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美”占领煤矿这块阵地

我的《浅谈中国煤矿文学发展史》与史修永博士的《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同获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我，一个只有四年小学文化的93岁抗战老兵，与一位41岁的文学博士并列获奖，有何感觉？一时难以回答。一位忘年交的文友送我一句话：您哪老爷子，不错啦！“不错啦”什么意思？有点儿夸奖，有点儿羡慕，有点儿同情，还有点儿勉励……于是我想再挣扎几年。

我本来是党务政工干部。从军队到地方，从煤炭部机关到企业，又从企业到事业，四十多年一直在思想政治工作阵地上拼搏坚守。

1982年春，“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成立，同时由全国煤矿调集120名文学爱好者，举办“文学讲习班”。著名通俗文学作家苗培时出于友情邀我和周翰藻协助主持这个讲习班。文学讲习班结业，接着成立“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著名通俗文学作家苗培时当选为主任，我是唯一的副主任。因为我自幼酷爱文学，对“文学”二字頗感亲切。至于“创作研究”尚需实践体验。我终于踏进煤矿文学这块园地。

一

我决心在文学园地上有所作为。我真心诚意求师访友。从爱文学、读文学，到懂文学、作文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我接触的第一位老师是苗培时。我读过他的中篇小说《矿工起义》、长篇小说《深仇记》。他经常向我提及的经典语言就是：“搞文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政治的角度讲，我当然明白。但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文学结缘，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搞明白的。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曾多次表示要活到一百岁，我写短文送他《祝苗培时同志青春常在》。

第二位老师是萧军，我认识他，是从阅读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开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抗日战争、鲁迅为之作序的长篇小说，1935年，先后多地出版。以后就是他写煤矿工人支援解放战争的《五月的矿山》。最使我动情泪下的，是他1936年写的短篇《四条腿的人》。文中描写爬着乞讨的残疾矿工，他心怀悲情地解释说：“人，本来是两条腿，他为什么是四条腿呢？”对此我有亲身体会：1938年参加少年抗日先锋队，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遭日伪军迫害，先关监狱，后发配到“满洲”煤矿当劳工。日本监工公开叫喊“以人换煤，中国人大大的有，煤炭少少的不够用”。残疾矿工随处可见，特别是“万人坑”里，那一堆堆伤残致死的矿工尸体，狗撕狼掠，历历在目，记忆犹深！但我没敢向老师“卖弄”我的这段经历。萧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军人的硬气、文人的雅气，以及不寻常的幽默。第一次请他为文学讲习班讲课，他说“你们把我这出土文物请出来讲什么呀？”他称“矿工是不懈的劳动的真正的人”，他还说“我这个人同煤矿是有缘的”。我们还讨论过法国作家左拉的煤矿题材长篇小说《萌芽》，他说那是一部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对作家来说，这里有个立场和观点问题。对旧社会要揭露它，反对它。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时代，那就不一样喽！但官僚主义、盲目蛮干、不懂科学管理、不讲安全生产，也是要批判的。他笔下的矿工形象质朴、憨厚、粗犷、彪悍。

第三位老师是康濯，我曾经五次登门拜访，因为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煤矿题材长篇小说《黑石坡煤窑演义》的作者。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取材于农村抗日根据地，歌颂军民鱼水情深，如《我的两家房东》《腊梅花》等。他认为，作家的生活面应该放宽。于是他同根据地边沿区的煤矿结下不解之缘。又写过报告文学《井陉矿工》，真实地揭露了日本人统治的煤矿，因掠夺性开采，造成瓦斯大爆炸，致使王禽矿伤亡上千矿工的特大惨案。他的长篇《黑石坡煤窑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地主兼矿主的人物形象。作为地主，是斗争对象；可作为矿主，又是保护的对象……文中描写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第五次拜访时，他正在卧床吸氧，还有气无力的告诉我：他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以地主阶级开明士绅抗日救国为内容。我为他写了一篇评论《新中国第一部煤矿题材长篇小说——读康濯〈黑石坡煤窑演义〉》和一篇怀念短文《迟到的友谊》。

