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的民族认同危机与民族国家建构

摘 要 民族主义作为一类新的社会思潮，其在诞生以后快速传播并且逐渐成为影响我国近代与现代政治的关键因素。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危机来自三类民族主义的影响，其尽力建设民族国家但是却由于没有掌控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而导致失败，最终也使自身政权走向覆亡。

关键词 晚清政府 民族主义 认同危机

作者简介：黄怡婷，武汉工商学院。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0.356

清朝末期，政府合法性受到质疑，如何走出困境且重新建立起管理者的政治权威始终是我国学者在进行近代史研究时重点关注的一项内容。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有下述两种主流观点，一是革命解释，这种观点指出，农民奋起抗争再加上辛亥革命的压力等种种来自于民间的反叛和压力最终造成政府的衰落；二是殖民解释，这种观点指出是因为外国殖民者从鸦片战争爆发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活动，尤其在19世纪晚期，殖民者的迅速瓜分最终造成清政府的管理出现问题。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分别站在某个角度阐释清朝衰落的缘由，然而仔细度之，却又不乏理论瑕疵。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理清清朝末期危机出现的原因，当从民族主义这个最终推动我国近现代政治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开始分析。

一、作为学理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lism）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美洲，后经欧洲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的传播而遍及世界。但是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本体论理解仍比较复杂，就如同哈斯所说：民族主义好比是一只大象，研究这個课题的学者就像是盲人一样，每个人都只能摸到其中某个位置。在这些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研究里面，笔者进行搜集，列出了三种比较典型的学术理论，并认为这些理论有机组合在一起代表了现阶段民族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第一种是以JohnAArmstrong为代表的客观研究取向。例如有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具有特色的语言文字或者是有特别的风俗习惯等，而事实证明，这些黏合剂在历史发展中都是实际存在的。该理论认为民族往往是基于血统、语言文字等而产生的，但是民族主义仅仅是由民族引发的某种情感；第二种观点则是以盖尔纳、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为代表的主观建构取向。这些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的起源有一个主观层面的基础，简单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在民族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而民族不过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创造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三种观点是以安东尼·史密斯、杜赞奇为代表所持的折衷观点。史密斯指出，民族应当是在之前的族群概念上进一步形成的。这种理论与第二种观点一样，不赞同盖尔纳的论述。

上述过程里面，相当一部分传统的文化和习俗也许会渐渐消失，但是同时也许能得以创新。针对这一问题，杜赞奇创新性的使用了“承异”来描述民族主义的出现，同时涵盖了对历史的继承与创造两个方面。在他看来，盖尔纳等主观论者从本质上将民族视作是在现代产生，并且认为其源自于想象，这无法对意识进行准确“度”量，所以很难打开程度适中的局面；客观论者过分看重民族主义出现的根基性纽带，却未能对民族的内心活动及感情基础进行重点关注；折衷论者能够从某种程度上避免出现上述两种观点的弊端，同时还能考虑到导致民族主义出现的方方面面的原因。然而无论以上哪一种主张更能准确地反映民族主义产生的过程，一旦民族主义被建构出来就立刻由其发源地向外扩散而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支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

二、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晚清政权

过去，我国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往来互通和战乱纠纷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概念框架。这或许亦是历史事实，古代中国的民族意识的出现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民族主义，毋宁说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一种普世主义或者说天下主义。此外，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大部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是根本没有国家观念的，他们更愿意使用“天下”这个词，由此可以看出其不具备国际对抗性。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并没有把民族国家当成界定群体的依据，而是将国家或者是一种文化当成界定依据，只能定义成“文化中国”。但是，19世纪后期因为其他国家入侵中国，使得这种理念逐渐动摇，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中国人不得不用国家共同体的观点替换了之前习以为常的观点。由于有更多的机会与其他国家的人接触，很多中国人开始对民族共同体产生了更为明确的认识，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强烈地冲击了晚清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而这一冲击又由于清政府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增加了冲击的强度和效度。一般而言，为了分析的清晰，学界将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潮分为三种具体的形态。

