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

■唐学锋 陈 丹

◇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合影。一排右一为范新民，二排左三为李文庠，两人曾参加“6·10”空战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重庆的一场大空战，时为1940年6月10日。当天，日本海军驻汉口的第2联合空袭航空队与日本陆军驻运城的第3飞行集团第60航空战队，联合出动89架轰炸机空袭重庆。空战中，日军领队机被中国空军击落，该机搭乘者小谷雄二少佐，成为重庆大轰炸期间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最高指挥官。

他们的日记记录了这一天

1940年6月10日，天空下着细雨。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雨声淅沥，云雾低迷的天气，在过去的经验是绝对不会有空袭警报的，今天竟破了成例。上午11时于疏雨声中发出警报，这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敌机会来。延至下午1时左右，雨停止了，紧急警报突然来了。许多人仓皇跑到防空洞去，有些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已经远远听闻敌机投弹的声音。又过了不久，大批的敌机已经来到头上，炸弹轰炸声和高射炮声，同时大作。

这一天，“不相信敌机会来”的大有人在。比如蒋介石。上午，他到朝天门码头亲自迎接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第173师师长钟毅的灵柩后，即到军委会各部门巡视，又到“中央扩大纪念周”筹办委员会训话。正午时分，他与孔祥熙、宋子文、王宠惠等人宴请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

此刻，敌机来袭的警报响起。匆忙之间，蒋介石等人就近躲入行政院在江边的防空洞。同在一个防空洞躲避的陈克文事后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院里的江边防空洞，蒋院长以下、孔副院长、宋子文、王宠惠和英国大使卡尔亦通通都躲进了，开有洞以来未有的盛况。

空袭结束后，陈克文随众人至市区巡察灾情。他在日记中写道：

学田湾、大溪别墅、下罗家湾、枣子岚垭等处落了不少炸弹，多数落在空地上面，有些房子倒了，有些房子只是屋顶弄成稀烂。敌人的目的是在国府的，可是国府的建筑毛发未伤。纵横几里的灾区之内，也没有一个死伤。

蒋介石日记对当天的空袭也有涉及，只不过是在次日补记的。他写道：“正午宴英大使，适值警报，敌机分3批袭渝，死伤较少。”

百枚炸弹仅伤亡35人的背后原因

根据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记载，日机在重庆投下炸弹95枚、燃烧弹2枚，磁器口、罗家湾、中山二路、枣子岚垭、张家花园、国府路、学田湾、大田湾、两孚支路、上清寺街、燕喜洞街、神仙洞街、两路口市立中学、苏联大使馆等处中弹，造成12人死亡、23人受伤，损毁房屋296间。

1940年6月10日是日军实施“101号作战计划”以来，其陆海军航空队首次将轰炸目标转向重庆街区的一次空袭。然而，日机投下近百枚炸弹，仅造成重庆市民伤亡35人。归结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积极向市郊疏散人口。

1939年1月16日，重庆在遭受日机猛烈轰炸的次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文章《加强防空运动，反对敌机滥施轰炸》，呼吁全社会“发动民众的防空运动，使民众了解防空的常识”。社论指出：“数月以来，重庆人口的激增，实已到了容纳不了的程度。我们只须一看日常街头那种拥挤的状态，便可想见在空袭时的混乱程度，当此空袭警报频传之际，实有急速疏散之必要。照目前人口的密度，和重庆此种简陋的建筑物，一枚巨弹投下，死伤数百，原不为怪。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对于交通工具的征调与内地的治安，亟须加紧作最大的努力，切实督促施行。由于重庆在全国政治地位增重，商业日趋繁荣，工业亦在逐渐发展中，因此，资材之聚集亦不待言，当此空袭频传之时，应尽量设法将大批资材、工厂疏散，以便保存抗战的物力，不因日寇的轰炸而遭损失。”

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

3月3日，市社会局发布《告民众书》，号召市民疏散。《告民众书》宣布：“3月10日前为自动疏散，11日起强迫疏散。”

二、开凿防空洞和防空壕。

在《新华日报》1月16日的社论中，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机的大轰炸，提出迅速加强防空设施建设的建议：“本市居于山地，山坡石岩满目皆是，若能选择适当地点，利用天然形势，开凿多数的小型避难室，既不多费材料，且天然泥石之防御力反比松土木材所建为坚固，为市民安全着想，这也是救急方法之一种。”

1940年6月初，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宜昌乘船到重庆，船未到码头，一阵奇怪的声音打断了她与朋友的交谈。“我们的争论突然停止，都由于听到了一种沉闷的轰隆声而感到吃惊，却原来是为了在重庆的高山岩壁下开凿隧道而引发的一系列炸药爆炸。重庆到处凿出了这样一些深入地下的防空洞，有些装上了通风和照明设备，能够容纳成千上万的人。”