这三位老师都是不愿做奴隶并积极为奴隶们呐喊的革命作家。是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写作的大众文学作家。他们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有职务、没有职称，是以笔代枪的文化战士，也是当代煤矿文学创作的奠基人。

从对三位老师的求教，并阅读了多部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使我体会到，他们的作品多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我觉得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是曲折、坎坷、复杂和丰富的，于是，我也仿效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为题材，写了几篇少年回忆：《我与少年抗日先锋队》《畜圈人生》和《小半拉子劳工》。请教刘庆邦，他回答说：这是回忆录，算不上小说。又以军队生活为题材写了《入党》《我的那家房东》《初见陈毅军长》和《一场未遂的哗变》。又求教刘庆邦和徐迅，回答说：这是散文，也不是小说。我的这几篇回忆录和散文，先后在《中国煤炭报》和《阳光》月刊上发表。这，就算是我文学创作的开始吧！

但我还是想写小说。那么到底什么叫“小说”？想起萧军的那句话：小说是生活的真实同艺术真实的结合。从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其间必须有一个“桥梁”，那就是：艺术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夸张和虚构。让读者感到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却又不局限于真人真事，但必须具有教育的功能。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长期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和枯燥的政治性语言束缚了我的艺术想象力和虚构夸张。著名编辑崔道怡也说过，“小说家要具备两个条件：天才和拼搏”。我自认“拼搏”有力，“天才”不足，所以也只能在小说周边体裁做文章了。

二

煤矿工人创造了煤炭工业的历史，矿工作家创造了煤矿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写作大全》告诉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是由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环节组成的。一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作品，二是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欣赏和评论。我给自己定位：做一个煤矿文学的阅读者、欣赏者和评论者。没有料到的是，这条路同官场一样崎岖坎坷，让我苦、辣、酸、痛、甜五味俱享。

“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83年春筹办“第一届全国煤矿优秀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即以后的乌金奖）。这次活动是在张超会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的直接领导下，由“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苗培时同志负责，从社会请来五位老编辑，组成评奖办公室。（无“评委”）评奖工作进行约四个月，评选结果由我这个读者、欣赏者和评论者综合分类（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曲艺），直接向张超和唐达成汇报。通过这次评选，我进一步认识到，何为“文学评论”。编辑们是专业的阅读者，也是评论者；而唐达成才是权威的评论家。他对其中的优秀作品都有简要的点评和结论。最后经张超会长批准在《中国煤炭报》公布获奖名单。我写了《努力塑造当代矿工形象》的总结，得到张超的当面表扬，并于1984年6月9日获得“文化基金会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主任”工作证（说明我这“副主任”已得到官方的认同）。

在此次评奖活动前后，我与唐达成多次接触交谈，感受颇深。他是評论家，又是社会文学界党组的领导人，平易谦逊、坦诚开朗。他曾经多次赞誉“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的成立，是一个极有远见、极有战略眼光的措施。”评奖告一段落，他又表示“煤炭工业战线确实潜藏着巨大的创作潜力，有许多身手不凡的文艺人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艺生力军……”与他多次畅谈中，感受到他对煤矿这块黑土地和矿工的命运怀有深深的感情。他认为煤矿文学创作，尤其要研究美学。煤矿给人的印象是黑乎乎的，而我们的作者硬是要从黑色中去发掘那些光亮鲜活的东西，揭示矿工身上的美点和亮点。煤矿是社会的一个局部，要通过煤矿的变化、矿工的思想变化，折射出整个工人阶级的变化、工业战线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因此作为一名评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学知识、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出一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唐达成同志的这些指点，被我视为“经典”牢记在心，笔记在册。他是我的第四位老师，也是我写文学评论的启蒙老师。1999年10月26日我发表《难忘唐达成》的怀念文章。

