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然到悲凉

苏梅

摘要：废名的短篇小说《竹林的故事》与《桃园》都是创作初期重要的代表作。因创作时间接近，很多学者多从整体上把握其创作特色。本论文通过对作品的文本分析来从三个层面即由隐到显叙事空间的转移、家庭的塑造由完整到破碎、以及死亡叙事来探讨废名小说叙事基调由自然向悲凉的转变，从而进一步思考废名的文学创作之路。

关键词：竹林；桃园；自然；悲凉

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写于1924年10月，小说《桃园》写于1927年9月。两篇小说虽都是废名早期的作品，但创作时间相差三年，作者自己曾在《桃园》自序中说到：“技法上成熟多了”。但除了技法，两篇小说叙事上也有着很大的变化。本文从具体文本着手，分析废名小说叙事是如何转变以及出现这种转变的某些原因。

一、从竹林到桃林：由隐到显

相比于《讲究的信封》《初恋》《张先生与张太太》《追悼会》等篇目，《竹林的故事》和《桃园》在废名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是较为独特的，作者没有采用以往用具体的事件或者人物来命名，而是选择了两个具体地点并不明确的名词命题。“竹林”与“桃园”表面虽然相似，但也暗含着作者创作上的某些改变。

竹林与桃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具体的文化寓意上是不同的。竹林，较早较为著名的记载是魏晋的“竹林七贤”，在唐代则有“竹溪六逸”。苏东坡在诗《于潜僧绿筠轩》中也说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而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则有《红楼梦》中的“潇湘馆”。正是这些典故，竹林便有了一种超凡脱俗、清静隐逸的意味，正如郑燮诗云“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而桃与竹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境。例如，李白《中山孺子妾歌》中的“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诗经·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中的“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桃花因色彩艳丽、果实硕大的这些特点在传统文化中便有了张扬的、显性的意味。

《竹林的故事》中主人公三姑娘的家是这样的，“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1），简直无异于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正月间城里的赛龙灯，大街小巷的人都出来了，锣鼓喧天，然而三姑娘和妈妈正如雀子一样是属于竹林的，根本不为所动。竹林中的人也都是极其和善的，例如住在坝下的堂嫂子们会在赛龙灯的节日里，邀请“三姐”同去。三姑娘卖的菜又多又甜以至于大家都争相购买。面对“我们”的调侃让她赠送辣椒煮鱼吃，三姑娘就真的会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总之，隐藏在竹林中的三姑娘一家是除了自然环境是安宁与幽静的，社会环境例如与邻里、与买菜的村民的相处也都极其和谐与愉快，没有一丝丝的不和谐或是冲突。

《桃园》中王老大的家远离了竹林来到了小小的县城里面，与县衙为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桃园被世俗世界包围了。县衙本是一个解决居民间矛盾伸张正义的地方，而如今这个早已坍圮，“倘不是有人来栽树木，也只会让野草生长下去”（2），都显示出王老大桃园的荒凉与破败。王老大虽置身于县城中的桃园，但无疑就是置身世俗中最荒凉、最可怕的地方，即与官府、杀场相邻。这种复杂的地理位置无疑暗示了王老大一家的生存处境。王老大的桃园虽然用篱墙围着但依然不能保护桃园不受外面世界的打扰与质疑。这里即使是小孩，也没有一颗单纯无邪的心。如果以桃园为代表的王老大所象征着的是传统文化，县城的一切代表着现代文明，那王老大在县城生活中的一次次碰壁和不愉快就隐喻着传统与现代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对比来看，老程一家隐逸，过着无人打扰的生活；王老大一家毫无遮掩地生活在现代世俗中，处处受到排挤。竹林到桃园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从隐到显的意味。在竹林的故事中，竹林是隐蔽而和谐与世无争的；而到了桃园，既有着春天桃花灼灼的张扬与秋天硕果累累的喜悦，却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其中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由竹林到桃园的转变换句话说就是从淳朴宁静的农村向喧闹开放城镇的转变，显现出作者对县城生活也就是现代社会的某种焦虑与不安。

二、家庭：由完整到破碎

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中说到：“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述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确实如此，例如写婶母、妹妹、邻居等等。而在《竹林的故事》与《桃园》中更是写了两个小家庭的故事。三姑娘一家，阿毛一家。两个文章篇幅也接近，但我们在阅读时很明显感觉到两篇小说有着不同的感情基调，从对两个家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那是一种从宁静祥和到失落悲痛的跨越。

