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与西门子难民收容所

◎郁 青

1996年12月12日，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在美国纽约向各国记者展示了她外祖父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撰写的战时日记，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约翰·拉贝，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兼南京“执行市长”的“活菩萨”，也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

一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北京经商，先后在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天津办事处担任要职。1930年，公司派遣他到南京开辟业务，1931年11月2日，拉贝抵达南京，暂时居住在下关预租的房子内。1932年夏天，拉贝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家声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按照拉贝的要求，学校建一座集办公和居住功能于一体的房屋出租给他。1934年，谢家声以妻子的名义，在小桃园10号（今小粉桥1号）申请土地兴建房屋，该房屋占地面积2．8579亩，约为1905平方米。计有西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栋13间，西式平房一进6间，汽车库2间，共计21间。1938年2月底回国前拉贝在此居住长达4年，小桃园10号成为他的办公处兼住宅。期间，他的夫人、在北平工作的女儿经常带着外孙女莱因哈特来南京与他团聚。

房屋是一幢西式花园别墅，为木制两层小楼加一个阁楼。一楼是会客厅和餐厅，厅内建有壁炉，二楼是书房、卧室和浴室，小楼用作拉贝的居所，而旁边的附楼，则作为西门子驻南京的办公地点。这是一座美丽的西式砖木结构的楼房，粉色的墙，黑色的瓦，花园中绿草成茵，花木成行。阳光透过升降式的大窗户，一直照射到一楼宽敞的客厅中，客厅的墙上挂满了他年轻时在南非的森林中猎获的兽角、鸟类和漂亮的动物皮毛。寒冷的冬天，拉贝常常和亲友们在这里围着壁炉谈天说地。（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08页，2001年）

拉贝搬来小桃园后不久，为解决公司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计划在南京创办一所德语学校，因经费不足而向德国驻华使馆求援。德国驻华使馆答复拉贝：作为学校董事长，必须加入党组织，元首才能拨发学校财政经费。拉贝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他于1934年3月1日加入了纳粹党。（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同年，德语学校落成，就位于拉贝寓所花园的一排平房内，学校约有20多个德国孩子，由拉贝担任校董。拉贝从十几岁开始背井离乡一直在国外工作、生活，对政治和纳粹党了解甚少，加入纳粹党的初衷是筹建学校。此举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付日军、保护中国军民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因此让他在战后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

二

1937年8月15日，日机开始轰炸南京。拉贝正在北戴河度假，听闻南京遇袭的消息，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返回南京。平时只需40小时的行程，这次花了10天半时间，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在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的通知里，大使馆劝告所有无特殊原因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尽快撤离。9月20日，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告诫所有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3天后，拉贝收到西门子上海总部的来信，信内对他的安危表示关切，并支持他采取一切有利于人身安全的措施。拉贝依然决定留守南京，帮助身处危难的中国人民。

拉贝故居

拉贝在寓所的院子里修了一个结实的防空洞，并备置了食物、饮料、药品、浸醋绷带等物品。在防空洞旁，他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画了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以警告日本轰炸机：不许侵犯，这是德国人的领地，附近的居民纷纷前来躲避空难，拉贝总是遵守妇孺优先的原则，他希望人们能够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他坚持让孩子和妇女占用防空洞最安全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曾有一个胖子报务员总是挤占中间的好位子，拉贝毫不客气地在防空洞入口贴了用中、英、德文写的非常醒目的海报，申明如有违反妇孺优先规则的，今后不得再使用防空洞。越来越多的难民躲进拉贝寓所避难，防空洞里拥挤不堪。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48页，1999年） “这段时间，我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第二个防空洞的建造工作不得不中断，因为坑里全是水。”（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14页，1999年）

三

1937年11月，为了尽量减少战争给平民造成的伤害，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提议在南京设立难民区，拉贝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且有职务，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安全区占地3．86平方公里，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国大使馆等机构。安全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拉贝的住宅是其中之一，史称“西门子难民收容所”。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即拉开了血腥的序幕。日军在南京城内肆意烧杀掠夺，屠杀、强奸、抢劫、焚烧，暴行每天都在升级，安全区内并不一定安全，包括拉贝的住宅，据助手韩湘琳统计，最多的时候，在拉贝的办公室和院子里投宿的人一共有602名（302名男子，300名妇女，其中有126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有

一个婴儿仅两个月）。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公司的14名职员、杂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样算起来总数约有650人。日军频频骚扰，他们常以搜查中国军人为名进入安全区，拉贝不得不经常守在家中保护难民。“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209页，1999年）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日军对德国国旗和纳粹党徽章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多数情况下，拉贝只要展示他的袖标或者大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就能震慑日本士兵。拉贝除了收容平民外，还冒险救助了部分国民党高级军官，包括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周清锋等都躲藏在拉贝家二楼，还有一名飞行员王光汉躺在拉贝家中养伤。拉贝离开南京时，王光汉扮作拉贝的佣人，成功地离开了南京。在拉贝的得力保护下，在其寓所避难的难民全部存活了下来，没有一个伤亡，这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平民受到伤害的难民收容所。拉贝为能够拯救这么多人的生命深感欣慰：“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人的性命。”（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227页，1999年）1938年的新年，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四

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拉贝每天以日记和其他文件的形式在其寓所内详实地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共计2100多页，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500多个案例。

拉贝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体,那些都是平民的尸体。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从后面被打死的。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是无法相信的。”（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76页，1999年）拉贝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了他亲眼看见的暴行，同时也将国际委员会为维护安全区秩序所做的努力以文字、图片的形式附在日记中，“请允许我向贵方递交有关日军士兵在南京的令人遗憾的暴行记录（序号为71号-96号）……这表明局势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由于其他防范措施至今未起任何作用，所以我们希望从今天夜里起，每天夜晚在18个收容所和大学医院的大门口安排岗哨；白天在五台山的粥厂前，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对面，并在大学体育场旁也安排岗哨。”（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229页，1999年）

拉贝在帆布上画的德国社会党党旗

德文版《拉贝日记》

拉贝日记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的祖国在二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作为纳粹党员，他的记述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严谨性。它不仅揭示了侵华日军的血腥与残暴，也记录了正义之士的无私与善良。它是拉贝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日记中的历史档案弥足珍贵、独一无二，填补及丰富了南京大屠杀史的部分空白，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严重罪行的强有力证词。

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其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奇迹，面积占全城总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成为南京市唯一一块得以幸免火灾的绿岛，而他们在黑暗时刻对生命的守护，为维护人类正义与尊严所出的贡献及对和平事业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位于小桃园10号的西门子难民收容所，如今已建设成为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它为生命带来曙光，它传递着和平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