三

我的煤矿文学评论，应该从那16部煤矿题材长篇小说的综合评论说起。1989年春天，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16部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进行单项评奖。时任常务副会长罗宏达同志出面请我做主评人，说“非成善一不可”。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16部长篇小说约400万字，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阅读、摘录、思考、分类、综合、提炼……对我这个65岁的文学爱好者，是一次艰苦的磨练和考验，受益匪浅！这16部长篇小说，内容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煤炭工业沉浮兴衰的历史，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矿工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英雄主义。热情洋溢地展现了煤矿的改革和改革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多侧面的展现矿工们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作品内涵厚重，格调高尚，尽管艺术风格各具特色，但集中表现了作者们对矿工的深厚感情。这是煤矿作品的代表作，是煤矿文学创作队伍快速成长的见证。此后，由时任文化基金会会长汪长泽主持，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作了题为《黑色的沃土，金色的花》的综合汇报发言，得到与会社会文学界评论家、编辑家的赞同。会后此文分别在1989年8月26日《中国煤炭报》和198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署名“煤作”）发表，接着我的另一篇相关评论《长篇小说里的矿工形象》发表在1989年12月9日《文艺报》上。这是国家级大报第一次发表煤矿文学的评论文章。煤矿文学走向社会，是对煤矿文学创作极大的鼓励！

四

作者要靠作品吸引读者，读者凭自己的认知能力，品味、欣赏作品，然后把自己的感言写出来叫“评论”。在青年作家中，第一个吸引我的就是刘庆邦。早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煤矿优秀文学作品评奖”活动时，我们就有过接触、交谈、磋商，还有过争论。1995年3月，随着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的成立，“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改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根据苗培时提议，选刘庆邦为主席（时任《中国煤炭报》副刊部主任），我是七位副主席之一，没有排序，没有分工。他们六位都在外地，都有专业，又都忙于自己的写作。而我是唯一离休在京的70岁的闲人，享受着优厚的离休待遇，老有所为协助42岁的主席做一些名副其实的工作，继续完成我“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主任的任务，是理所当然的，苦在其中，乐在其中。1992年春夏之交，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评奖揭晓，我与刘庆邦参加评奖的全过程。我以《煤矿文学的收获》为题作了总结。1995年冬，举办了一次煤矿题材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活动，我是主评人。收到初稿160篇（都是短篇），经过评选，有11篇获奖。我以《以事感人，以情动人》为题发表评论。1996年第三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揭晓，我作了《煤矿文学在升华中前进》的总结。2001年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揭晓，我又作了《愿煤矿文学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进》的总结。

1996年夏天，根据刘庆邦同志的提议，在时任文化宣传基金会会长李士翘主持下，在承德召开“煤矿文学评论研讨会”，我作了《发挥文学评论作用，繁荣煤矿文学创作》的主题发言。

1997年夏天，听说导演黄健中要把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走窑汉》搬上银幕，我问刘庆邦，此篇想说明什么？他一脸悬念笑而不答。此公就这脾气：在文字上一甩手就是几万字，当时已出版短中长篇二百多万字，而且都是在编务繁忙的业余时间“挤”出来的（据说他经常在厨房挑灯夜战）。但他在语言上却十分吝啬，特别是对自己的作品，“从不郑重其事的加以解释”，他认为那样“显得有些蠢”。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含糊地回答说“主要是想写写人性”。刘庆邦的作品，从主要倾向看，他不像社会上某些作家那样消极的哀叹人性的失落，呼喊人性的复归。而是站在社会的高处，从宏观上看待社会和人生，并集中笔墨向人性的深层探索。于是我紧跟其后，阅读和欣赏了他的12部中短篇小说：《走窑汉》《屠夫老塘》《家道》《闺女》《捉对》《苇子园》《水房》《白煤》《找死》《煎心》《保镖》《家属房》，并发表6000字的评论《颂美，斥恶，呼唤人性的升华——谈刘庆邦作品中的人性描写》。此篇评论在河南某《矿工报》上分期发表（又在安徽《银河》月刊1997年12月转载），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篇“读者感言”。

