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名人》中流散者的跨文化适应

杨 青 侯艳宾 申 琪

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无疑是亚洲美洲文学发展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作为印度裔美国移民，其作品也多与移民经历和流散文学有关，《同名人》（The Namesake）是拉希莉的首部长篇小说，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评论届的注意，曾获2000年度普利策小说奖。2006年该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以细腻沉静的手法讲述了印度移民一代来到美国时的困惑和逐渐建立稳定生活的过程，同时也重点描述了第二代移民在成长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和对双重文化的选择。电影作为历史镜像和世俗文化的再现手段，运用镜头对人物心理、表情、语言等的捕捉，比小说更清晰地反映了主人公的情绪和态度。目前对该作品的分析多集中在身份认同、异族婚恋、旅行书写等角度，少有作品运用跨文化理论分析电影中主人公的跨文化适应策略。因此本研究分析了电影中主人公在成为全球公民的过程采用的跨文化适应策略和影响文化适应的因素，从而揭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普遍心理状态。

一.跨文化适应理论

在世界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流动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当某一文化群体进入另一文化群体中时，文化适应问题便随之而来。20世纪初，有着多元文化的美国最早展开了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文化适应逐渐由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转入心理学领域。很多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如John Berry和Collen Ward等都对文化适应过程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援引Redfield, Linton和Herskovits在1963年提出的定义，文化适应是“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1]。

跨文化适应通常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移民在跨文化接触中，通常会出现抑郁、孤独、失望、焦虑等负面情绪，即心理适应困难。而能否与当地文化和群体进行良好有效的交流沟通则属于社会文化适应。移民在经历了跨文化接触、跨文化适应后便面临跨文化融合的问题，即在保持自己的母体文化和保持与当地社会群体关系之间做出选择。一般移民在跨文化过程中会经历几个阶段。根据跨文化研究专家葛玆（1991）提出的文化变化曲线，文化适应过程可分为多幸期、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文化变化和文化适应四个阶段。对于移居海外的流散家庭来说，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如影片中的夫妻艾修克（Ashoke）和阿诗玛（Ashima），这四个阶段的适应过程见证了他们在跨文化过程中的困惑与煎熬。在这一系列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影片中的主人公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跨文化适应策略。依据John Berry的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可产生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当个体既注重维持母体文化，又注重融入其它文化群体，其采取的策略就是“整合”；当个体不愿意保持原有文化，而尽力融入异质文化中，其使用的策略就是“同化”；当个体只注重原有母体文化，而不愿意参与或适应新的群体文化时，其采用的策略为“分离”；而当个体对保持原有文化和适应新的文化都没有兴趣时，这种文化策略就是“边缘化”。依据该模型可清晰的观察出影片中不同主人公使用的文化策略。

二.《同名人》中主人公的文化适应策略

1.阿诗玛：从传统到文化自由的转变

电影《同名人》围绕移民美国的艾修克一家的生活展开叙述，展现了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在印度文化占主导的家庭生活和美国文化占主导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适应过程。由于印度的长期殖民历史，影片中的妻子阿诗玛在去美国之前，已深谙英文诗歌、文学等，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向往，这可以从其偷偷尝试艾修克的美国鞋时的欣喜看出来。之后阿诗玛便怀揣着对丈夫的信任跟随艾修克来到美国，但文化环境的突然转变似乎给阿诗玛泼了盆冷水。影片中阿诗玛刚到美国时完全不懂各种新式家用电器的使用，去洗衣房洗衣服时无法忍受流浪汉的粗鲁肮脏，生孩子时也不习惯美国人的露腿穿着……环境的突然变化显然使阿诗玛经历了文化适应曲线中的“文化冲击”阶段，而在文化冲击下移民者容易产生无根感和失落感，并陷入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之中，从而阻碍了对新环境的主动适应，因此阿诗玛首先选择的便是“分离”的文化策略，处于一种“文化悬挂”的生存境遇里，即“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同时又不能认同移居地的文化，因而悬挂在当地社会文化之外”[2]。文化分离的状态使阿诗玛的一生陷入了精神漂泊中，不断承受着离根之苦和无休止的等待。影片一开端便展现了阿诗玛对故乡的思念和惆怅，她在偌大但冰冷的公寓中将麦片、花生、盐和柠檬汁等仅有的食物混合在一起，试图复制出印度加尔各答街边的小吃，从而把对家乡的想念转化为对食物的渴望。这种转化正体现了她对传统文化和家园的坚守。阿诗玛作为漂泊的离散者在经历情感移位和文化损失的同时，通过食物和烹饪来缓解忧愁并找到了归属感。当她的儿子果戈里出生后，阿诗玛也经常在家里为孩子烹调印度食物或举办印度式聚会，还经常带孩子们回印度度假，这都体现了她在陌生国家对亲人和印度文化的思念。

