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
——忆我的三叔公萧克将军

2018-12-05 06:25口述整理
文史博览 2018年10期
关键词:萧克爷爷

口述/整理/

萧克是我的三叔公,我一直叫他“三爷爷”。1948年,我被三爷爷从形势险恶的老家接到北京抚养,与他一起生活了10年。

当年初到北京时,我才7岁,年纪尚小,对三爷爷的身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打“鬼子”,闹革命,是个厉害的人物,现在是京城的“大官”。可是很快我发现,三爷爷身上根本看不到“官样”。

“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

三爷爷家生活很俭朴。他非常爱吃红烧肉、扣肉,每次都可以吃上好几块,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吃的都是清淡的五谷杂粮,小麦和窝头一星期起码要吃两三次。穿着也很普通,三爷爷上身通常穿一件旧的白布衬衫,下身是一条军裤,俨然一个普通士兵形象。

三爷爷家浴缸旁一直放着两只大桶,三爷爷、三奶奶每次洗完澡、洗好头,都要把用过的水倒进大桶,用来冲马桶。还要求全家人都这么做。他在家里常说:“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国家一直在号召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要响应号召,不能浪费水。”

三爷爷为人低调,要求我们不能在外面炫耀家里的身份。当时,我被三爷爷送到北京八一小学读书。记得四年级上学期的一堂作文课,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我的家人》的作文,我毫不犹豫就写了三爷爷萧克将军打仗的事。老师见我有这个家庭背景,于是在统一给班上学生发作业本时,破例给我多发了一本。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比别的同学多得一本作业本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啊。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三爷爷、三奶奶,不想三爷爷脸 一沉,厉声说:“家人多的是,谁叫你写我呀!”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我感到委屈,回应道:“我这是实话实说呀。”三爷爷严肃地说:“孩子呀,这不是实不实的问题,只是我的身份敏感,学校老师难免会优待你,你会有种优越感,变得飘飘然。这样对你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记住!明天到校后,把多得的作业本退还给老师。”第二天,我把作业本退给老师,听了我的解释后,老师一脸惊诧,继而敬佩地说:“这样低调、认真的将军真的少见!”

我17岁那年,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三爷爷对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我们要带头响应,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石英呀,你从农村来还是回农村去,记住回家后一定要多积极参加劳动,现在社会不劳动的人是没有用处的……”于是我从京城返回老家务农至今。

在老家,我遵照三爷爷的教导,一直摸爬滚打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犁田、插秧、收割……十八般农活我都得心应手,干得又快又好。现今村里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夸我:“石英插秧特别快,根本看不清他是怎么插秧的。”

三爷爷非常反对“走后门”。他对家人说,我不会为你们的工作帮忙,路全靠你们自己走,靠职权“铺路”是可耻的事情。我这一辈的兄弟姐妹有10多个,大多在老家务农,有个侄儿曾写信给三爷爷,要求照顾,三爷爷回信给他:“我是不会帮这个忙的。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是正道,假如你没真本事,找到靠山又有什么用?”这个侄儿听了三爷爷的教诲,发奋读书,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大学老师。

三爷爷对自己的儿子、孙子同样要求严格。

生于1943年的萧星华是三爷爷、三奶奶在战争年代生育的3个儿女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但也没得到父母的溺爱。在学校里没人知道他是萧克的儿子。所在学校离家有8公里路,家里让他住校,每周回一次家。三爷爷从来没有用公车接送过他。萧星华周六从学校走到家里时,一般天都黑了。有一次他发烧,赶到家后大病一场,三奶奶十分心疼,但病好后一切照旧。他上小学、初中时所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大人衣服改制的,都是补了补丁的。如今在萧克故居内,有一张三爷爷、三奶奶和萧星华的合影。照片中,萧星华身穿一条背带裤。我对这条背带裤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在北京三爷爷家生活时,这条裤子从小学穿到初中,裤腿短了就接上布加长继续穿。

20世纪70年代末,三爷爷的孙子萧云松也上学了,也是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有补丁的衣服了,老师都以为他家很困难,也不知道他爷爷是谁。

萧云松在北京师大毕业后想参军,但体检时体重差半公斤,在外人看来,这根本不是事,只要其爷爷萧克说半句话即可。但家里还是放弃了,不想为此坏了规矩。最后,萧云松没能入伍,当老师去了。