綜观刘庆邦四十多年的创作，多为煤矿题材，也有农村和城里人。短篇小说从《走窑汉》《屠夫老塘》到近年的《清汤面》；中篇小说从《家事》《家园何处》到《神木》；长篇小说从《断层》《红煤》到《黑白男女》（我对《黑白男女》的评论是《悲与爱的人性关怀》）。尽管故事背景、人物形象、语言风格、艺术手法在不断变化，但贯串始终的一条线就是“人性”。他认为，人性决定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讴歌人性的美，用美来感化人生；二是抨击人性的恶，用恶来告诫人生；三是剖析人性的复杂多变，呼唤人性的升华，用升华来激励人生。刘庆邦认为人性是应该升华的。随着社会和历史演进，人性是能够升华的。只有人性的不断升华，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化。令我感动的是，他能够看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人性的最高升华。所以我说“庆邦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作品从煤矿走向社会，从国内冲出国门，社会舆论好评如潮，从“短篇王”到“中国美”，连连获奖。

接触较多的第二位忘年交作家是周梅森。他的小说，大体可分为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在历史题材中，又分为煤矿题材和军事题材。当了七年矿工的他，自称是“高级文盲”。在他27岁时，就以中篇集《沉沦的土地》和以长篇小说《黑坟》为代表作的煤矿题材系列小说蜚声文坛。他的作品赢得广大矿工读者的赞赏，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评论家们认为，他的作品“从总体上表现了民族精神”，“用当代意识透视历史”。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唐达成夸他“写煤矿题材作品，大有三十年代茅盾写《子夜》的气魄”。

1982年苗培时离休于煤矿文工团，1985年我离休于煤炭信息研究院，但“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没有离休。1986年金秋时节，苗培时拉我主持在杭州召开的周梅森的《黑坟》研讨会，我与周梅森一见如故。没有造作的斯文，没有多余的谦虚。有的是纯朴、憨厚，还有些许稚气、粗犷和豪放。他谈创作经历，是那么坦然。谈他今后的创作计划，又是那么从容自信。他告诉我，“煤矿题材暂停一停，我要写军事题材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妥协的……”果然不久，他的以《军歌》《国殇》《冷血》《大捷》为代表的军事题材系列小说相继发表。引起社会文学界的关注，几乎每一部都被转载或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一般说，作家的成功之作，都是根据本人亲身生活经历所写。那么他的历史题材，又出自何方呢？就取材于他脚下的这块土地。徐州，对开采者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周梅森把一双脚深深扎在这块土地里，孜孜不倦地观察生活、体味人生、认识历史。对地球深处的艰苦探索，使他第一次认识到：人的渺小，历史的博大深沉。于是他转过身，从地球深处钻进历史深处，贪婪地阅读那些“县志”“府志”和旧档案。把死档案变成活历史。当然，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政治小说”。1992年春，他来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颁奖大会。我向他通报一个信息：有人说你周梅森的作品，大多是历史题材，说你回避现实。他有点儿激动，却又胸有成竹，脱口而答：现实生活题材当然要写。不写便罢，一写就是系列的。他的一位挚友曾经说过，“周梅森这人谈起他的创作计划，总是雄心勃勃，大言不惭！”这话并无贬意。他大言之前已有大作，大言之后必有大作。果然，从1998年《人间正道》，到2003年，《忠诚》《至高利益》《绝对权利》《中国制造》和《国家公诉》，从长篇到电视连续剧，以其严肃的主题、广阔的视野、磅礴的气势和壮观的场面引起社会广泛议论。我不仅欣赏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还特别佩服他作为一个矿工作家的胆识和气魄！他敢于捅上层的“马蜂窝”！周梅森以“改革”为主题的“政治”小说，多取材于地方省市官场，其实也有煤矿机关、企业的影子。为了表达我作为一个读者的真诚，为他写了三篇评论：《周梅森脚下这块土地》《改革潮头英雄谱——评周梅森〈人间正道〉》和《外柔内刚李东方——评〈至高利益〉》。

刘庆邦和周梅森是矿工作家中最先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不仅是我们矿工的著名作家，也是新中国的著名作家，得到社会众多评论家的“高端”评论。一位被称为“短篇王”“中国美”；一位被称为“政治小说大家”。一南一北各显奇才，一长一短各领风骚，为煤矿文学增光添彩！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天才加拼搏。他们的作品都是立足煤矿，走向社会。他们不会忘记是这块黑土地把他们培育成作家，对这块黑土地爱得深沉！我的约6000字的综合评论《话说周梅森的“长”和刘庆邦的“短”》于2004年5月1日在《中国煤炭报》和《阳光》月刊同时发表，以示祝贺。这篇评论在2005年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评奖活动中，与诗人梁东的诗论《重要的在强中固本》同获乌金奖。

