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西汉墓的发展规律与区域特征

2018-12-04 11:15蔡亚林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8年15期
关键词:发展规律汉墓山西

蔡亚林

摘 要:山西汉墓的墓葬形制经历土坑墓、土洞墓和砖室墓分别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小空间、封闭平面式向大空间、开放立体式的转变,随葬品经历了“鼎、盒、壶、罐”和“灶、井、案、盘、杯”组合两个阶段,最终实现了仿铜陶礼器向模型生活明器的的转变。虽然晋南、晋北及晋中地区汉墓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特征,但总体发展演变符合汉代墓葬形制的“第宅化”和随葬品的“生活化”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山西;汉墓;发展规律;区域特征

山西,“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於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地理形势十分险固,故有“天下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1]之说。汉代,晋南地区西临关中地区,为秦及西汉的政治中心,东临中原地区,为东汉政治中心;晋北地区又与草原地区相接,为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活动区域。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在研究汉代历史,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墓葬资料具有“包涵着的所有信息都是当时人们的创造,不曾受到任何修饰”[2]的特点,因而对墓葬的研究,历来是考古学上“以物论史,透物见人”[3]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山西地区关于汉代墓葬的资料积累已有一定规模,关于山西地区汉墓的研究也已经较为广泛和深入,但是研究对象主要为局部性地针对个别墓或个别墓地,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于墓地的分期断代、典型随葬品的源流分析以及壁画和画像石内容的探讨。鉴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山西地区汉代墓葬做以比较全面的梳理,从而探讨山西中小型汉墓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区域特征。由于山西境内发现的大型诸侯王级的汉墓极少,故本文仅就中小型墓,即“中小地主及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的墓葬”[4]展开论述。

1 山西汉墓的发现与研究

山西境内的汉代墓葬分布较广,大型的墓葬群遍布全省,其中已发现并列为国家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二十余处[5]。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地区经过科学发掘清理的两汉墓葬总数约为6000座,已发掘的汉代墓葬的分布地域几达全省。就发掘的情况看,以朔州、广灵、侯马及垣曲等地比较集中,其它地区为配合基本建设也有一定规模的发掘。公布了一批报告、简报及通讯,比较重要有《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6]、《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7]、《山西朔县西汉并穴木椁墓》[8]、《山西省右玉善家堡墓地》[9]、《襄汾县南寨汉空心砖墓》[10]、《1990年山西侯马战国、西汉墓发掘简报》[11]、《山西侯马东周、两汉墓》[12]、《天马-曲村1980—1989》[13]、《忻州市明望村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14]、《山西广灵北关汉墓发掘简报》[15]、《山西侯马市虒祁墓地的发掘》[16]、《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17]、《原平北贾铺东汉墓葬发掘简报》[18]、《山阴新广武汉墓发掘报告》[19]等。

目前关于山西汉代墓葬研究已较为广泛与深入,但就研究形式而言,以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为主,专著和论文不太丰富;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山西汉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著述相对较少,已发表的论著大部分侧重于对某一地区内个别典型随葬品的类型学研究和汉画像石内容的探讨;研究现状亦不太均衡,总的来看,目前对晋中南地区的汉代墓葬综合研究已较为深入和全面,晋北地区则相对较为薄弱。

晋南地区汉墓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邹衡先生主编的《天马—曲村1980—1989》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侯马乔村墓地1956—1996》两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

《天马—曲村1980—1989》在第四部分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天马—曲村遗址六次发掘所得近百座秦汉时代墓葬的情况,按照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将典型墓葬分群分组,将全部墓葬划分为六期13段,并依据典型器物比较及随葬钱币,对各期绝对年代做了分析:一期为战国末期,二期为秦代前后,三期为西汉高祖至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四期为西汉昭帝至元帝之间,五期为西汉成帝至王莽建国,六期为东汉晚期。此外,杨哲峰先生在其硕士论文《曲村秦汉墓葬分期》[20]中,将曲村秦汉墓地的主要陶器组合依茧形壶的有无分为两大系统,并将两大系统的关系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从而对关中地区文化因素对晋南地区汉代墓葬的影响做了一次较为深入的探讨。