三爷爷时常告诫我们家属说:“我是为中国四万万同胞闹革命,不是为你们、为我们萧家闹革命,因此,我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背靠大树好乘凉’这类古言在我萧克身上是行不通的。”

为国家,能省则省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三爷爷虽然身居要职,但他不爱名,不爱利,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本色。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不行的。

三爷爷在北京的住所是一幢旧房子,20世纪50年代住进后,一直到80年代都没有修整过。“文革”时期他被“扫地出门”,房子被造反派占住,几年下来,房子破坏得不成样子。1972年,也就是“林彪事件”后,政治气候得到缓解,三爷爷被调回北京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仍住在这里。看到房子损坏厉害,营房部门计划重新翻修。三爷爷却说,不要大搞,房子还可以住,简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房子墙壁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漏雨。经北京市房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门检查,房子被列为危房,必须翻修。三爷爷说:“学院新调来不少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在他们的住房没有解决好以前,不能翻修我的住房。我是院长,不能带这个头!”

就这样,三爷爷的住房翻修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80年,军事学院干部的住房大部分得到安置,营房部门再次进行检查,认为他的住房住人实在是太危险,三爷爷这才同意重建。但他又当着有关同志的面作了两条硬性规定:第一,修建面积只能少,不准超过规定标准一平方米;第二,造价只能低,不准超过规定标准一块钱。

20世纪70年代,组织上给三爷爷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他却提出要换一辆普通车。有关部门考虑他年事已高,每天上班往返二三十里路,有时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和外事活动,普通车不方便,因而一直拖着没换。1978年,当三爷爷了解到国家油料紧张,“红旗”车比普通车耗油量超出1倍时,又一次找到车管部门坚决要求换车。车管部门只好给他换了一辆“上海”牌车(上海牌小轿车诞生于1963年,至1991年下线,共计生产了79525辆,是当时我国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主要车型)。

虽然配有专车,但三爷爷并不是出门就用车。有时办事地点路近,他就干脆自己步行过去。一次去医院看病号,天下着雨,工作人员让他坐车去,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打着雨伞走过去的。他说这样既节省了汽油,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说,车是国家配给我作为办公用的,你们不能随便用,更不能用来办私事。

1978年以来,三爷爷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钱标准不能超过。回国后,他都检查零用钱的使用情况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一笔一笔汇报清楚。1981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返回时取道香港。他立马反对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绕道而行,势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

三爷爷不送礼,不受礼,不要额外照顾。有一次去河北某县视察学员野外作业,他坚持不开小灶,要同机关干部在一个食堂就餐,吃一样的饭菜。吃饭时,细心的他发现自己这个桌上比别的桌上多了一盘菜,立即放下碗筷,追问原因。一位管理干部回答:“考虑到首长年大体弱,便加了一个菜。”三爷爷听了,严肃批评了工作人员,叫人把这盘菜撤走后,才坐下来吃饭。他说:“我是军事学院的院长,军事学院是干什么的?是训练全军高级指挥干部的。我若带头搞这一套,下面的学生跟着干,上行下效,岂不搞坏了部队的作风!在战争年代,我军的干部和战士一个样,同甘共苦。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什么‘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流传这么久、这么动人?实际上当时井冈山有6000多名指战员,并不一定需要朱德去挑粮,但他去了,这个头带得好啊!”

萧克在介绍他自制的木工钻

劳动是把好手

三爷爷一生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保持着热爱劳动的品格,他虽然是个军人,是个作家,可干起体力活来也是把好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全国叫得很响,军队更是如此。虽然我军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我军还没来得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新成立的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结果引发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时任训练总监部(负责全军的教育和训练)部长的三爷爷萧克上将等人首当其冲,受到了错误批判(1987年,中央军委发文为在“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1959年,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等职务的三爷爷降级转到农垦战线工作,任农垦部副部长。

隔行如隔山。刚到农垦区,一切都那么生疏。但军人禀性练就了他不服输的精神。下水才见两脚泥,他决定从头学起,从普通工人的体力劳动做起。

根据农垦部工作的特点,三爷爷重点学习了两方面的知识:一是农业知识,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是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他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了不少农业谚语,如“乌鸦燕子飞得低,明日大雨凄凄”“天上起鲤鱼斑,明天晒谷不用翻”“ 好钢用在刀刃上,好肥用在攻穗上。麦追黄芽谷追节,玉米追的七个叶”“苗黄施粪水,苗黑施草灰”等等,三爷爷说,这些农业谚语虽然简短,但却是我国世代劳动人民的经验积累,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另外,当兵要有当兵的样,工人要有工人的样,务农要有务农的样,干一行就得爱一行,专一行。

