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研究的多重面孔
——方长安访谈录

◎ 于慧芬

于慧芬（以下简称 “于”）： 方老师， 您好！非常荣幸借 《文艺论坛》 “评论百家” 栏目对您进行一次访谈。 您在诗歌研究领域为人熟知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您的见刊文章和学术著述进行梳理， 不难发现， 您学术研究的视域远不仅于此。 对您的学术历程进行简要回溯， 从读博士研究生到现在的20 年间， 您在文学思潮研究、 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传播研究、日本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甚至您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还有所涉猎， 并且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过系列成果。 众所周知， 武汉大学有着悠久而深厚的诗歌传统， 现代时期有闻一多先生，当代有陆耀东老师、 龙泉明老师， 而您正是师从龙泉明老师， 您能不能谈一下武大诗歌文脉对您从事文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方长安（以下简称“方”）：武汉大学诗歌传统深厚，文学院第一任院长闻一多先生，既是诗人，也是学者。武大樱顶有闻一多塑像，他是一种精神象征，或者说诗歌文脉体现。从五四到现在，武大代代出诗人，大家写诗、吟诗，成为一种传统，珞珈诗歌或者说珞珈诗派是现代以来新诗坛的重要力量。学术研究方面，诗歌也是一代代学人们关注的重点，古代文学专业且不说，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的老师陆耀东先生、孙党伯先生、龙泉明先生、於可训先生等等，都是著名的新诗研究专家，都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武大是公认的新诗研究的重镇之一。在这样的诗歌氛围里，我对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跟随龙泉明老师读硕士期间，最初几篇习作，都是新诗方面的。

于：扎根于史料， 强调“论从史出” 似乎成了珞珈代代学人共同的特质。 这似乎不仅是一种治学态度， 更成为一种精神坚守， 也是您对后辈学人反复强调的一点。

方：你的概括非常好，“论从史出”是武大人的一种共识，它是武大务实精神的反映，在浮躁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信念，一种精神坚守。学术研究当然有不同的路径、方法，我是1980 年代中期开始尝试着文学研究的，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创新的时代，为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方法论更新成为学界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思潮。西方各种理论被译介进来，以新的理论透视文学现象，理论成为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我进武大读书后，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老师们都强调学术研究不仅要理论方法更新，更要重视一手资料，要“采铜于山”，认为这是学术研究创新的基础。教研室老师们不约而同地要求我们，必须去阅读民国时期的期刊，借助期刊去真实地感受过去的时代，认为这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最好途径。所以，读书期间，我常常呆在老图书馆阅读《民报》《时务报》《新青年》《新潮》《创造季刊》《现代评论》《现代》《东方杂志》《诗》等。这些期刊的封面设计、插图、广告等，确实一定程度地展示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现代性”，使我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有比较具体的认识，而没有以西方现代性理论硬套中国现代文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从期刊史料中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现象，发现学界少有关注而又颇有价值的材料，使我意识到阅读一手资料才是研究的“捷径”。我是龙泉明老师的硕士、博士，他特别喜欢谈他的老师陆耀东先生搜集资料的硬活，我也常常听陆耀东先生颇为自豪地讲述李欧梵先生到他书房，称他是新诗集第一私人藏家。陆先生为写《中国新诗史》曾与夫人谢咏梅老师到北京、上海、重庆等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购买、抄写新诗集，在学界传为佳话。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忌空谈。这些对我影响很大，使我慢慢养成了从一手资料进入研究的习惯。当然，只有材料肯定不够，必须具有穿透材料的眼光，所以理论学习、理论思辨也很重要。从1980 年代过来的读书人，大都对理论感兴趣，比较广泛地涉猎了各种理论著作，有文学方面的，也有历史、哲学、政治乃至经济方面的。但我要感谢武大我的老师们，他们让我在理论阅读的同时，沉静下来，研究中追求史与论的结合。我当老师后，当然也是特别要求学生看一手资料，将之视为学术研究的正路。

于：在对您的见刊文章进行梳理和细读中，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 2002 年至2006 年是目前您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 发表了数十篇有分量的论文， 您把研究聚焦于十七年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问题， 比如2002 年发表于《文学评论》 的文章《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 用大量的史料揭示了苏俄文学和欧美文学在十七年文化场域中的传播状况。您认为 “两结合” 置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因有冷战因素的介入， 同时也有民族身份模糊产生的焦虑感。 在这篇文章中， 您提及的“民族身份的焦虑”， 是理论性话语， 同时又是史料性话语， 二者之间相佐证、 相契合。 这种对两种话语的处理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您扎根于史料的同时， 又以一种新的视角或者新的思维方式对十七年译介状况进行重新审视和整编，重归特定时期的历史现场？