《侯马乔村墓地1956—1996》将侯马乔村墓地十八次发掘所得的一千余座战国至汉代墓葬中的陶器墓,依据器物组合的不同分为“鼎、豆、壶”“釜、盆、罐或不同类型的罐与罐”“鼎、盒、壶或壶、樽、井、仓、灶等模型明器”三大类,整个墓地划分为九期,其中第四期至第九期的墓葬包括第二类陶器墓的第二期和第三类陶器墓的全部,主要为西汉初期到东汉中晚期,具体情况为:第四期为西汉初期,第五期为西汉景帝时期,第六期为西汉武帝时期,第七期为西汉晚期,第八期为东汉中期,第九期为东汉中晚期。

晋北地区汉墓研究的论著主要为山西平朔考古队编著的《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该简报较为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地区发掘的秦汉墓葬1285座,并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点,将这批墓葬资料大体分为六期:第一期为秦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前期,第三期为西汉中期,第四期为西汉晚期,第五期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第六期为东汉中晚期。此外,黄盛璋先生在其《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一文中对这批墓葬中若干文物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并对一些墓葬的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21]。

晋西地区是我国汉画像石墓的重要分布地区之一,虽然山西境内出土的汉画像石时代集中于东汉中晚期,但是由于晋西汉画像石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与陕北画像石的密切关系,关于山西汉画像石墓研究的论述也比较多,有些文章涉及到了山西汉墓的形制分类,但主要侧重于画像石墓的起源、分区、分期、画像内容和雕刻技法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李铮的《山西东汉画像石研究》[22]、刘起印的《吕梁汉代汉画像石的研究》[23]、刘永生的《山西东汉画像石浅析》[24]、米如田的《汉画像石墓分区初探》[25]、信立祥的《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26]等。此外,还有学者对山西汉代墓葬出土的钱币及个别典型器物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如朱华的《浅谈朔县出土的五铢钱》[27]、李永敏和范文谦的《山西出土的东周两汉灶》[28]等。

2 山西汉墓的发展规律

虽然目前对山西汉代墓葬的研究形式以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居多,但是由于其所发表墓地的墓葬数量较多,而且这些墓葬在时间上有从秦汉之际一直到东汉中晚期的完整性,在发展上多有明显从早到晚自成序列的连续性,因而通过对这些报告或简报关于各自墓地的梳理,我们可以建立其所在地区汉代墓葬时代序列,进而对山西地区汉代墓葬一般发展规律与区域特征的开展综合性探讨。

2.1 墓葬形制

山西汉代墓葬形制可划分为土坑墓、土洞墓与砖室墓等三种基本类别,综合相关发现,山西地区这三种墓葬形制的总体发展规律是:大体经历土坑墓、土洞墓和砖室墓分别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阶段,最终实现了土坑墓、土洞墓向的砖室墓过渡与转变,墓葬形制从小空间、封闭平面式向大空间、开放立体式的“第宅化”的演变趋势十分明显。

竖穴土坑墓是我国最为传统和使用最为广泛的墓葬形制,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一直是墓葬形制的主流形式。西汉早期,山西地区的汉墓继续继承了这种传统,无论晋北、晋南还是晋中地区都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特别是晋北地区竖穴土坑墓的数量还占所发现墓葬的大多数。西汉中期以后,晋北和晋中地区的竖穴土坑墓继续存在,在一些较大的墓葬中还出现了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而这种带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在晋北地区甚直到东汉初年还有使用,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几千年来传统墓葬形制的强大影响力。而与此同时,土洞墓逐渐发展并成为墓葬形制的主流形态,这种墓葬形制历史也比较悠久,自马家窑文化便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先仅为西北少数民族所常用,后为秦人采纳并伴随着秦国的强大、扩张于战国中晚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