但随着在美国生活的逐步稳定和时间的磨砺，阿诗玛逐渐接受了部分美国习俗，因而采取了“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为了孩子能在美国健康成长，阿诗玛也开始为孩子庆祝圣诞等美国节日，并制作美国食物如火鸡等；同时也在图书馆找到了份工作，开始与美国同事交往，逐步由心理适应过渡到社会文化适应。在丈夫突然离世后，阿诗玛决定将生活分为两半，游走于印度和美国之间。“她惦念印度的日子惦念了三十三年”，因此她最终要返回印度，但同时她也会想念美国，“因为是在这里她渐渐熟悉了她的丈夫，爱上了她的丈夫。”[3]此时可见，阿诗玛已将美国视为第二个家乡，影片在她悠长婉转的印度歌声中结束，拉希莉由此暗示阿诗玛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终于重获心灵自由，成为包容多元文化的世界公民，正如她名字的印度语含义所示---无极无限的女子。

2.果戈里：探寻自我的情感纠葛

与阿诗玛的文化适应策略不同，影片中第二代移民果戈里（Gogol）面对的是被夹在两种文化之间。虽然流淌着印的血液，但却萦绕在自由奔放的美国文化之中，从小接受西方价值体系的影响和教育。和很多第二代移民一样，他的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想要摆脱印度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想真正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因此从一开始他采取的便是“同化”的文化策略。果戈里对自己的印度根系没有过多的感情，却深深被各种美国文化的时尚潮流和行为方式所吸引。他希望自己可以真正被美国社会所认可，因此和来自上层社会白人家庭的麦可欣（Maxin）约会，和女友的父母去海边度假，希望通过异族婚姻在异质文化中获得自我身份认同。通过这种方式果戈里似乎已经融入了真正美国人的文化体系并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然而，果戈里父亲去世的打击和传统印度式葬礼的举办唤醒了果戈里内心对本族文化的认识，至此他才理解了父亲背井离乡的孤独和苦楚，以及在跨文化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才开始认识到自己永远都是“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因此开始采取“整合”的文化策略，希望将印度文化和美国文化共同融入生活中。精神上的转变使果戈里与美国女友分手，而选择了有相似成长经历的印度裔女孩毛舒米为妻子，由此象征着果戈里对印度文化的回归。影片通过果戈里的转变告诉观众，虽然移民在适应文化的过程中会遭遇原文化的损失和丢弃，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和影响却难以改变。要获得一种生活上的稳定性和连贯性，移居他乡的人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4]。然而，同为二代移民的毛舒米却选择了真正的“同化”策略，渴望成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因此婚后不久就厌倦了印度传统生活，毅然选择了第三方文化（法国文化），远离了印度家庭和美国生活，希望在法国重塑自己，开始独立自由的生活。影片的末尾，与毛舒米婚姻的破裂以及父亲和母亲的相继离开使果戈里再次陷入徘徊和困惑之中，因此他踏上了火车，在旅行中继续探索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拉希莉通过对果戈里人物的塑造表现了一种“文化疏离”的状态，即面临“边缘化”的文化策略选择，反应出一种文化上的茫然感，一方面不能认同目前生存状态下的文化，一方面又不能进入自己熟悉的文化，从而成为文化间的“摆荡者”[2]，只能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不断找寻自我身份，影片由此呈现出移民在多重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选择和生存状态。

三.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

跨文化适应其实就是原有文化体系和脉络的分解，并重建新的稳定的文化价值观体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和文化距离是影响文化适应的重要外部因素，决定着个体对新的群体文化适应的快慢。

1.社会支持构建“想象的家园”