矿工作家中写长篇小说最多的是向春同志。他的14部长篇作品都取材于鲁南大地的煤矿与农村和官场，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1975年出版的《煤城怒火》及后来的《黑色世界》《山川恨》《卧龙镇》，都是写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矿工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惊心动魄》和《天怒人怨》，写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是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鳏夫与寡妇们》写的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榕树花开的时候》，写的是退休后的老矿工再创业的故事。我先后送他两篇评论，《矿井里爬出的作家》和《是煤，到哪儿都会发光》。

1997年10月24日，我应邀参加山西作协主席张平长篇小说《抉择》研讨会，并发表《惊心动魄读〈抉择〉》的评论。从这篇作品里也看到了煤矿机关企业单位的影子。

五

所谓“政治”小说，就是以锐意改革、反腐倡廉为中心内容的小说。煤矿题材的政治小说，也不乏优秀之作。

矿工作家蒋法武用两年时间创作的反映煤矿深化改革的八集电视剧《黑脸汉子》，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浪，紧锣密鼓登上屏幕，紧跟时代脉搏。我的评论是《改革的阵痛，阵痛中改革》（1995年11月《电视研究》）。政工干部卢国成40万字的长篇小说《黄钟不弃》，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末煤炭工业那段艰难的历史，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煤矿这个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殊行业多方面的矛盾：生产与安全的矛盾、盲目蛮干与尊重科学的矛盾、一把手专制独裁与民主集中制的矛盾、廉政为民与贪污腐败的矛盾、国有煤矿与私营小煤窑的矛盾、干部与矿工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集中描写了一个草莽矿长和一个独裁腐败局长相勾结，贪污科研经费，导致事故的发生。我在2009年12月《中国煤炭报》发表的评论是《企业高管的一面镜子》。亚东的长篇小说《风起毛乌素》，取材于西北地区一座“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特大型现代化煤矿发生的“矿难”。他把笔当成挖掘机，开进矿井，深层次地挖掘出“矿难”的真实原因：既不是地质条件差，也不是科学技术不到位，更不是工人操作失误。而是一个缺德少才的矿长兼党委书记的失职！瓦斯来袭，本该及时撤离。但他官僚主义、高高在上、无能失职、指挥失灵，造成17人瓦斯中毒！作品清楚地告诉我们，同大自然作斗争，也是一场战争。决定胜败的，科学技术是重要因素，但第一因素是人。在矿难后，选择新的领导时，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领导层又展开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作品内涵越发深沉厚重。我发表在2015年3月《阳光》上的评论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矿难》。

六

回顧当代煤矿文学创作的历史，除大批优秀小说在社会文学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走出国门享有一些声誉。同时，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在宣传矿工美、矿区美、矿工生活美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报告文学和散文强调真人真事、真情实感，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仅获第二届“乌金奖”的报告文学作品即有24篇、获奖的散文13篇。

煤，就是一块黑色的石头。它的美，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世界！《孙友田煤矿诗集》中，有一句名言让我记忆犹新：“我是煤，我要同煤一起燃烧”。对矿工的心灵美，斯大林给予高度赞扬，说“矿工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光和热献给人民”。读张枚同、程琪的短篇小说《冷屋》，我的评论是《矿工也是一块煤》，看电视剧《黑土地的女人》，我的评论是《矿嫂也是一块煤》。