方：龙泉明老师1996 年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即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他给我分了两章，一是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二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我当时感兴趣的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但老师分派的课题任务得认真做啊。一般认为，十七年文坛与外国文学关系较为疏远，只是与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化的关系，但在大量阅读那个时期的报刊杂志和翻译资料后，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十七年期间不仅与苏联文学关系密切，还与欧美文学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且外国文学翻译比现代时期更繁荣，苏联的、亚非拉的和欧美的作品大量译介进来了。这是被盲视的历史事实。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现象，是当代文学史常识和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在这之前我做过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培养了一种宏观研究的思维习惯，或者说习惯从世界看中国吧，所以我打开了自己的认识视野，将十七年中国的文学现象与问题放在世界文化、文学背景上认识，而那个时候世界处于冷战状态。冷战是意识形态现象，但我认为又没有那么简单，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是有自己的民族诉求的，将这一观点引入到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研究中，一些较为复杂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民族身份焦虑现象，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而且是一个史实支撑的事实问题。从史料中发现了理论问题，理论话语与史料之间相得益彰吧。

于：从您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实例中， 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扎实的史料基础， 使我获益最多也最有启发性的是面对史料如何从中挖掘出学术生长点。这就需要扎根史料还要有 “穿透材料的眼光”。 您刚才的回答中有一个核心词， 也是您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 “民族性”， 我知道2004 年和2005 年您在《河北学刊》 分别组织了以《民族主义与20 世纪文学》 与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 为题的讨论， 当时参加讨论的有郑敏、 王本朝、 刘复生、 王桂妹、 翟兴娥、 黄发友、 李润霞、邓程等。 各位老师的论述都非常精彩， “民族性”在不同的文学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在特定时期与现代性纠葛在一起， 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即使放在十四年后的今天来看， 这样有价值的论题仍有讨论的必要。 如果把 “民族性” 放在新诗的发生、 发展中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

方：民族性一直是新诗史上一个焦点问题。由于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觉反传统，同时强调向域外诗歌学习，所以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就变得敏感起来了。梁实秋曾经说新诗就是外国诗歌的一个支流，这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确实与西方有着渊源关系，这是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很多诗人确实不是在民族传统中写诗，而是艺术上明显地远离中国固有经验与传统；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国新诗是西方的支流。中国新诗是中国诗人置身中国问题空间，以汉语写作的表现中国人精神、情感的诗歌，不管是属于哪个派，其实都是民族性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新诗概念前面要加一个“中国”来限定，即中国的新诗。当然，这里的民族性是一种新型的民族性，是中国在历史转型过程中创造或者说发展出来的一种民族性，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民族性，且已经沉淀为一种新的传统了。当然，从民族性考察中国新诗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从中国立场、中国身份角度去梳理、研究新诗人的创作心理、新诗文本，一定会有大的发现，所以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

于：2005 年应该是您学术研究具有转向性的一年。 在您的专题讨论论文 《新诗择取民族诗歌传统之启蒙逻辑反思》 中， 您把 “新诗”放在民族诗歌传统的脉络之中， 考察现代诗人启用传统的诗歌资源时的“启蒙逻辑”。 这篇文章在您学术转向的时间节点以扎实的史料基础和宏观的学术视野体现出您非常成熟的学术风格。 在龙泉明、 陆耀东等人的诗歌研究的影响之下， 您对武大诗歌研究的成果有所继承的同时又开掘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 在新诗研究方面您是如何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 又如何在前人“影响的焦虑” 之下进行学术突围？