很多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社会支持对预测心理适应有显著意义。对于侨居他国的移民来说，亲人、同族朋友、熟人、同族婚姻都属于社会支持的来源。同胞和当地人往往是提供情感支持的重要力量。在个体进入社会文化适应阶段之前，来自同胞的支持和团结通常是旅居者的首选，因为同胞可以提供给有用生存信息，还可提供感情宣泄和释放的途径，减少其焦虑感和无助感，使旅居者感到心理安全，从而重新找到归属感。通过同胞之间构建印度裔社区，离散者的族裔纽带才得以维系。正如张京媛所提到的，“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住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他们对其它时空仍然残存着集体的记忆，在想象中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创造出‘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5]。影片中果戈里的父母便是如此，在果戈里小时候就为他和妹妹举行印度式的出生仪式、生日宴会以及家庭聚餐等，从而团结周围同样旅居美国的印度人，大家共同制作印度食物，用印度语交流，唱印度歌曲，穿着印度服饰，帮孩子们寻找印度伴侣，从而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家创建了小范围的印度民族社区，构建了虚拟的加尔各答，也帮助影片中的阿诗玛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2.文化距离加剧适应困难

Babiker, Cox和Miller(1990)提出文化距离的概念，认为文化距离是旅居者体验到的压力与适应问题的调节变量[6]。文化距离即指两种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大小，例如同是西方国家的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文化距离相对较小，而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法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就相对较大。对于旅居者来说，文化距离越大，其跨文化适应的困难就越大。影片《同名人》中，来自印度家庭的主人公在美国也面临相对较大的文化距离，因此其跨文化过程也伴随着各种困难与不适。美国拥有多元的文化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群，社会环境相对开放自由，男女较为平等，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都相对较高。而印度则不同，传统的印度文化中种姓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思想仍贯穿现代生活，社会环境相对闭塞，人们的自由度相对较低。对于影片中的夫妻艾修克和阿诗玛来说，虽然身在奔放自由的美国，但他们却从未在外人前或孩子们面前有过任何亲昵的动作或爱称，阿诗玛也从不直呼丈夫的名字，因为在印度文化中，丈夫的名字是私密的，不是孟加拉妻子们可以直接称呼的。然而，果戈里却出生在美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当他把白人女友麦可欣第一次带回家时，麦可欣的美国式行为举止显然超出了果戈里父母的接受范围。尽管已经尽量约束自己，麦可欣仍然无意识地在初次见面时和阿诗玛还有艾修克分别行了面颊亲吻礼，而阿诗玛夫妻都显然略感尴尬。在吃饭时，麦可欣与果戈里的亲昵动作也使阿诗玛略感不适。所有这些细节的展现都体现了印度和美国文化的深层次差异，使离散者永远处于理性与情感的矛盾之中。

3.话语抑制构造男性的隐忍

其次，与美国的开放性话语环境不同，影片中的父亲艾修克体现了话语抑制的状态。影片将艾修克构建为一个坚韧、少言而内敛的父亲形象，从来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却对家人呈现出稳重而深沉的爱。影片的开头，艾修克因一场车祸险些丧命，卧床恢复期间，影片通过悠长的印度音乐和空中飘荡的印度风筝传达了艾修克的内心思想，虽然电影中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此时他显然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已然决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由此电影也奠定了艾修克寡言沉静的男性性格。对于儿子果戈里名字的秘密，艾修克也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不希望儿子过早承受名字背后的沉重。直到艾修克生病前，他才透露给果戈里名字的故事，影片篇在此穿插了车祸发生夜晚的场景，充分体现了艾修克内心积压的苦闷和伤痛，也使观众在影片环境氛围的烘托下体会出艾修克的良苦用心，正如他对果戈里所说：“Youremindmeofeverything thatfollows.Everydaysincethat dayhasbeenagift.”艾修克虽然在美国有体面的工作，实现了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基本融入了美国的社会交往之中，但他表现出的沉默话语抑制充分体现了他的印度文化根系和精神漂泊的状态。

四.结语

在全球化语境的背景下，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混合成为一种趋势，美国也从大熔炉（melting pot） 逐渐转变为色拉碗（salad bowl），不同民族的群体在跨文化过程中都更加注重保留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文化特征。移民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体现出旅居者的不同选择和生存状态。双重文化的混合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并行发展的统一体，移民者也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下发展出双重自我认知意识，逐渐成长为世界公民。正如Said所述：20世纪的后殖民移民为真正拥有自由的人，其文化和身份意识得到了内容上的更新和扩充，超越本土化，追求世界化，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7]。拉希莉通过电影《同名人》无疑传达了这一个观点，离散者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