用报告文学宣扬矿工美的，首推安徽作家协会主席严阵。1990年前后，当社会文艺界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时候，年逾花甲的著名诗人严阵同志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谁都感觉自己美的今天，谁又是最美的人呢？”淮南矿务局局长杨宗震坦诚地告诉他：应该说，我们矿工最美。严阵那颗艺术家的心被感动了！他毅然走向矿区，穿上窑衣，把他那90公斤的高大身躯夹在矿工队伍里，钻进罐笼下井去了。深一脚浅一脚蹚过黑乎乎的“泥河”、坐上锈迹斑斑的乘人车、爬上足有十层楼高的井巷通道……他亲身体验了矿工井下工作的苦累脏险。升井后，他又低头弯腰迈进透风漏雨的工棚，亲眼看矿工在井上贫苦的生活环境，几次伤心落泪。他真正把心贴近了煤矿，贴近了矿工，贴近了生活。于是，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今天谁是最美的人》，把这个自己体会到的问题推向社会，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煤炭部离休的老部长们、在位的新部长们，再一次被感动了！从此，严阵和煤矿结下不解之缘。近两年来，他几乎把全部情感和创作精力都献给了煤矿。从江淮大地到西北大戈壁，从长白山麓到内蒙大草原，踏遍十几个矿区，行程万余里。大煤矿小煤窑、井上井下，高楼大厦、土坯房、地窝子，都留下他沉重的脚印。他用热情的诗句描写矿工，被他收入作品的，有名有姓的二百余人。有在科学领域开辟通途、从先进跃向先进的局长，有带病躺在井口指挥灭火的党委书记，有拄着双拐在井下指挥生产的矿长，有出生在苏杭、却把一生献给新疆的技术员夫妇，有明知“矿工妻子难当”，却铁了心嫁给矿工的五姐妹……他们都是煤矿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先后写了14篇二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他发现煤矿工人具有沉默之美、燃烧之美、奉献之美、开拓与创造之美，是“今天最美的人！”

我通读了他的全部作品，夸他的作品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写出来的。我写了评论《美的召唤》（1991年7月13日《文艺报》）。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觉得煤矿保留了更多的革命传统，怎么好人都到煤矿来了？”说到“传统”，我有同感，说“好人都到煤矿来了”，这是诗人的艺术夸张。

还有1998年7月，由梁东、刘庆邦主编的《基石与丰碑——献给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包括了黄树芳、蒋法武等20位作者的19篇报告文学作品，真人真事，真情实感，语言精练，感人至深。

我这个曾经把日伪统治时期的煤矿视为“十八层地狱”的“小半拉子劳工”如何发现新社会煤矿的“美点”和“亮点”，还是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我始终记着唐达成那段话，“煤矿文学创作研究，尤其要研究美学。煤矿给人的印象是黑乎乎，我们的作者硬是要从这黑色中去发掘那些先进的、光明的东西……”高扬文部长在“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也反复强调要“多写光荣的一面和美的一面”。我又学到了意大利雕塑家罗丹的一句话：“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1990年秋，我在内蒙古扎赉诺尔主持“孙友田诗作研讨会”。听说附近的大雁矿务局是东北地区煤矿质量标准化的先进典型：可以穿白球鞋下井！百闻不如一见。我与安徽《太阳》文学双月刊副主编向红同志一起脚蹬白球鞋，戴上白手套，在局宣传部长和一位副局长陪同着下井了。沿着整洁的水泥台阶，一级一级走下矿井。一股清新湿润的气味扑面而来，如同走进北京的地铁或哈尔滨的地下商场。白灰粉刷的顶棚上，距离均匀的灯光照得大巷如同白昼。一位清洁工正在用拖把清理人行道，拐角处有一个公厕，门上贴着一张“随地吐痰罚款”的告示。陪同我们的副局长说，“井下已形成“三无”“一通”“四条线”。即：无杂物、无积水、无污泥；水沟畅通；照明、管路、轨道、电缆各成一条线”。被玻璃门隔开的“采区变电所”里面，天蓝色的顶棚，乳白色的墙壁，一台台淡青色外壳的设备，整齐地排列在橘红色水泥地面上。我在设备上摸了几把，不见灰尘和油污。在下井的三百多个台阶的左壁，错落有致地悬挂着三十多个玻璃镜框，都是祖国名山圣水的画作，各有特色，吸人眼球。矿工说：“这都是我们自己画的，上下班时看两眼，就等于游山逛景啦。”走进单体支柱如林的工作面，几位白脸矿工过来问我：“你看我们是黑脸汉子吗？请转告那些画家先生，别把我们画的那么黑。”“怎么，怕找不到对象？”“那倒不是。过去找媳妇难，现在送上门咱还得挑一挑呢。”一阵开心的大笑！走走看看聊聊，上上下下，弯弯曲曲，大约七八里路，两个多小时。升井后仔细查看白球鞋和白手套，基本还是白的！在这里调研观察半个月，概括地说：这里的矿井是工厂化，矿区是公园化，单身宿舍旅馆化，食堂饭馆化。这里的矸石山一改晴天冒黑烟、雨天流黑水的过去，换装成一座风景秀丽的公园。登上60米高的“望雁亭”，俯瞰矿区三千多平米的广场，同矸石山公园相连，组成一个大公园区，其美妙之处令人赞叹不绝！在同许多干部工人交谈时，他们都反复提到：这都是我们大局长的主意，他说“一定要让美占领煤矿这块阵地”。他们说的“大局长”，就是局长兼党委书记何福林。