西汉中晚期以后,山西汉墓中的土洞墓发展到顶峰,其形式也有一定的演进,开始自身形制向大空间、“第宅化”的方向发展,如晋北地区的带耳室、前堂的土洞墓即为这一演变趋势的具体表现,这种形制的土洞墓直至东汉中晚期发展为穹隆顶带耳室的形式,与砖室墓的“第宅化”意义日趋一致。

西汉末到东汉初,砖室墓逐渐开始在山西汉墓中流行,砖质墓材使用的较早阶段首先表现在晋南地区的空心砖墓。这种墓葬形制的发展情况是由西汉早期小型无墓道、无门、平顶、素面空心砖墓,至西汉中晚期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型带墓道、有门、弧顶或屋檐顶、模印花纹空心砖墓。这样的演进过程也明显反映了空心砖墓逐步向大空间、“第宅化”的发展趋势。而作为砖室墓主体材质的小砖墓的发展情况首先表现在,由西汉晚期的在土洞墓洞室内直接用小砖起券,至东汉时期发展为在洞室内用小砖筑为穹隆顶且带耳室的复杂形制,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土洞墓向大空间、“宅第化”方向的发展趋势。

东汉中晚期,山西汉代墓葬形制的演进过程基本完成,各地墓葬形制又重新趋于一致,均为单室、双室或多室的砖室墓,并且墓室也日趋高大,顶部多为高大的穹窿顶,大空间、开放立体式的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墓室“第宅化”的丧葬理念得以彻底实现。

2.2 随葬品

通过类型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山西地区汉代墓葬随葬品组合总体发展规律是,大体经历了“鼎、盒、壶、罐”和“灶、井、案、盘、杯”等组合这两个大的阶段,最终实现了仿铜陶礼器向模型生活明器的过渡与转变,随葬品整体风格从追求形而上的封建等级观念为主,向追求实际庄园经济生活为主的“生活化”演进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山西汉代墓葬随葬品中的“鼎、盒、壶”类的组合出现在战国晚期以后,经秦至西汉初期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个别地区甚至东汉初年还有发现。虽然在不同地区这种仿铜陶礼器组合流行时间的早晚有所差异,具体在与其他器物组合的方式上也略有不同,但是器物形制总体的发展方向明显相同,即仿铜陶礼器性质的逐渐衰落和庄园生活明器性质的兴起。具体到每种器形的演进上,这种发展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鼎是陶礼器组合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山西汉墓中西汉早中期的鼎多为深腹,尖底或圆底,三蹄足,制作普遍较为规整,且器身多饰红白彩绘,与战国晚期的鼎风格相接近,数量种类较多。西汉中晚期鼎腹开始变浅,多圆底出现并流行平底,蹄足不太规则,彩绘风格继续保持且纹样较多,构图复杂,数量种类最多。西汉末年以后鼎多为浅腹、平底,蹄足较细,附耳多外撇,彩绘也趋于衰退,多为粗墨线勾勒于黄、白陶衣之上,样式简单,早期鼎的仿铜形制仅仅流于形式而庄重严肃的风格已消失殆尽。

盒在西汉早中期多为子母口,深腹,腹壁圆弧,盖为弧顶或有较高圈足状捉手,器身多有红白彩绘,数量种类较多。西汉中晚期开始,盒整体趋向扁圆形,敛口,浅腹,腹壁较竖直,盖为平顶,有圈足状捉手者圈足变矮,彩绘风格继续保持且纹样较多构图复杂,数量种类最多。西汉末年以后盒普遍衰落,仅在个别地区有敛口、带浮雕的球面形盖、扁折腹、平底的特殊性质,彩绘纹饰也趋于衰退,与传统意义上盒的性质已相去甚远。东汉中晚期以后,新兴起流行的盒盖与盒身相套的长方形盒虽然有对陶器组合中用盒传统的继承,但从形制和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新的模仿庄园经济生活的随葬理念得以显现。

