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出不了哲学家？

黄应全

汤一介研究会准备出版汤一介个人纪念和汤一介思想研究两个集子，作为汤先生的弟子，我很荣幸受邀撰文。但遗憾的是，直到2016年9月初接到催稿通知为止，我依然没有决定是否要写，因为我实在不知如何下笔。一者，我虽为汤门嫡系，但与汤先生接触有限，对其印象也较模糊，因而似乎不足以拼凑出一篇还算过得去的汤先生个人纪念文章。再者，导师的著作和文章我虽大都读过，但鉴于本人已久未涉足中哲领域，不敢对其具体贡献忘加评判，因而想写成一篇差强人意的汤先生学术成就研究文章也殊为不易。正在我犹豫彷徨之际，突然记起师兄胡仲平曾给我们发过一篇《汤一介先生在86周岁生日宴会上的讲话》，其中谈及的某些东西似乎可以让我引申发挥一下。于是，我只好把该文的一丁点读后感作为对汤先生的纪念文章了，还望汤先生在天有灵不要怪我。

一

开宗明义地说，我想谈的核心是北大乃至当代中国没有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问题。

汤先生说：

“我跟朱善璐、周其凤他们都谈过，我说北大解放后办了这么多年的哲学系，没有出大思想家。我们确实出了一些专家，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没有出大思想家，我说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

汤先生这段话说的是北大哲学系，但实际上可以扩及当代中国的整个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首先，单就北大哲学系现状而言，这段话也是一语中的的。2012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的时候，我就产生过一种比较强烈冲动想专门谈一下北大哲学系的衰落，后来因时过境迁便不了了之了。我当时想说的还不是汤先生所谓北大哲学系只出了些杰出专家而未出一个大思想家的问题，而是更下一层的意思：北大哲学系所出的专家在今日中国是否还足够杰出，是否还能傲视全国高校（更别说全球高校）？在我看来，北大学生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因而北大的老师也必须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老师，是配得上为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上课的老师。过去，北大哲学系虽然很多老师很平庸，但每个专业总有一两个真正杰出的;但如今连这一点似乎也难以为继了。这是北大哲学系百年纪念时我真正为之感到悲哀的。没有思想家还不要紧，但连足以傲视天下的顶尖专家都没有了，你说悲哀不悲哀？随着陈来的出走和汤先生的去世，北大哲学系的平庸化似乎彻底暴露无遗了。做一个学者，你在首师大可以平庸，但在北大却不能平庸。如今的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全世界哲学系也许都望尘莫及的办公楼（连讲师都有单独办公室），可惜这似乎恰好成了对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刻意讽刺。（我要声明的是，我在此只想陈述事实，没有针对任何具体人员之意，真相有时是很伤人的，我的上述言论可能会伤害一些人;但我更希望他们从此奋起，要不然北大哲学系离国内二流大学哲学系不远矣，遑论世界一流？！）

当然，我承认，我有点过度解释了。汤先生真正忧心的并非北大哲学系平庸化的现状，而是北大哲学系在当代中国“只能出专家不能出思想家”的状况。更准确地说，他的意思是，北大哲学系在当代中国最多只能出哲学史家却出不了哲学家。要明白他的意思，需要事先明白这里存在一些圈外人和外国人都不太了解的区分。圈外人，尤其是媒体人士，动不动就说某某人是“著名哲学家”，殊不知，在中国（至少在人文学家界，“家”这个字是不能像在西方那样随便用的。在西方，只要你是研究哲学的人，无论你成就多大都可以称之为“哲学家”（philosopher）;但在中国，普通研究者是没有资格称为“家”的，只有达到顶尖水平的研究者才配享有“家”的封号。这便是汤一介先生曾明确声明自己顶多算个“哲学史家”而拒绝媒体称之为“哲学家”的原因。就哲学学者而言，存在三个基本档次：普通哲学学者、哲学史家、哲学家。

有人或许会说，你讲得不对。哲学分为史和论两个方面，因而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应该是相同层次的，一个在哲学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一个在哲学理论方面成就卓越，你为什么要说二者之间存在高低之别呢？我的回答是，所谓史和论的区分是一个根本无法成立的区分，除了在某些本质上属于宣传性“哲学”的行当中之外，哲学研究实际上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论”（真理），“史”只是“论”的历史化形态。你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问题，研究哲学史只是做准备工作。因此，哲学史家的工作本质上只是一种过渡性工作，哲学家的工作才是最终目标。以冯友兰为例。冯友兰配得上称为“哲学史家”，也配得上称为“哲学家”，但冯友兰提出著名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分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哲学史研究只是哲学研究的准备，哲学研究是哲学史研究的更高阶段。所以，他写完《中国哲学史》之后要写《贞元六书》，从事真正的哲学创作。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高于哲学史家。