（一）种族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在种族属性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表现出民族认同感，在这种形态下，种族之间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部分种族凌驾于其它种族之上而具有一些特权，而那些劣等种族则应该受到歧视。由于此前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直在吃败仗，再加上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使得清朝统治者散尽自己手里的资源，还导致很多知识分子直接把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全部怪到统治者的满族身份上。如章太炎就宣称：“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侵微侵削”。可是历史证明，种族民族主义在那个发展阶段成为了清朝统治者重塑自身合法性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

（二）政治民族主义

这种形态认同的主体为某个政治共同体以及国家政权。清朝末期，统治者尽管能够考虑到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然而由于其已经丧失大量国家主权，所以其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如雨尘子在1902年就指出：“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尔曼之联邦……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被认为是未能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知识分子指出，要想达成这个愿望，首先就要推翻清朝的政权。

（三）文化民族主义

这种形态是民族主义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这种形态的理论毫不犹豫地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从文化层面把民族整合在一起。这种形态在我国的盛行主要是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正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分子。1898年4月，这些人组建了保国会并喊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他们希望通过儒教的复兴和再造来抵御基督教文化的侵袭。但是假如在这个时候清朝统治者作为文化民族主义重新建立的主体还具有一定正当性，随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则促使知识分子做出了更深刻的思考及批判。章太炎就认为中国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并非是教不教，而是国不国。国粹派则根本不谈保教论，他们以宋、明等王朝的衰亡历史为宣传的核心，在倡导文化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暗示了推翻清统治者的理性目标。

种族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三种类型的划分只是韦伯意义上的一种“理想类型”，在实践里，这三者通常是彼此渗透交融的，然而对以上三种民族主义进行概括和整理后不难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就是都针对已经名存实亡的清朝政权。基于民族主义引发的思潮，清朝末期的统治者不得不为了重塑自身合法性采取必要的措施。

三、晚清政府的民族国家重新建立和两难境地

清朝末期统治者所面临的从未遭遇过的合法性危机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历代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权危机，而是整个封建王朝合法秩序的困境。宏观来说，当时的统治者所遭遇的不仅仅是被新王朝取代的危机，而是要在社会结构和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建构一个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难题。或许晚清政府亦觉察到了这一点，其在王朝末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正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一种自觉，然而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以及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则使得这种努力失败并最终导致了清政府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王朝命运的覆亡。

这一系列“新政”的实施最早是在1901年，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在戊戌变法基础上的延伸。新政的实施覆盖了行政、教育、金融、司法、军队建设等方面，由于覆盖面广，并且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所以罗兹曼教授曾经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将其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内忧外患，因此清朝末期的管理者必然是希望这些新政改革能够推动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这样一来也解决了他们合法性权威受到质疑的问题。问题在于：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新军，当时的清朝管理者一直都没有办法自如的控制和运用相关的思潮及力量，这导致清政府同地方势力以及革命派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失去了话语权，面临的局面也相对被动。除此之外，新政在推行的时候由于面临的政治时局更加动荡，这使得统治者所面临的民族认同危机更为突出。首先是地方实力派要求重新分配地方议会的利益，这些人团结一致抵抗中央使得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进行妥协；其次则是因为政治参与更加频繁，导致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清末新政中占据咨议局主导地位的士绅阶层，以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而大量的民间团体、组织和政党的陆续出现，导致政府政治权力失去了垄断。当所有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尝试着回顾思考这些历史之时，很容易得到一个判断结论：清朝统治者之所以会面临垮台的悲惨结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未能够准确掌控民族主义。如果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失去了民族主义话语权并且未能顺利完成合法性轉移，肯定是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取得成功的，更严重的是导致其消失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可能正是因为后来的执政者意识到这一问题，随后一段时期，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政权证明自己正当性的主要理论。不管结果如何，这些政治派别都会更主动地赢得民族主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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