壶在西汉早中期多为浅盘口或侈口,较直,圆腹,下腹壁较弧,矮圈足或平底,器身多施彩绘,种类数量较多。西汉中晚期盘口多变长,侈口多外撇,鼓腹,下腹壁较斜直,圈足稍高略外撇或平底,彩绘风格继续保持且纹样较多,构图复杂,并出现模制铺首,数量种类最多。西汉末年以后开始流行带博山盖、盘口或侈口粗直颈较长、下腹壁促收为高筒状假圈足的形式,彩绘纹饰也趋于衰退,并出现带双耳的釉陶壶。东汉中晚期以后壶长盘口或侈口粗颈,器物肩部较为明显,下腹斜收后外撇腹壁呈曲线状,平底或为高大喇叭形圈足的形式,多為低温铅釉陶,模型明器的特点鲜明。

东汉中晚期,山西汉代墓葬随葬品形制的演进过程基本完成,各地随葬品面貌也重新趋于一致,普遍表现为“灶、井、案、盘、杯”等模型生活明器组合,追求实际庄园经济生活的目标进一步完善,随葬品“生活化”的丧葬理念得以彻底实现。

3 山西汉墓的区域特征

经过上文分析,山西汉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总体演进趋势上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山西各地区汉墓的发展演变具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

3.1 晋北地区

墓葬形制方面,土坑墓这一传统形制在西汉晚期还在使用,流行时间明显较长。与晋南地区相比较,竖穴土坑墓多为竖直墓壁,少见斜直壁或口小底大的形式,二层台也不太发达。另外,该地区土坑墓中西汉中期出现的大型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较有特色,这种形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还发展为双斜坡墓道带过洞的形式,为其他地区所罕见。晋北地区土洞墓的形式也较其他地区复杂,除偏洞室墓外,西汉早期竖井墓道土洞墓就较为发达,墓道宽度一般均大于墓室,带耳室、前堂的形式也已经出现,该型墓葬在西汉晚期出现木椁墓,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发展为平行双墓道横前堂双墓室的形式,形制较为特别。晋北地区土洞墓中最有特色的应为西汉晚期出现的带斜坡墓道的洞室木椁墓,该型墓葬葬具方面出现的立柱为椁壁也为其他地区少见。这种形制在东汉初年还较为流行,并出现双斜坡墓道的形式,斜坡墓道多带天井、过洞。晋北地区砖室墓中少见空心砖墓,在洞室内起券的小砖墓出现的时间为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也较其他地区略晚。砖室墓面貌也较为一致,多为穹窿顶或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墓室之间多有甬道相连接,为砖室墓比较成熟的形制。

随葬品方面,晋北地区在西汉早中期的陶器组合虽以仿铜陶礼器“鼎、盒、壶”为主导,但在小型墓葬中随葬品组合多不完整,以“壶、罐”组合较为常见,具体表现为鼎与盒的演变形式简单,与其他地区相比不太发达。但晋北地区这种“鼎、盒、壶”传统组合的持续时间较长,在东汉初年一些大型木椁墓中还有存在。晋北地区随葬品组合方面另一个特点就是直至东汉中晚期,陶仓、陶楼、圈厕及陶俑等模型明器较为少见,除在广灵北关发现有几件较为简陋的形式外,这些器型几乎不见于晋北地区。具体到个别器型来说,晋北地区西汉早期出现的直腹“亞”字形罐,西汉中期出现的贴塑凸弦纹及水波纹罐、西汉末东汉初年出现的博山盖的筒状假圈足壶以及东汉晚期个别墓地出现的颈部饰戳刺纹的夹砂侈口罐都各具特色。

3.2 晋南地区

墓葬形制方面,竖穴土坑墓在西汉中期以后就已经衰落,流行时间较为短暂。但与晋北地区相比较,不见大型的带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的形式较多,斜直壁、直壁以及口小底大者都有发现,二层台的使用也较广泛。土洞墓中,晋南地区的斜坡墓道土洞墓不太发达,但竖井墓道土洞墓的演进形式较为细腻,从墓道宽度与长度均大于墓室到均小于墓室的变化趋势较为明显,最具特色的是竖井墓道中设带二层台,即所谓带“棺道”型土洞墓。砖室墓中,晋南地区的空心砖墓较山西其他地区发达,如前文所述,由西汉早期的小型无墓道、无门、平顶、素面空心砖墓发展到西汉中晚期的大型带墓道、有门、弧顶或屋檐顶、模印花纹空心砖墓,演进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作为砖室墓中主要墓材的小砖墓出现的形式同样是在洞室内起券,但出现的时间为西汉晚期,较晋北地区略早。晋南地区的砖室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无甬道的前穹窿顶后券顶的双室墓中有假耳室的情况存在,这在山西其他地区较为少见。