别看三爷爷年纪大了,可学习新技术的劲头十足。他得知海南农垦局机务科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很棒,便拜他为师,学开拖拉机。从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到左转、右转、刹车、熄火等整套操作程序他很快便学会了。徐文高兴地对他说:“你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不过因部里有事让他回京,挂犁就搁下了。但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对三爷爷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1969年初冬,已年过花甲的三爷爷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被打倒的对象赴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出发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给三爷爷带个炊事员,三爷爷谢绝了这一安排。尽管他年岁已高,但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三爷爷不仅自己种菜,砍柴,烧饭,衣服破了也自己缝补,还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他先买了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然后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要是在柴堆里挑出可用之材,他便试着做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

为了使这些家具更美观,他特地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怎样刷油漆。师傅告诉他:上油漆之前,先要打砂纸,把家具打磨一遍,再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妙诀是“横刷坚顺”。他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又没气泡。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三叔公有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喜悦和自豪。他笑着对旁人说: “家有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行武出身的我,有了这些生产技能,也算是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千金不换的传家宝

“离家半纪经百战,至今耄耋始还乡。全村老小倾家出,季子归来无锦裳。”三爷爷在1981年写的《还乡吟》,如今被刻在故居铜像的底座上。功成名就之后衣锦还乡,是许多人的愿望,但也许是担心给老家带来迎来送往的负担,三爷爷一直到1981年12月7日,才第一次回到了离别50多年的家乡。

萧石英(左)在给游客讲解萧克将军生平

在嘉禾县招待所,他跟前来迎接他的我们订规矩:明天回小街田村,吃饭就吃小菜,不准杀鸡,不准砍肉,不准买鱼,不准打酒。他交代了3次,直到我们点头方罢休。老首长、老将军好不容易回一次家乡,袁家镇镇政府想尽地主之谊请他吃顿饭,好好招待一下,他却一口拒绝,说:“我的家人在这里,还怕没饭呷?没必要再破费公家的钱为我办招待了,更不准送什么礼物给我!”就这样,这次三叔公在老家住了两天,都是在侄孙家吃便饭,没让乡政府和村委会花钱。

2008年春,101岁的三爷爷重病住院,我赴北京看望他。常言道 :“不怕千斤担,只怕四两病”,病魔的折腾明显使身板硬朗的三爷爷消瘦了不少,他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在病床上,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石英呀,你代表老家亲人来看望我,我感到很高兴。我心里明白自己来日不多了,真想再回一趟老家去看看,可是做不到了……”

说到这里,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滴浊泪滑出了眼眶。顿了顿,他又道:

“其实,老天已经很眷顾我了,让我活到了101岁。而1928年,跟我一道上井冈山的80多名‘梭镖营’农军兄弟中没有几个人看到了革命胜利,他们中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连革命烈士的名号也没得到;每每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刺痛。

“曾有不少人为我授衔低鸣不平,其实,我并不在乎功名的高低,更不感到委屈,因为我跟党闹革命,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天下老百姓过上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基于这个初心,所以,我虽然做了将军,做了‘大官’,但我绝不躺在功劳簿上伸手向党向政府要这要那,也不容许亲人打我的招牌向党向政府要这要那。扪心自问,这一点,我做到了。儿子星华一家没沾我一点光,你和老家亲人更没沾我一点光。这是我们萧家的家风,是千金不换的传家宝,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他越说越激动,眼里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说实话,过去在与三爷爷相处的日子里,类似的肺腑之言他不厌其烦地不知说了多少遍,但这一次,我却特别地心潮翻滚和难受。是啊,三爷爷他十几岁就离家干革命,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但他却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谋私利,更不为家属荫庇,无不体现一个老党员、一个革命家“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此刻,我也忍不住眼泪直流,但我说什么都感觉多余,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青山低头,江河呜咽。2008年10月,三爷爷在北京因病逝世。我们老家20多人前去参加追悼会。返回时,中央军委治丧委员会提议给我们报销差旅费,我们都婉言谢绝。虽然三爷爷走了,但他生前对我们的谆谆告诫永远铭刻在心里,他一生勤勤恳恳,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最后一步路,我们要让他走得安心!

附注:萧克(1907—2008),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7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排名第一)。

萧克在党内有“儒将”之称,他热衷文学创作,其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得了1988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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