事实上，汤一介先生的意思也是如此。他谢绝媒体“哲学家”称谓而自称“哲学史家”，便是一种谦虚而又诚实地把自己定位于次级哲学研究者的表现。（要知道，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想想当今中国学界有多少为老不尊者恬不知耻地谋求着“著名哲学家”的称谓？！）我曾在别处提到，我在北大念书时听汤一介先生说，他父亲汤用彤曾跟他们讲，不同人的天赋不一样，像他（指汤用彤）只能做個哲学史家，冯友兰天赋比他高可以做哲学家。这很明显符合我们的直觉：研究别人的观点和创造自己的观点需要的天赋是不同的，因此哲学家必然高于哲学史家。

由此看来，汤先生所忧心的是北大哲学系实际上变成了哲学史系，成了没有哲学家的哲学系。这也是一种悲哀，是比我前述悲哀更高一层的悲哀。

二

汤先生所谓哲学家就是“大思想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那里是同义词。汤先生说北大哲学系在当代没有出大思想家，这话或许并不能为所有人认同。如果他指的是留在北大哲学系执教的人，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指的是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人，那么有人就可能会有异议了。比如，有人会说，李泽厚就是个例外。李泽厚便是北大毕业且以思想家而闻名于世的。我还记得在我念本科的八十年代末，流传着一种说法：当代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家，只有半个思想家，那人便是李泽厚。“半个思想家”这种说法耐人寻味，可做褒贬不一的理解。从贬义上说，它意指李泽厚还够不上思想家的称号;从褒义上说，它意指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唯一勉强称得上思想家的人。老实说，我至今认为，“中国当代只出了半个思想家或半个哲学家，那就是李泽厚”，是一种极为准确的说法。

有趣的是，那“半个思想家”最近正好对“专家”与“思想家”之别发表了一些看法。李泽厚把“专家”和“思想家”视为两种平行并列的学术研究者，专家重在学问渊博，思想家重在思想影响，前者如王国维、钱钟书、陈寅恪等，后者如鲁迅、胡适、李大钊等。李泽厚反对王元化所谓“要做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的提法，认为“学问家”和“思想家”明显属于两类人。[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139.html。]

李泽厚此说与汤先生所说表面上看差不多，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李泽厚的说法属于纯社会学意义上的，意思是专家和思想家属于两种不同社会身份的学者，一种以学问为目标一种以思想为目标。李泽厚此说貌似有理，从社会学角度讲，王国维、钱钟书、陈寅恪的确与鲁迅、胡适、李大钊不是一类人，他们的区别的确也常常被说成是学问家与思想家的区别。但是，仔细琢磨不难发现，当我们说胡適不同于陈寅恪之处在于胡是“思想家”陈只是“学问家”的时候，与我们说冯友兰不同于汤用彤之处在于冯是“思想家”汤只是“专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所谓“思想家”主要特征在于其“思想”的社会影响而非发现或创造某种思想的能力，只有后者的所谓“思想家”才以发现或创造思想为主要特征。考虑到李泽厚所提到的鲁迅、胡适、李大钊，尤其是后两人，他们的思想本身在今天看来并不具有太多的原创性，李泽厚所谓思想家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谓“意见领袖”或意识形态家。在我看来，汤一介先生所谓“大思想家”显然不属于这样的人。用柏拉图的术语说，真正的思想不是“意见”而是“真理”。胡适实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影响的代言人，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胡适够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称号。就李泽厚本人来说，我们说他是当代中国的“半个思想家”，也不是在他的思想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乃至数代中国学者的意义上讲的（虽然这的确也是事实），而是就他在当代中国属于唯一一个有着相当原创性思想的人的意义上讲的。专家与思想家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思想或思想影响有多大，而在于有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以及原创性思想有多大。因此，简单地说，专家是“照着讲”的人，讲的是别的人观点;思想家是“接着讲”的人，讲的是自己的观点。

如果有人注意到汤一介先生谈的是“大思想家”而非“思想家”，那么我觉得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大思想家，因为必须有足够多的原创性思想才配得上称为思想家。即使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不乏思想的火花，但我们显然不是思想家。学者也一样，很多专家型学者也有一定数量的原创性思想，但他们仍然只是专家而非思想家，因为思想家必须有远远超出一般学者的原创性思想。汤一介先生也有一些原创性思想，但他之所以不敢自命为思想家，显然是因为他自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思想家总是让人联想到“思想体系”，就因为有体系意味着其思想包罗万象，给人宏大无比之感，显示出当事人思想原创能力的强大。当然，事实上思想家不一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性的，存在无体系乃至反体系的思想家。但即使某个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构成一个体系，其思想也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这是确凿无疑的。

