管电视机，他们把这些产品拉到大街上让人们看，反响空前。于是兄弟几个决定干，甚至还给产品起了个名字，新异电器。

但这个想法随后被当时的公社书记直接否决了，甚至还给他们扣帽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迫于无奈，兄弟四人只好放弃。但经过这次尝试，他们的创业热情却被点燃了。刘永好回忆，当时的想法，一方面是希望能赚钱改善生活，另一方面还是自信，觉得自己有本事，应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自称不把财富当做追求的刘永好，将自己早年的创业动力与成就感归于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说看着自己能不断把事情做成，并且做得一天比一天好，相当有快感，也同时刺激着他继续向前。

之后的两年，兄弟四人一直在寻找机会，观察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觉得搞农业也不错，门槛低，投入少，且对于自小就干活、上山下乡的他们来说很熟悉。于是到1982年，他们决定养鹌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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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资金，鹌鹑最早就养在兄弟几个的自家阳台上，后来越养越多，刘永好下班之后就和几个哥哥骑着自行车到处叫卖鹌鹑蛋，比起他们各自的工作，沿街做生意在当时仍然是让人瞧不起的行当。但他们的钱包却慢慢鼓了起来。于是兄弟们后来决定，要去周边的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扩大规模。

有了做电器时的教训，为了确保项目成功，刘永好在办厂之前又专门找了一趟县委书记，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搞。兄弟四人这才放下心来，变卖了手表、自行车，义无反顾干了起来。刘永好多年之后的商业帝国，也就此展开。

在创业之前，艰苦生活带给刘永好的期望，就是每天能吃饱，最好有麻婆豆腐，每个月再吃一次回锅肉，或者能有一双皮凉鞋也好。但创业并不容易，此后的经历，曾经让他一度感到绝望。

第一次让刘永好感到绝望的事，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初，已经小有规模的孵化场接到了一笔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是一笔大买卖。兄弟几个马上买了10万只蛋准备投入生产。因为买不到大型孵化机，孵化效率很低，刘永好还自己设计了一台大型孵化机，有一间房那么大。

看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到年底，当初下订单的人跑路了，兄弟几个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刘永好说，当时非常绝望，因为生产用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说好要还钱，结果被骗，当时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是刘永好第一次体味到经营公司的困难。他觉得太难了，没法干，甚至想过去新疆躲避，或者干脆跳岷江算了。

但他们最终还是撑了下来，面对债务压力，兄弟几个决定马上将存余的鸡蛋尽快卖了，最后算下来不仅能够弥补，还赚到了一点钱。而这种迫不得已临时卖资产的行为，最终救了他们的命。

这次风波之后，刘永好兄弟的企业便进入了快车道。他们的资产很快就超过了万元，后来又超过了百万、千万，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是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然而时局终究是影响一个人事业的最大因素。刘永好也坦言，一个人在大时代背景下，才能有作为，大时代不对，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有大作为。在避开了资金链危机之后，刘永好再次遭遇危机时刻。

1990年代初期，社会舆论对于“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愈发激烈，这令资产已经超千万的刘永好兄弟感到慌张。他当时想，既然人家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国家不允许搞民营经济了？于是他们跑去找县委书记，但这一次，书记说，社会上确实有很多说法，但我没有接到通知。

刘永好把这次遭遇看作自己经商道路上的一道大坎。他觉得，如果不是书记这句话，他们差一点就要倒了。

一场虚惊之后，刘氏兄弟的事业开始直线上升。1992年，由兄弟四人创立，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诞生。随后兄弟四人又按照价值取向和各自特长将产业均分，老大刘永言走科技路线，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一起走出去发展分公司，仅仅两年就在全国发展了27家分公司。

再往后，刘永好与二哥刘永行也分开了，按照“资产平均分配原则”，他们将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老大刘永言随后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老三陈育新组建华西希望，刘永好则成立南方希望，而他们的妹妹刘永红，也拿到了一部分股权。

至此，一路靠勤劳创业的刘氏兄弟，用简单高效的方式完成了家族企业“老大难”的分家问题，且各自的公司业务也迅速激增，分公司在几年间就开到了130多家。

这几乎是中国众多家族企业中最成功的一次分家。前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曾评价称，这种模式，实分名不分，核心资产共有，讲究共存和持续性，又不回避竞争，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

此后，刘永好于1993年被推选为全国第一批政协委员，至今已连续六个任期，随后又获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主动参与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重要政策建议。

谈起这段历史，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刚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刚好大学毕业，年轻有想法，并且抓住了机会积极投入进去。

“今天让我高兴的是，我见证了一代民营企业的进步，并且在制定政策等方面参与到里面去了。”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他说这是令自己骄傲的事。

新希望的“新希望”

1991年的那场风波，算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这位四川新津走出来的“赤脚首富”，一路扶摇直上，规模越做越大，不仅成了四川首富，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最顶尖的肖像之一。