方：陆耀东先生、龙泉明老师以及其他很多我特别敬重的师长、朋友，在新诗史研究、新诗创作思潮研究、诗人论等方面成就卓著，他们对于新诗史演进规律的揭示，对于诗人创作心理的研究，对于新诗艺术本体的分析，向我们敞开了新诗内部的丰富复杂性，也使我明白新诗研究既要有宏观大视野，又要深入到内部进行微观透视。他们的研究开启了我的诗思，打开了我对于新诗的认知空间。我开始从事新诗研究时确实有一种创新焦虑，就是如何做有自己特点的研究，如何突围以获得新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我的老师们对我的要求。后来，经过几年的摸索，我决定从传播接受维度研究新诗，以探求新诗发展演变规律，探求现代诗学特点及其建构路径，揭示新诗经典化的规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新诗（1917-1949） 接受史研究》，2016 年遴选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出版，相对于学界既有的中国新诗史研究、新诗创作思潮史研究，这是我努力突围的一个成果吧。我现在正在做的近百年文学史著作与新诗经典塑造关系研究课题，特别是2016 年申请获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属于新诗传播接受史料建设、研究课题，也可以说是我继续沿着既有的研究路径寻求自我超越的一种努力吧。

于：您见刊的另外一篇关于十七年的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新中国十七年的传播研究》，毋庸置疑，您是在学理性的层面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行探究。我想在此向您请问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如果非要对您进行代际划分，您应该属于“60 后”学者，您这一代学者几乎历经了当代中国重大的历史变革。相对于我们成长于九十年代的这批人而言，您对中国当代历史有学术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经验层面的感知与体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应该是特定年代对“50 后”“60 后”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您对这本书曾经有过怎样的阅读体验？您能不能回忆一下青少年时代有哪些书对您从事文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方：我觉得自己小时候懵懵懂懂，好些事情听说过，但似乎又不太明白身边大人们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对当代历史经验层面的感知与体察也是欠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印象深的就是其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那时大家都在背诵这段话，彼此励志，但对如何不虚度年华的问题似乎也没有思考过。老实说，对我后来的研究似乎没有什么助益。其实，我早期阅读中，《诗经》《水浒传》《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浮士德》以及艾青的一些诗歌、朱自清的《背影》等是深深打动过我的作品，但对我后来的研究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后来接触到的精神分析学说、原型批评、叙事学、形式主义批评、接受美学、存在主义思想等成为我自觉不自觉地观照文学的一种理论方法。

于：同一时期您的研究视域还囊括了近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我认为这一时期您的研究在关注一个十分核心的问题——译介文学。现代文学的发生有文学自身内部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域外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少西方文学通过日语转译到中国而传播。某种程度上译介文学催产了新文学的降临，而日本文学是其中的一剂猛药。对日本现代文学的细致考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步。从您的研究可以看出，您提出许多有建树的学术生长点：对晚清的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之间关系的考辨；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将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相勾连；对中国戏剧的发生与日本新剧发生二者内在逻辑相似性进行厘定等等。与此同时，您也对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进行了反思性的考察。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当时对近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产生兴趣？

方：这个问题，我前面提到过，参与龙泉明老师的课题做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但课题完成后，自己却割舍不下。阅读过相关资料后，感觉到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与日本文化、文学的影响相关。那个时候，学界热衷谈论中国文学转型问题，那么推动转型的力量是什么，影响转型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使我进一步考察了日本作为一种力量对中国文学转型所起的作用，使我觉得新文学一些原生性的问题与日本因素相关。

于：受益匪浅。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是研究现代文学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现代时期许多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谈及他们的创作很难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避而不谈。或者可以作如是说，留日作家群成了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史景观。与此相对应的是欧美留学作家群，如胡适、冰心、林语堂等，您其实对鲁迅、周作人、胡适颇有研究。您的博士毕业论文对鲁迅和周作人的论述，颇见学术功力。请问不同的海外背景会不会使留日作家群与欧美留学作家群呈现出不同的思想特质？您能不能结合您的研究谈一下这个问题。