其实，这种意义上的有关专家与思想家的区分不只是在中国才有，在西方也存在。比如，列奥·斯特劳斯曾非常赞赏地提到海德格尔对学者和思想家的严格区分，学者或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自己的思想但必须依傍他人，而思想家不仅有自己思想而且其思想还是无所依傍的原创。这岂不是非常接近于冯友兰“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分？斯特劳斯认为，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区别便是这种意义上的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

所以，李泽厚关于学问家与思想家的区分因为太过注重社会影响，混淆了思想家与意识形态家，因而没有触及汤先生所忧之问题的根本。汤先生忧虑的是：北大乃至全中国在当代没有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

三

如此说来，所谓缺少思想家的问题仍然是那个老大难问题：原创性的缺乏。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山寨能力举世无双，创新能力却低得可怜。这不独在经济领域如此，学术领域亦然。我们的专家型学者其实基本上属于一些搬运工，做得最好的也不过是把外国的或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那么走样地搬到当代读者跟前而已。本人当年学中哲的时候最大的体会之一便是，整个中国哲学史界过于僵化刻板，往往只会用所谓“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之类公式生搬硬套中国古代哲学材料。我们的学者能够把“照着讲”做好已经不易了，哪里还谈得上“接着讲”？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今日中国人文学界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原创性缺乏的事实，而是对何谓原创性、如何获得原创性十分茫然。

如今，中国人文学界“伪原创”屡见不鲜，俨然成了一种现象。由于中国人文学界的确需要原创，原创过于稀缺;又由于对人文学术原创真伪的辨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人文学术更便于装神弄鬼;学术投机者便趁虚而入，以“学术天才”自居，搞出一些假原创的学术产品来。我曾批评过的美学领域某“学者”便是一例，其人自称要对康德“接着讲”，还着实炮制了好多本所谓“原创性著作”，但其实都是胡编滥造。又如清华某著名学者，为获得原创思想家的名声，不惜大肆剽窃他人，胡乱拼凑“鸿篇巨著”，以图瞒天过海，丢人都丢到国际上去了。还有一些滑稽色彩稍弱一点的人物，他们或者当了一辈子专家，老了却一下子“才情大发”，做起思想家的美梦来了;或者本身资质平平，却不甘一辈子做专家，一本正经地做起思想家的事情来了。

中国有句谚语：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没有原创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显然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它们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果都算不上，只能归入李泽厚正确地谈到的“学术垃圾”之列。我认为，清晰地辨认和严格地拒斥伪创新对于当今中国人文学界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当然，伪创新的出现虽然可恶，但也很有启示意义。它至少提醒我们：单单发现我们缺乏原创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弄清如何才能真正获得原创性。

四

在这里，我想把自己关于如何产生哲学原创性的问题简略说一下。

首先，学术原创必须遵循特定的理路。学术原创不是胡思乱想，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产生出来的。严羽谈诗有所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说，转用来指学术非常合适。要成为哲学家固然需要有大志向、大抱负，但最重要的也许是要走在正道上，此即“入门须正”。我在别处说过，学术的所谓门路便是港台学者所谓“理路”。哲学家所遵循的理路可以是已经被发现的，也可以是未被发现的，但真正的哲学家都必须遵循某种基本理路。海德格尔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欧洲大陆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但其哲学无论多么古怪新奇都还是运行在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框架”（阿尔都塞语）之中的。比如，要想理解他那个神秘的“存在”，你不从超越唯心唯物二元论（即超越主观论哲学和客观论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必要再次重复我一贯的观点，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有真正的原创。一方面，哲学家的确如李泽厚所說采用的不是“我注六经”的方法而是“六经注我”的方法。黑格尔、海德格尔也讲哲学史，但他们所讲的哲学史全都只是作为他们自己哲学注脚的哲学史。但另一方面，至少在今天，哲学家必须充分了解哲学史。黑格尔、海德格尔之所以能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显然是建立在他们对以前的哲学有精深的了解基础上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某人的哲学思想是合乎哲学理路的，它是否具有原创性就直接表现为是否完全有别于先前的各种哲学思想，那么这就意味着哲学家已经深入了解了先前各种哲学思想。有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对别人的哲学了解得越多越不利于创造自己的哲学，认为中国当代哲学界缺乏原创性就因为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太多，这纯属谬见。哲学早已是一种专门学问，闭门造车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我看来，在当今哲学界（不只是在中国哲学界），先要能够“照着讲”，然后才能“接着讲”。北大哲学系的问题也许不只是没人能够真正“接着讲”，而是连很好地（比如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那样）“照着讲”都有些勉为其难了。