自发起成立民生银行，并成为第一大股东，到后来成功上市，以及随着中国入世，市场与世界接轨，新希望集团开始“有限”的多元化经营。但在新市场格局之下，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2011年，新希望的销售额突破了八百亿，这曾令刘永好很兴奋，他当时觉得，只要维持现有的速度，公司两年后应该就能冲破千亿门槛。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到了2013年，新希望的销售依然未过千亿。彼时的刘永好开始感到奇怪，他过去一直在落实精细化管理，生产也从未放松，为什么就过不去了呢？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咨询，刘永好发现，是企业原有的战略已经不适应局面，传统企业过去那种一管到底的手段已经丧失了效率和竞争力，人员与组织的固化和老态，也让思维跟不上时代。

他决心从两方面转型，一是管理层的年轻化，二是引入合伙人机制，将公司向平台化引导。

这是刘永好事业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刘永好主动退出，他在上市公司新希望（000876.SZ）的股东大会上透露，将不再担任董事长，女儿刘畅接任，成为他的接班人。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在为刘永好传记所写的序中提到，刘永好是一个典型“川商”，有时不言不语，却往往会迸出大智慧、大手笔、大事业。

这段评价恰如其分。刘永好讲话慢声细语，几乎从不过度表达个人意见，但对关键的问题，却总是立场坚决，行事果断。

而在决定刘畅接班之后，新希望的转型也大刀阔斧展开。过去5年间，公司管理层的平均年龄下降了15岁，而公司在平台化方面也有所突破，旗下草根资本近年来孵化了众多企业。在刘永好看来，新经济形势下，以前规模越大越赚钱的那套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企业能否适应消费升级、能否适应新一代消费群体的习惯，以及接受互联网带来的改变，这才是关键。

后来的事实证明，把这么一大摊子企业交给当时33岁的刘畅，并非外界所非议的那样不合适。从2013年到2015年，新希望的净利增幅累计达到27%。在刘畅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们还完成了对本香农业、嘉和一品的收购。

仍然负责大集团战略事务的刘永好也依然没有止步。2018年10月，新希望乳业IPO成功过会，意味着其资本版图的又一次扩大。招股书显示，该公司的综合毛利润过去三年始终呈上升趋势。

已经67岁的刘永好现在会利用节假日到处走走看看，但名义上是旅行，实际最后都变成了考察，新希望有六百多个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一般都是在旅游的同时顺便看看公司情况。

而他与刘畅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配合。他曾受女儿刘畅邀请，与众多青年企业家一起参加活动，他为此非常开心。

谈起刘畅，他总会显得颇为骄傲。他说自己许多朋友都认可刘畅的成就，自己参加企业家聚会，总是有人希望他出来讲讲“育儿”之道。

他勤俭节约，不抽烟，不喝酒，人生行至今日也没什么奢侈爱好。与其他人相比，他的人设似乎过分完美。同样，他对家人也约束严格。他有一儿一女，尽管出生时家境便已殷实，但小时候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不让他们有优越感，出门要主动拎包，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就连想买一台电脑，最后也买了台二手的。

2018年10月23日，在全国工商联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颁奖仪式上，他受邀第一个上台发表感言。在台下同样获奖的诸多企业家里，最年轻的张一鸣只有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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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资金，鹌鹑最早就养在兄弟几个的自家阳台上，后来越养越多，刘永好下班之后就和几个哥哥骑着自行车到处叫卖鹌鹑蛋，比起他们各自的工作，沿街做生意在当时仍然是让人瞧不起的行当。但他们的钱包却慢慢鼓了起来。于是兄弟们后来决定，要去周边的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扩大规模。

有了做电器时的教训，为了确保项目成功，刘永好在办厂之前又专门找了一趟县委书记，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搞。兄弟四人这才放下心来，变卖了手表、自行车，义无反顾干了起来。刘永好多年之后的商业帝国，也就此展开。

在创业之前，艰苦生活带给刘永好的期望，就是每天能吃饱，最好有麻婆豆腐，每个月再吃一次回锅肉，或者能有一双皮凉鞋也好。但创业并不容易，此后的经历，曾经让他一度感到绝望。

第一次让刘永好感到绝望的事，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初，已经小有规模的孵化场接到了一笔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是一笔大买卖。兄弟几个马上买了10万只蛋准备投入生产。因为买不到大型孵化机，孵化效率很低，刘永好还自己设计了一台大型孵化机，有一间房那么大。

看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到年底，当初下订单的人跑路了，兄弟几个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刘永好说，当时非常绝望，因为生产用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说好要还钱，结果被骗，当时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是刘永好第一次体味到经营公司的困难。他觉得太难了，没法干，甚至想过去新疆躲避，或者干脆跳岷江算了。

但他们最终还是撑了下来，面对债务压力，兄弟几个决定马上将存余的鸡蛋尽快卖了，最后算下来不仅能够弥补，还赚到了一点钱。而这种迫不得已临时卖资产的行为，最终救了他们的命。

这次风波之后，刘永好兄弟的企业便进入了快车道。他们的资产很快就超过了万元，后来又超过了百万、千万，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是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然而时局终究是影响一个人事业的最大因素。刘永好也坦言，一个人在大时代背景下，才能有作为，大时代不对，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有大作为。在避开了资金链危机之后，刘永好再次遭遇危机时刻。