◇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洞

埃德加·斯诺也曾回忆：“几百个避弹所和防空壕从岩石上修筑成了，强有力的救护队和消除队组织起来了，避火道贯穿了最拥挤的市区，政府办公处和司令部迁移到四郊去，分散在广大的地区上。当我从华北长期旅行回来时，重庆也许成立全世界最安全的战时首都。在坚固的沙岩上，在高高的河岸上，很容易建造很深的，足以抵御最重炸弹的避弹所。”

正是这些防空洞的修建，为遭受日机轰炸的广大民众提供了庇护，大大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三、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

重庆大轰炸期间，中国空军将其主力战斗机（时称“驱逐机”）大队——第4大队的4个中队，全部用于重庆的防空。在空战最激烈时，中国空军还将驻防成都的第3、第5大队部分中队调至重庆，协助作战。虽然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性能远不如日军，但他们斗志不减，常常以少击多，在强敌面前，毫不退缩。史沫特莱曾将目睹的一幕写入其著作《中国的战歌》：“日本飞机来时，每次都有30、50架轰炸机，3、4个编队。有时，我们会站在南岸，享受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观看北岸被炸。我初到时，有多达24架的中国战斗机会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日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

6月10日这天，中国空军在重庆上空的英勇作战，再次赢得人们的敬意。

重庆天空处处是战场

1940年6月9日上午7点，前方防空监视哨发现敌侦察机1架经涪陵向重庆飞来，驻渝空军立即通知第18中队副队长杨次蕃率领3架霍克75和2架E-16战斗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对其进行拦截。随后，我机在广阳坝北面上空发现了敌侦察机，正待攻击，敌机察觉，加速逃离。

6月10日，中国空军预判仍有敌侦察机前来，早晨6点20分，第18中队队长范光华率霍克75战斗机3架、E-16战斗机3架，由白市驿机场起飞，在重庆上空巡逻。果不其然，10分钟后，日本陆军1架侦察机从汉口基地起飞，前往重庆。但我机队未发现这架侦察机。日军又于上午10点45分、12点和下午1点15分，从白螺矶机场各自起飞侦察机1架，前往重庆。杨次蕃率霍克75战斗机3架升空巡逻，仍一无所获。

中午时分，涪陵、合川等地不断传来有大批敌轰炸机飞过的消息。中国空军第1路司令部于12点47分下令，第4大队第22中队队长张伟华率5架霍克Ⅲ战斗机，从广阳坝机场起飞，在重庆市区及铜锣峡一带巡逻警戒，高度为3000米；第4大队第23中队队长王玉锟率本队的4架E-15战斗机和第21中队的6架E-15战斗机，在霍克Ⅲ机队的后上方巡逻警戒，高度为3500米。此外，由第5大队第29中队分队长严均率领的2架E-15战斗机，于12点40分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在黄山上空与第4大队的飞机汇合，在重庆市区至广阳坝之间巡逻警戒。

12点50分，第18中队队长范光华奉命率霍克75战斗机4架，再次从白市驿机场升空，至重庆上空布防；第5大队第26中队队长刘领赐率E-16战斗机8架，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在机场上空布防。同时，起飞的还有第4大队分队长向冠生率领的3架E-16战斗机。

12点55分，第4大队第24中队队长李文庠也率领3架E-16战斗机在白市驿机场升空，与先期起飞的第5大队第26中队的8机和第4大队向冠生率领的3机，形成高低两层防御体系。至此，中国空军参加拦截作战的飞机达35架。

升空后，张伟华率领的5架霍克Ⅲ战斗机巡逻至铜锣峡时，接地面无线电话通知，日机已侵入市区上空，遂调头转向。还未进市区，就看见地面高射炮射击后于空中形成的一朵朵烟云，以及市区被炸后升起的浓烟。未几，发现敌轰炸机27架正在薄云中飞行，张伟华立即率队追击。旋见敌机群有3机落后，乃加大油门，从其左侧方发动了首轮攻击。跟随张伟华展开攻击的两僚机队员是吴振猷和毕超峰。毕超峰尾随被他攻击的敌机进行了6次射击，将其击伤冒烟，他的臀部亦被敌弹击伤。分队长龚业悌亦与僚机队员李继武相互配合，不断向敌机群发动反复攻击。下午2点零4分，5机安全返回广阳坝机场。

王玉锟率领的机队发现敌机时，对方已结束投弹。我机队追至丰都上空，在距离敌机群500米处，发动第一次成队形攻击。脱离后，王玉锟又率队继续追击。数分钟后，王玉锟发现左前方又出现敌轰炸机9架，似未投弹，乃转向这队敌机进行攻击。