我们同何局长几次交谈，相互间没有客套。我的第一句话是“大局长，不容易呀！”他回答的第一句话：“这也是逼出来的。”1970年开始建矿，为了要煤，简易投产。设备陈旧，巷道失修，凹凸不平，积水过膝。水上漂着杂物、粪便，生产条件恶劣。煤炭质量下降，产量下降，三个月开不出工资，人心不稳，队伍涣散。怎么办？这位在煤炭战线转战30年的共产党员，坚持毛泽东的“人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同时也要有点儿压力。依照张霖之部长“质量标准化”的指示，派出23人的学习团队，三赴山东肥城矿务局学习质量标准化的先进经验，同时重新制定出自己的质量标准化第一号工程。他带领25000名干部职工，不分昼夜，大干365天，终于制住水患，冲出“低谷”！

回京后，我用半个月时间写出约万字的《大雁煤矿形象素描》的报告文学（1990年11月安徽《太阳》增刊）。权威文学家认为，“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如何走，走向何方，才是报告文学成败的关键。”对此我深有体会：如果不走进大雁矿区，我是绝不会相信有“可以穿白球鞋下井”的煤矿，当然也不可能写出这篇报告文学。

七

回想起历届全国煤矿优秀文学乌金奖的评奖，都是在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都是由著名编辑家、作家、评论家参与评选而获奖。还有来自社会名人奖、地区奖、刊物奖。感谢广大读者、欣赏者、评论者，没有这些评论，奖从何来？煤矿文学创作，对煤矿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思想政治工作、媒体宣传、舆论工作一道，形成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力，推动了煤矿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何让“美”全面占领煤矿这块阵地，还任重而道远！

煤矿文学创作，应该继承传統，紧跟“新时代”，在实现煤炭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讴歌煤炭系统“新时代”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特别是科技创新方面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

至于我的那篇《史》，简而言之，就是对煤矿文学创作32年的工作简略总结，和八十多年文学史的简略回顾。（遗憾的是《中国煤炭报》副刊“太阳石”和《阳光》月刊在培育作者、助推矿工作家队伍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史》中却只字未提，乃重大失误！）知情者说非“我”莫属，并且认为是我积40年的政治工作理论功底和32年煤矿文学创作研究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之作。我倒认为，如果我写不出那篇《史》，我将愧对“煤矿文学创作研究”这八个字。因为，自从1982年被选举为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主任以来，我就有了一种责任感，有了一个实现我对文学爱好、追求和向往的梦想。所以，作为煤矿文学作品忠实的读者、欣赏者、评论者，尽全力参加了煤矿文学32年各项可能的实践活动（尽管不会电脑，就靠一支笔，五年前右眼手术失败，基本失明，但毅力还在）。如果没有亲身参加“煤矿文学创作研究的实践”，“记忆”何来？“积累”何来？“勾勒”何来？

感谢作家们写出那么多可供阅读、欣赏和评论的优秀之作，感谢六届13位正副会长（主席）对我这个“园丁”的容纳和支持，感谢煤矿文学这片园地的培育，满足了我追求和向往文学的梦想。

同时，感谢史修永博士，站在中国文坛的高处，对中国当代煤矿小说的鸟瞰和宏观评论。

成善一：93岁抗战老兵，原煤炭工业部政工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离休后曾任“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主任，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