随葬品方面,晋南地区的仿铜陶礼器组合“鼎、盒、壶”从西汉早期至西汉晚期一直普遍存在,与晋北地区相比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较强,器物形式也较为复杂。同时,丧葬习俗向模型化生活明器的变革要略早于晋北地区,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灶的出现时间约在西汉中后期,而晋北地区则普遍出现于西汉晚期。同时,晋南地区的随葬品组合在具体方式上也较为多样,如在西汉早中期存在的茧形壶和陶鸱鸮与鼎、盒、壶、罐、甗的不同组合形式。具体器型方面,与山西其他地区相比,茧形壶和陶鸱鸮显然是晋南地区最具特色的器物,与晋北地区相比,晋南地区的陶仓、陶俑等模型明器较为发达,形式也较多。

3.3 晋中地区

目前晋中地区发表的资料较少,尚不能完全反映该区汉墓的完整面貌,但是可以大致看出该区墓葬在晋南与晋北地区的影响下,总体情况与晋北地区较为接近,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墓葬形制方面,土坑墓中长方形竖穴墓与晋南地区情况相似,二层台较为发达,墓壁情况也有竖直墓壁与口大底小的形式,与晋南地区不同的是,口大底小的斜直墓壁存在时间较长,在西汉中晚期还有发现。同时,晋中地区发现的较大型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又呈现与晋北地区较为一致的面貌。土洞墓中,竖井墓道多宽于墓室,同时斜坡墓道土洞墓的形制都与晋北地区较为相似。砖室墓中不见空心砖墓,多为穹窿顶或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墓室之间也多有甬道相连接,这些因素都与晋北地区情况较为一致。此外,晋中地区与晋北地区也都少见晋南地区发现的瓦棺葬与瓮棺葬。晋中地区较有特色的墓葬形制应该是西部离石地区与陕北风格相近的画像石墓,该型墓葬考古发掘数量较少,且形制和年代较为固定,学者对其研究也已较为全面深入,笔者不再赘言。

随葬品方面,晋中地区早期随葬品组合与晋北地区相似,陶鼎不太发达,中小型墓中以“壶、罐、盒”的组合较为常见,西汉中晚期以后,以“壶、罐、灶”的简单组合较为常见,这是该区汉代墓葬的一个特色。东汉中晚期以后,模型生活明器组合普遍流行,随葬品面貌与其他地区趋于一致。

4 结语

根据地缘关系和文化面貌,我们把山西地区汉代墓葬分为晋北、晋中、晋南三区,虽然在墓葬形制的具体演进过程和随葬品的组合种类形式上,各区汉墓均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但是总的发展规律是较为一致的。具体来说即墓葬形制大体经历土坑墓、土洞墓和砖室墓分别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小空间、封闭平面式向大空间、开放立体式的转变,随葬品大体经历了“鼎、盒、壶、罐”组合和“灶、井、案、盘、杯”等组合分别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最终实现了仿铜陶礼器向模型生活明器的的转变。

墓葬作为考古学上的一种重要遗迹现象,所包含的社会制度、等级观念、精神信仰等物质文化方面的信息量十分丰富。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丧葬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已渗透到(汉)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积淀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9]。俞伟超先生曾指出,“商周秦汉的埋葬习俗,可以汉武帝前后為界线,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成熟形态即所谓的‘周制,‘汉制是后一阶段的典型形态”[30]。通过对山西汉墓发展规律与区域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汉制”这一典型形态形成过程中,山西汉墓的发展演变符合汉代墓葬的整体规律,即墓葬形制的“第宅化”和随葬品的“生活化”,区域特征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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