牛顿“站在巨人肩上”的名言，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适用于所有的学术研究。要具有真正的学术原创，在任何学科领域，我们都不得不直面哈罗德·布罗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因为我们都是后来者，后来者都很容易被前面的巨人遮挡住，很容易一辈子生活在巨人的阴影里。原创者必须站到巨人的肩上去，了解巨人进而超越巨人，除此别无他法。北大哲学系乃至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界出不了哲学家，其根源就在于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环境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后则不单纯是环境原因了。就拿北大来说，你在北大老师和学生里能够找到一个天赋异禀而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哲学的人吗？不是天赋平平，便是太过“聪明”，前者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后者纵然有天赋也全都浪费在对眼前名利的追逐上了。

五

最后，关于北大乃至整个当代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的问题，如果限定为“北大乃至整个当代中国出不了哲学家”的问题的话，我还有更深一层的疑惑：人类还能出现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大哲学家吗？也许，正如理查·罗蒂所说，哲学已经终结了，此后不需要也无法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了。也许，哲学领域今后最多只能出现一些对已有哲学了如指掌的渊博学者（即专家型哲学学者）了。也许今后在哲学领域只能“照着讲”，“接着讲”已经不可能了。我如今不再从事纯哲学研究，因而当我听说某些中国学者以“研究康德最厉害”“研究胡塞尔最厉害”“研究海德格尔最厉害”等自居的时候，总觉得相当可笑：你把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搞得一清二楚也不等于你就是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但现在我静下心来想想，也许这便是“哲学终结”之后的现实吧：只剩下哲学史家，不再有哲学家。不独北大如此，不独中国如此，全世界皆然。

实际上，“终结”感不只是专业哲学领域的现象，它遍及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比如，在文学理论领域，首先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被一种更宽泛的名叫“理论”的东西所取代，然后到二十一世纪又出现了所谓“理论的终结”。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有谁敢说他提出了一种足以与诸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属于同等级别的文学理论，一定会成为笑柄的。（前些年中国某些人提出的所谓“新理性精神”文论便是如此。）终结感产生的原因，我觉得主要在于：基本理路已被穷尽。很多事情可能的确存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况。比如，十九世纪中期理论物理学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尽头，要终结了，结果却迎来了一场大变革，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打开了全新的境界。但是，这种情形是否适合哲学、文论这样的人文社科领域，却不得而知。哲学（和文论）已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但开辟新天地的可能性却似乎并不存在。

如果哲学都终结了，再做哲学家之梦岂不太过荒唐？如果说北大在当代中国没有出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使然，那么遗憾的是，如今不仅中国的环境而且全世界的环境似乎都成了扼杀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土壤。这意味着，中国将来也不再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了。从现在起，搞哲学只能成为专家，别再妄想做哲学家了。今日中国那些正在做哲学家梦的老老少少们其所作所为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也许与此不无关系：当今时代已经不再能够产生哲学家了。

当然，有人会说，“终结”感也好，“终结”论也罢，毕竟不一定是正确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时代，人们感觉某种东西已经处于终结状态，最终却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幻觉。中国诗歌到了晚唐人们或许觉得诗歌已经终结，后人再也无法写出真正有意义的诗歌来;但接着不照样出现了宋诗，虽说宋诗从唐人角度看或许不是诗。前述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例子更典型：当时物理学界弥漫着一种物理学已经终结的感觉，但随后却被证明这不过是大变革的前奏，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彻底更新了人们的视野。谁敢担保哲学就不会是这样呢？也许如今在哲学界颇有市场的终结感不过是另一种全新哲学模式降临的前兆而已？也许哲学的好梦就在前方？

但我自己属于悲观派（至少在目前），我觉得一种全新哲学模式降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哲学注定要走向没落。因此，我对汤先生问题的感觉是相对复杂的。一方面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正确，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说的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历史事实而言，说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在当代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一种深刻的观察。但如果说出这一点是为了敦促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奋起直追，为产生出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创造条件，我却有些犹豫：真的还有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吗？也许哲学研究还将继续，但哲学家却永远不会再有了！

但愿我是错的。

2016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