紧跟王玉锟身后的僚机队员都是第4大队的优秀飞行员。姚杰、范新民、徐吉骧与王玉锟组成第1分队，冲在最前面。第2分队3机由第21中队副队长柳哲生率领，两僚机队员是李宿光和蓝锡芳。因云层所阻，他们发现敌机较晚，经30分钟追至涪陵上空，仍未追上，遂返航。第3分队3机由分队长司徒福率领，两僚机队员是杜兆华和洪奇伟。他们发现敌机向南逃窜，即向其发动猛烈攻击，追敌过南川才返航。下午2点零4分，10机安全返回广阳坝机场。

严均率僚机队员余炳蔚随第4大队的10机作战。他在敌机群左侧方连续攻击数次后，因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而停止追击。余炳蔚则继续追击，其驾驶的E-15战斗机在攻击过程中，发动机中弹，左上方机枪枪套被击坏。下午2点左右，该分队2机安全降落广阳坝机场。

◇1940年6月，《新华日报》关于“6·10”空战的报道

这一天，另一主战场在重庆至白市驿机场之间空域。范光华和僚机队员吴国栋与第二批轰炸重庆的敌机相遇，遂展开攻击。空战中，范光华的战机油箱漏油，只好先行返场。吴国栋驾单机继续作战，追敌至涪陵上空，最终击落敌机1架。而他驾驶的霍克75战斗机亦中弹，迫降长坝，机毁人安。第4大队分队长向冠生原本与僚机队员刘汉垣搭档，但不幸的是，刘汉垣驾驶的霍克1832号机起飞时因失速坠地，机毁人亡，成为当天中国空军惟一牺牲的飞行员（非战斗阵亡）。与此同时，向冠生在对敌攻击中多次射中敌机，在最后一次攻击中，因距离太近，几乎与敌机相撞。下午2点50分，范光华、向冠生驾机安全返回白市驿机场。

刘领赐率领的8架E-16战斗机在升空10分钟后，即在白市驿上空发现敌机27架，飞行高度2700米，与我机相等。刘领赐率队在敌机群前侧方占位攻击，击中敌机1架，着火坠落于璧山。敌机在遭到我机8架攻击后，队形分散，企图利用云层作掩护逃离。我机紧追不舍，再次击落敌机1架，击伤多架。下午2点47分，刘领赐率队停止追击，安全降落白市驿机场。

此刻，在白市驿上空与敌机相遇的还有李文庠率领的3机。由于飞行高度低于敌机群200米，李文庠的战斗机在向上拉升过程中失速，未能射击即行脱离。随后，李文庠再次向敌机群发动进攻并射击，脱离时，他的战斗机已冲到敌机群第1中队的飞机前面。他转过机头，将攻击目标锁定敌领队机，从右侧方连续射击4次，距该机30米时，始向左转弯脱离，见该机俯冲而逃，乃跟踪追击。这时候，另有1架E-16战斗机（应为第5大队第26中队的战斗机）也向敌领队机发起尾随攻击。在两机的配合之下，敌领队机中弹着火，坠落。

李文庠的僚机队员李廷凯在首次对敌攻击过程中，同样出现飞机失速问题，待战斗机恢复正常时，敌机已钻入云层不见踪影。另一僚机队员伍国培则运气极佳，先后在白市驿、江津和綦江上空多次获得向敌机群发动攻击的机会，在他的密集火力之下，有两架敌机被击中，机身冒出浓烟。下午2点10分，李文庠率领3机降落在白市驿机场。

“6·10”空战结束次日，《新华日报》刊登消息称，击落敌机5架，击落地点：璧山2架、涪陵2架、长寿1架。被击落的日军领队机，坠落地点位于涪陵西部。

根据台湾方面战后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第4册）记载，这次空战，中国空军一共击落敌机3架，坠落地点分别是璧山、江津和涪陵；敌机负重伤数架。中国空军2机全毁，6机中弹。

关于这次空战击落敌机数量，在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了另一种说法。他在1940年6月11日补记：“敌机被我击落者确实2架，尚有3架未寻获也。”

从日方资料看这场空战

根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保存的《百一号作战之概要》记载：1940年6月10日，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重庆的总数量是93架，分别是海军第13航空队的96式中型攻击机27架、第15航空队的96式中型攻击机26架、陆军航空队（应为其第3飞行集团第60航空战队）的重型轰炸机36架，以及隶属于陆军航空队的侦察机4架。

这一点与中方资料记录的不同。按照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当天，敌机一共有126架分四批袭川。这一数据上的误差，估计是当时地面观察人员对同一航线重复进入的同一批飞机重复计算而产生的结果。

当天，日本陆军第3飞行集团第60航空战队的36架飞机主要轰炸了梁山机场。由于中国空军已将全部作战飞机集中于距离重庆最近的广阳坝机场、白市驿机场，因此当天与中国空军飞机交手的应为日本海军的第13、15航空队。