1990年代初期，社会舆论对于“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愈发激烈，这令资产已经超千万的刘永好兄弟感到慌张。他当时想，既然人家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国家不允许搞民营经济了？于是他们跑去找县委书记，但这一次，书记说，社会上确实有很多说法，但我没有接到通知。

刘永好把这次遭遇看作自己经商道路上的一道大坎。他觉得，如果不是书记这句话，他们差一点就要倒了。

一场虚惊之后，刘氏兄弟的事业开始直线上升。1992年，由兄弟四人创立，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诞生。随后兄弟四人又按照价值取向和各自特长将产业均分，老大刘永言走科技路线，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一起走出去发展分公司，仅仅两年就在全国发展了27家分公司。

再往后，刘永好与二哥刘永行也分开了，按照“资产平均分配原则”，他们将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老大刘永言随后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老三陈育新组建华西希望，刘永好则成立南方希望，而他们的妹妹刘永红，也拿到了一部分股权。

至此，一路靠勤劳创业的刘氏兄弟，用简单高效的方式完成了家族企业“老大难”的分家问题，且各自的公司业务也迅速激增，分公司在几年间就开到了130多家。

这几乎是中国众多家族企业中最成功的一次分家。前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曾评价称，这种模式，实分名不分，核心资产共有，讲究共存和持续性，又不回避竞争，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

此后，刘永好于1993年被推选为全国第一批政协委员，至今已连续六个任期，随后又获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主动参与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重要政策建议。

谈起这段历史，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刚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刚好大学毕业，年轻有想法，并且抓住了机会积极投入进去。

“今天让我高兴的是，我见证了一代民营企业的进步，并且在制定政策等方面参与到里面去了。”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他说这是令自己骄傲的事。

新希望的“新希望”

1991年的那场风波，算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这位四川新津走出来的“赤脚首富”，一路扶摇直上，规模越做越大，不仅成了四川首富，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最顶尖的肖像之一。

自发起成立民生银行，并成为第一大股东，到后来成功上市，以及随着中国入世，市场与世界接轨，新希望集团开始“有限”的多元化经营。但在新市场格局之下，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2011年，新希望的销售额突破了八百亿，这曾令刘永好很兴奋，他当时觉得，只要维持现有的速度，公司两年后应该就能冲破千亿门槛。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到了2013年，新希望的销售依然未过千亿。彼时的刘永好开始感到奇怪，他过去一直在落实精细化管理，生产也从未放松，为什么就过不去了呢？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咨询，刘永好发现，是企业原有的战略已经不适应局面，传统企业过去那种一管到底的手段已经丧失了效率和竞争力，人员与组织的固化和老态，也让思维跟不上时代。

他决心从两方面转型，一是管理层的年轻化，二是引入合伙人机制，将公司向平台化引导。

这是刘永好事业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刘永好主动退出，他在上市公司新希望（000876.SZ）的股东大会上透露，将不再担任董事长，女儿刘畅接任，成为他的接班人。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在为刘永好传记所写的序中提到，刘永好是一个典型“川商”，有时不言不语，却往往会迸出大智慧、大手笔、大事业。

这段评价恰如其分。刘永好讲话慢声细语，几乎从不过度表达个人意见，但对关键的问题，却总是立场坚决，行事果断。

而在决定刘畅接班之后，新希望的转型也大刀阔斧展开。过去5年间，公司管理层的平均年龄下降了15岁，而公司在平台化方面也有所突破，旗下草根资本近年来孵化了众多企业。在刘永好看来，新经济形势下，以前规模越大越赚钱的那套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企业能否适应消费升级、能否适应新一代消费群体的习惯，以及接受互联网带来的改变，这才是关键。

后来的事实证明，把这么一大摊子企业交给当时33岁的刘畅，并非外界所非议的那样不合适。从2013年到2015年，新希望的净利增幅累计达到27%。在刘畅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们还完成了对本香农业、嘉和一品的收购。

仍然负责大集团战略事务的刘永好也依然没有止步。2018年10月，新希望乳业IPO成功过会，意味着其资本版图的又一次扩大。招股书显示，该公司的综合毛利润过去三年始终呈上升趋势。

已经67岁的刘永好现在会利用节假日到处走走看看，但名义上是旅行，实际最后都变成了考察，新希望有六百多个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一般都是在旅游的同时顺便看看公司情况。

而他与刘畅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配合。他曾受女儿刘畅邀请，与众多青年企业家一起参加活动，他为此非常开心。

谈起刘畅，他总会显得颇为骄傲。他说自己许多朋友都认可刘畅的成就，自己参加企业家聚会，总是有人希望他出来讲讲“育儿”之道。

他勤俭节约，不抽烟，不喝酒，人生行至今日也没什么奢侈爱好。与其他人相比，他的人设似乎过分完美。同样，他对家人也约束严格。他有一儿一女，尽管出生时家境便已殷实，但小时候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不让他们有优越感，出门要主动拎包，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就连想买一台电脑，最后也买了台二手的。

2018年10月23日，在全国工商联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颁奖仪式上，他受邀第一个上台发表感言。在台下同样获奖的诸多企业家里，最年轻的张一鸣只有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