废名自序中写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以《黄昏》为名，以希腊一位女诗人的话做卷首语——‘黄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回到母亲的旁边不知什么時候起黄昏渐渐于我疏远了。”黄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与家相关的意味。例如《诗经·王风》中“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以及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这自序无疑展现了对家的渴望。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家一直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家的存在有着两个维度的意义，一方面是实体上的，为个体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的地方。另一方面是精神意义上的，正如家是心灵的港湾。众多古诗如“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等正是思家的写照。“家”是个极其重要的单位，而家庭成员则是这个家能否成立的最基本要素，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缺失都会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完整。

在《竹林的故事》与《桃园》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两个家庭塑造的差异。竹林一家最开始是父母和女儿都在的一个完整的家。一家生活虽然极度艰难，“艳钵里的盐怕还够不了一飱饭”（3），连生活的基本物资都不够，却能够在河边悠闲劳作，老程家的洗衣裳，老程撒网捕鱼，三姑娘在一旁玩耍。后来老程死了，作者只用寥寥几笔就带过了，“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再也不见老程的踪迹了”（4），好像这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老程离去的另一个标志是从家人衣服上看出来的，老程家的穿衣服都是青蓝大布，三姑娘的黑地绿花鞋的尖头蒙上了一层白布……但她们很快就把爸爸去世的事给遗忘了。“春天来了，园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比一天的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5），母女俩无暇去悲伤老程的死，相依为命，勤劳种菜很快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竹林中家庭成员的离去并没有太多的忧伤。

而在小说《桃园》中，作者首先展示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喜欢喝酒的王老大和其生病的女儿阿毛。病了的阿毛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父女俩相依为命。女儿重病，王老大只能寄托于问菩萨“阿毛，今天十二，明天，后天，十五我引你上庙去烧香，去问一问菩萨”（6）。阿毛的病终不可挽救，小小生命也终将离去，从此王老大一家就只有他一个人了，这也意味着这个家庭从残缺最终走向了破碎。

废名自己对家有着向往，但在小说中呈现的家却是从完整到残缺到最终破碎的，难掩悲剧的色彩，这无疑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失落与忧伤。

三、死亡的叙事：从自然到悲痛

在家庭由完整到残缺的转变的原因中，除了离异、出走等，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死亡了。作者在对两个家庭成员死亡的叙述中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造成小说不同的感情基调。

首先从死亡叙事的视角来看。帕西·拉伯克曾说到“在小说技巧中，我把视角问题——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看作最复杂的关系”（7）。这也暗示出了同样一件事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传递给读者将是不同的意味。所以小说叙事视角所体现出的文体功能与艺术功能对作家来说十分重要。《竹林的故事》中，没有交代老程的死因，没有呈现死亡的恐怖，也没有从妈妈或者女儿角度来写老程之死的悲痛，而是借用旁人的眼光来叙述老程坟的样子，这种旁人远距离看风景的视角无疑淡化了故事的悲剧性。意味着老程的死是很自然，很平常的，只是多了一道风景线。《桃园》中死亡的气息最开始是通过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内心独白呈现出来的。女儿是妈妈最亲近的人，因此在女儿的角度看待死亡就是一种近距离的感受。一个病恹恹的年纪不大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思念妈妈，想妈妈在山上的坟，甚至想让妈妈的坟就在园里，可见妈妈离世对小女孩心理上造成了多大的打击。在小女孩断断续续的独白中，死亡的悲凉气息一次次笼罩出来。种桃的父亲上街去给重病中的女儿买桃子，害怕失去女儿的父亲已经疯傻到辨认不出真假桃子了。从竹林到桃园中，不同角度的死亡叙述让读者感受到了不同的死亡气息，对死亡的态度也由开始的坦然接受转变成不可抑制的悲伤。