根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保存的1940年6月10日海军第13、15航空队《重庆攻击战斗详报》记载，两个航空队一共出动6个中队、53架96式陆上攻击机，其指挥官如下：

第13航空队 指挥官 小谷雄二 少佐

第1中队 队长 池田魁 大尉

第2中队 队长 中村源三 大尉

第3中队 队长 奥山正市 大尉

第15航空队 主指挥官 樋端中佐

副指挥官 三原少佐

第1中队 队长 增永 大尉

第2中队 队长 中村 大尉

第3中队 队长 锅田 大尉

根据上述记载，不妨还原一下6月10日当天情景。

上午10点20分，日海军第15航空队的26架96式陆上攻击机，作为空袭重庆的第1编队，从汉口机场出发。10分钟后，第13航空队的27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汉口机场起飞。

下午1点13分，敌侦察机首次向参与重庆空袭的轰炸机通报，发现目标上空有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1点40分，第二次通报发现2架中方战斗机。2分钟后，小谷雄二向全队发出指令，加强警戒。

◇日机在重庆上空投弹

2点32分，小谷雄二向汉口基地发报：“全队投弹完毕。”

2点48分，小谷雄二向汉口基地发报：“我与敌8机在空战中。”此后，再无小谷雄二的声音。

3点40分，第13航空队第3中队奥山正市向基地发报：“已与中方战斗机约10架交战”；3点52分，向基地报告：“本队1架飞机被击坠。”

这架被击坠的飞机正是小谷雄二乘坐的指挥机，其坠落地点在重庆以东约16668米。

根据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1940年6月10日《重庆攻击战斗详报》记载，全队27架飞机中共有19机中弹、1机被击落；飞行队长小谷雄二、中队长池田魁、小队长矢野茂，以及釜田重男、菊地壮明、石原茂、清水寅吉、石合智殒命，谷元胜负伤。

《百一号作战之概要》则记载，海军第15航空队在轰炸重庆过程中，曾与中国空军的22架战斗机交战，自己的1架飞机被击落。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出版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一书，也对1940年6月10日的重庆空战进行了记载。当天，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曾与中方飞机12架交战，其指挥机被击落、20机中弹、8人阵亡、1人受伤。第15航空队曾与中方飞机22架交战，1机被击落、6机中弹、10人阵亡、1人受伤。

由日本严谷二三男所著《中攻——海军中型攻击机》一书，对小谷雄二殒命过程有详细的描述。现全文翻译如下：

小谷少佐的战死

6月10日，第13航空队飞行长小谷雄二少佐指挥本队的陆攻机27架，前往重庆实施攻击。这一天，气候恶劣，四川的大山被云雨覆盖，开展大的飞行行动非常困难。可是，此前的3、4次攻击，都因为天气不良，未能实施，不得已只好对周边的万县、泸县等实施了攻击。作为司令部今天一定要攻击重庆的意图，透露给了小谷少佐。小谷的航空队在云雨中强行突入重庆4500米上空，果断地实施了轰炸。但是，在这样低的空中飞行，其灾难重重，被敌机和高射枪包围，其队长机中弹起火，遭空中爆炸，全体队员洒落在重庆上空。

小谷少佐作为木更津航空队分队长，曾参加第一次渡海轰炸，之后在指挥对北京的周家口、兰州、西安等地的轰炸中，非常活跃。昭和13年（1938年），他被选拔出来作为海军大学学员，学习高等航空兵指挥战术。毕业后，他作为第13航空队飞行长至汉口赴任，继续作为陆上攻击机队指挥官，奋勇作战。

小谷少佐在第3次出征的途中，曾在长崎丸船上，给某长官写信：“获得第3次出征令，感激不尽。此次出征，本人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暗示了诀别的出征。同时，他也给家乡的夫人写了信，信中详细写了子女教育的方针等。此信基本如同遗书一般。他是一个在坚强的意志中，充满了温和性情，头脑清晰、上下期待厚重的优秀指挥官。小谷少佐的战死对“101号”作战中的陆上攻击队来说是最大的损失。

还有与小谷少佐一起战死的池田魁大尉，他是学战斗机的，性情磊落，是一位积极向上的飞行军官。他的体力出众，身体微胖，作为舰上战斗机飞行员不适合，所以转至陆上攻击队。他曾作为战斗机队的一员，以南京基地、航空母舰加贺号为基础，协助陆上攻击机攻击南昌、汉口等地，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年之后，他转战成为陆上攻击队的中队长。

根据资料查证，小谷雄二少佐是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过程中，被中国空军飞行员当场击毙的日空军最高指挥官。而当时中国空军大队长一级的军官，军衔均为上尉。

◇日本海军第13、第15航空队的《重庆攻击战斗详报》

◇中国空军关于“6·10”重庆空战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