方：中国新文学队伍构成是很多人都谈过的问题，留日作家群和欧美留学群是两股最重要的力量。日本是后现代化国家，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变革是其近代重要的特征，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思考中国问题，只有革命社会才能变化，这是他们在日本获得的经验，所以不少人变成了激进的革命者，他们身上有一种革命的气质，社会政治革命或者文化革命。他们的创作相对于新旧传统多有一种叛逆性。欧美情况不一样，现代化达到较高水平，文化秩序比较稳定，人们不是激进地倡导现代化，而是冷静地反思现代化弊端，理性思考代替了激进的革命，建设性大于批判性。留学生看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模型，所以更多的是以之为榜样来想象中国的未来，这样他们形成了相对沉稳、理性的文化气质。当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进程的亲兄弟，置身相同的文化环境，文化性格为何完全不同的问题。周作人后来的人生经历、文学风格与他的日本文化观有着深刻的联系；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立人思想体系与日本文化、文学也有着复杂的关系，从与日本关系角度可以对鲁迅的文学观念、审美品格构成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于：近些年您主要从事新诗研究，涉及新诗的发生、传播、接受的各环节。如果根据新诗研究对象的不同，做一个极简式分类，应该可以分为诗歌本体研究和诗歌外在现象研究。您的研究主要是对诗歌的外部研究，聚焦于诗歌现象的考察。我比较关注您在新诗经典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如《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大堰河——我的保姆〉 的经典化研究》《角落到中心的位移——选本与〈 雨巷〉 的经典化》等等，您的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经典”的阐释，而是试图澄清何以谓“经典”，还原历史现场，勾勒出特定诗歌成为经典的知识谱系。请问您怎么来看待诗歌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方：从2005 年开始，我就将主要精力放在诗歌研究上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在我这里不是绝然分开的，我对新诗传播接受的研究，是从追问何为诗出发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诗歌意象、节奏、结构等角度分析一首诗之诗意，从诗歌本体层面确认其是否属于经典，但问题是在不同人眼中诗意是不同的，对某首诗是否是经典态度也不一样，就是说诗歌之好坏是读者说了算，所以思考何为诗、诗意何在的问题与读者分不开。离开读者接受的所谓内部研究是无法解释何为诗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内外部研究结合才可能解释诗之复杂性现象，才可能回答经典生成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不能完全分开，二者的目的都是指向诗性解释问题。

于：除了上述研究，其实您早期还写过一系列关于小说研究的文章，比如您对《马桥字典》 《边城》的评论，对三十年代现代小说的研究，我注意到您世纪之初在《光明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犀利的短评《作品的崇高感哪里去了》，您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新世纪文学的关注和思考。您对众多作品崇高感丧失沦为庸俗市侩的婢佣而感到失望。你发表这篇文章是在2002 年，而十五年后的今天很多行业都在热议一个话题——人工智能。今年上半年最劲爆的话题之一就是柯洁对战AlphaGo（阿尔法狗） 并且被击败。人工智能甚至渗透进文学写作领域，只要输入关键词，人工智能机瞬间写出目标诗。我们甚至不能对人类的作品和人工智能的作品进行准确的区分。一方面，对于普通的诗歌阅读接受者而言，不久的将来也许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对于专业的阅读者或者研究者，相较于过去，我们面对的文学生态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裂变。我们处在一个无比丰富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处在一个无比庞杂的时代。请问您是怎样看待新世纪的此种局面？

方：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摆在人们的面前。思考这一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读者阅读体验和写作者生命表达各自的含义。从读者维度看，一个文本，不管是谁写出来的，如果它的文字使用、意象组合、句式结构以及韵律等构成一个统一体，让读者获得一种审美满足，觉得它富有诗意，并由此获得一种情绪释放或者说审美愉悦，那这个文本对于阅读者而言就是诗歌文本。汉语文字是有限的，人工智能可以将有限的文字按照诗歌写作规律，组合出无限多的诗歌式样的文本。汉字本身是象形文字，富有诗意，不同汉字组合在一起天然地就具有立体感、画面感，生成意境，就是说任意拼构的文本里一定有一些是诗性的。机器人可以组合出无限量的诗歌文本，某个诗人所写的一首诗，例如戴望舒的《雨巷》，在计算机的无穷组合里，就可能有一首与《雨巷》一模一样，这从技术层面上讲是完全可能的。但从写作者角度或者说诗人角度看，则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写作者是人，人不同于机器，人的写作是自我生命的表达，人的创作过程就是一次有血有肉的生命表达与体验过程，作品里面充满着人之气息。换言之，人工智能机可能生产出在读者看来具有诗意的文本，但智能机写作替代不了人的写作，人可以在阅读中释放自己，获得审美愉悦，但人更需要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思想，在写作中释放与获得，在写作中张扬生命，完成存在的意义。

于：虽然您很多重要的理论著述没有在这次访谈中囊括进来，但通过这次简单的访谈和对您研究粗线条地勾勒和梳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史料研究的多重面孔，以及每一重面孔下所蕴含的学术生长点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