其次是死亡叙事的基调。废名的小说特别是前期的小说有着明显的诗化特点，在具体文本中表现为叙事散淡性，语言上的诗意，以及注重意境的营造。正如他自己曾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8）《竹林的故事》和《桃园》都是废名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但其意境又是极为不同的。《语丝》第54期登有《竹林的故事》广告：“冯先生说：‘这是我的悲哀的玩具，而他又给了我不可名状的欢喜。”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竹林的故事》给读者是一种较为轻松的感觉。但《桃园》却是另一个基调，周作人在《<桃园>跋》中写到：“在《桃园》里有些小说较为特殊……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这两种不一样的感觉是作者自己营造出来的。《竹林的故事》中，对意境的营造占了很大的篇幅，例如文章第一段就是诗意地介绍老程家房子的位置，第四段开始大手笔展现一家人在河边劳作如画的情形，即便老程去世了，也是用极其冷静客观的语言去写坟墓的样子。到后来三姑娘和妈妈一起在菜园忙活，堂嫂子热情邀请三姑娘去看赛龙灯，三姑娘去街上卖菜，都是充满着平淡与温情。相反，《桃园》一开始就呈现了疾病、杀场、落日、古旧的城墙、月光等阴冷的意象，与之相应的有阿毛模模糊糊的内心独白、与父亲王老大简单却极其心塞的对白，这些无疑都为作者的死亡叙事营造了悲凉的氛围。

最后死亡的原因。在我们能想到的死亡方式主要有自杀、被杀、自然死亡（疾病和意外）。在现代作家中有许多描写死亡的作家，例如《活鬼》里王大嫂的上吊自杀，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妻因疯而死，彭家煌的《喜期》中的静姑跳湖自杀……然而废名在写死亡的时候，是比较含蓄的，比如有时候是通过“坟”这个来意象代替。但看似简单的死亡，作者心里也是有着不同的尺度的。老程家和王老大两个家庭都没有明确的时间界点，但却有明确的地点，竹林的深处与紧挨衙门、杀场的县上的桃园，这样死亡不可避免地会与所处的背景有关。老程之死的原因是没有交代的，但看着三姑娘和妈妈那么自然的态度，而老程又葬在竹林中，我们可以想象老程可能就是自然地死了，没有矛盾与冲突。而在王老大一家中，妈妈的死因没有交代，但透过女儿可以看出某些因素。家里极度贫困，爸爸却又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爸爸妈妈因此经常吵架打架，看似因喝酒打架，实为经济原因。同样，阿毛之死除了自身疾病以外，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女儿阿毛重病急需救命钱的时候，张四却不能守信用还他钱，这对阿毛父女来说是致命的。王老大上街给女儿买桃子的过程中，不仅被商贩用玻璃做的桃子来糊弄，还被不守信用的张四骗走了他手心仅有的铜子。这样看来老程的死与阿毛妈妈、阿毛之死原因是有明显区别的。产生这种区别的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社会背景，农民在与世隔绝的竹林深处，即使面临贫穷和死亡也能坦然生存下去；而到了城镇，除了面临经济上的困难，还会有生存空间上的，精神上的壓迫，生存也就变得异常艰难了。

四、结语

《竹林的故事》到《桃园》虽然创作时间只短短相差几年，但其中的思想深度，情感体验是有着明显变化的。这两篇小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从隐秘的、自然的、美好的写作到显现问题，暴露悲凉情感写作的转变。一方面是写作技法上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自己现实体验造成了情感的变化。废名早年生活较为简单，1920年从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于1922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的预科，在1924年下半年由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大英文系读书，这段时间生活费用都由二哥冯文倩提供，废名正是在这种安逸简单的求学情况下创作了《竹林的故事》，并且署名是原名“冯文炳”。

然而，在创作《桃园》时，社会以及作者自身的处境以都变了。社会的剧烈动荡让原本只看报学习来关心时政的废名积极参与了时政。废名在1925年发表了很多杂感在《京报副刊》（由孙伏园主编，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的）上，比如1925年12月14日的《从牙齿到胡须》。1926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废名相继发表了《狗记者》《俄款与国立九校》《共产党的光荣》等文章，言辞激烈，政治倾向性强。除了发表杂感，作者另一个改变是放弃了“冯文炳”的本名，而改用废名作笔名。作者在《忘记了的日记》中写到：“从昨日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我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同日（按：即1926年6月10日）。”（9）在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社会动荡，废名也受此影响，曾在周作人家寄居一段时间，“旧中秋后两日（按：9月10日为中秋），冯文炳君来寄寓。十一月末往西山去”（10）。而废名正是在这段奔波多事的时期写下的《桃园》。在经历了社会上的各种惨案比如流血事件、政治冲突以及自身的遭遇，写下充满悲凉凄惨的《桃园》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注释：

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6.

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9.

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9.

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0.

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65.

冯健男.《废名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4.

废名.《废名文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46.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中册[M].河南：大象出版社，1996：543.

参考文献：

[1]王风编.废名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205.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65.

[3]冯健男.废名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4.

[4]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中册[M].河南：大象出版社，199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