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研究

戴辉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伊格尔斯认为“该学派在史学研究中，既意识到了历史形势和发展的独特性，也没有忽略历史中的结构关系。”“（这一中间立场）主张有限地或适度地运用解释，来说明具体历史现象。这种方法承认每一历史状况的独特之处，承认影响每一历史环境的愿望、意图与意识要素，因此，承认历史学需要‘理解每一历史状况”，年鉴学派大多属于这种认识。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者，他们坚持必须如实了解每一时代，坚持历史学家必须反对将历史现代化，坚持如果将发展理论或者方向明确的理论强加于历史，便会导致对历史现实的歪曲。”这体现了一种介乎宏观的概括与微观的分析之间的立场。他们的学说有与德国阐释学共同的内容，即都与兰克学派思想有一定的继承。“的确，只有对德国历史学派的遗产加以考虑才能理解法国年鉴学派，其先导者——马克布洛赫曾就读德国，研究讨论班模仿德国；方法上亨利贝尔和吕西安费弗尔主张从批判地检验原始材料入手等方面。但区别也是很大的。年鉴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但与阐释学传统不同，“绝不能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降低为直觉‘知识”，他们强调对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解释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布洛赫“同意阐释学派的‘归根结底，人的意识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比起对主观意愿一无所知的自然界来，历史‘总是必须研究那些能够自觉追求目标的人，历史学家必须‘理解它们”。“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是“反映社会规范的具体的社会行为方式”，即社会事实。他们认为只有当文献材料“为观察意识结构、社会心理提供了材料，或者——比如就法律或商业文件而言——它们构成社会活动的具体组成部分，它们才能被视为原始材料。”但这也需要经过分析抽象才能提炼出来，研究重点从个别转移到集合体。年鉴学派从德国兰克史学中汲取养分，但同时做出了更大的革新，注重以社会的角度诠释历史，方法上，强调因果性的分析方法。亨利貝尔认为以某些历史规则为前提的选择标准，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也得考虑“类似、重现和一致”，必须采用从属于某些逻辑法则的理解方法，都需要假设，分析与综合是不可分割的。可见这种方法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明显影响。

吕西安费弗尔在《土地和人类进化》中，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人本身参与形成这一环境。历史学家开始关心人们的全部生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腓力二世与弗朗士-孔泰》避免使用结构一词，他“主要关心政治、社会和精神结构的变化。他否认社会实体中任何个别成分：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或地理的，具有首要作用，而形成一种合力，与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可分割。开始对价格、收入和人口增长发生兴趣，但忽略下层阶级人民。《马丁路德——一个命运》、《16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注重分析一种精神状况和心态。注重知识阶层，但相对脱离了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体基础；对后一本书，从彻底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假定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方法上，他一方面通过阐释学的考察，另一方面借助“语言考古学”，即在概念和句法的基础上考察一个时代的“精神工具”。既有对旧史学的继承，又开了语言学与历史结合的先河，为后现代的思想的创始。

布洛赫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兴衰，即便对意识的研究也更强调在其中的物质结构。历史编纂方法的一个突破主要体现在《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它将杜尔克姆关于社会事实的概念转变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对过去的物质遗迹进行考古学的分析。从实际从事的农业出发，对田地类型、收获制度和耕作技术加以考虑。他更关心下层人民，对历史性的变化，诸如中世纪以来农村生活的延续和发展的问题。《封建社会》企图再现“整体社会环境”，封建主义被表现为时代社会风尚和精神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这一精神结构中，工作方式和思想方式，统治和依附关系、贫富之间的关系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并试图通过不同地区的不同形式的封建主义的比较，为封建制度下定义。虽然更关注社会结构，但他采用的依然是叙述式的而非解释式的。

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两位代表人物，都体现了对旧史学的继承如阐释学的方法，新方法的运用如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新领域的扩展如意识史，主张采取一种总体史的观点，重视社会经济史与心态史的密切联系，但在下层人民、社会结构等研究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总体上，他们揭开年鉴学派研究的篇章，他们的观点为后继者沿用，但他们比起后来者，带有更多旧史学的痕迹，更注重研究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紧急合政治问题。而且，年鉴学派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即使出自一人之手的若干著作中，这种多元化依然存在，无疑体现出年鉴学派的蓬勃的生命力，以及新史学的光明前景。第二三代的年鉴学者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扬下去。

年鉴学派以前两位学者学说为前期，即结构定性史。后一阶段情势定量史为特点。随着国内外的社会环境的变革，尤其年鉴学派自身的发展，组织结构的完善，其学术取向发生改变。

第二代主要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长期的发展。更加忽略政治史。他反对将这些长期发展被简化为数学抽象，对具体现实感兴趣，对“最具体、最平常、最工业性和从人的角度看最无个性特征的生活源泉“本身”感兴趣。数量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方法被吸收到有关结构的概念中，关注对社会或经济过程进行分析。新的数量历史根据因果关系进行思考，根据文献构成含有变量的数量系列，显示出长期和短期的趋势和波动，并与相平行的系列加以比较。数量历史被认为是一种“注重问题而非描述的历史”。布罗代尔开始转向相对独立于人类活动的数量结构关系的“强调”，认为巨大的社会结构强有力地干预着人类。从此，数量史学成为年鉴学派研究的主流，用数据组成序列来解释结构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深刻认识。20世纪50年代，数量史学研究在法国兴起。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依然沿用批判的处理原始材料的方法，自觉地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带着问题处理材料和运用假设时发挥的作用。而政治史被进一步忽略，布罗代尔称政治史自兰克以来就裹足不前，它仍然注重事件的“表面”历史。

在继承上一代数量史学的基础上，第三代学者加入了人口统计学的内容。60年代，新型人口统计学兴起，它要求避免对有关个人的具体数据作粗率的统计，试图根据这些数据重新组成家庭，因而研究接近于具体的人。这不仅直接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而且更为清晰地描绘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古贝尔、拉迪里为代表，由人口统计结构控制的，其中生物因素仍是决定性的但受社会精神因素限制。古贝尔、拉迪里所作调查虽局限在地区范围，却对一种包罗万象的欧洲社会经济史作出了贡献，这种社会经济史运用比较方法和人口统计方法，君主政体和其他国家机构等政治因素被完全排除。但他们那种极为强调人口统计学的方法不能被普遍运用于历史研究，而只适用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某种类型的社会结构，比如法国旧制度时期，工业化尚未發生、但市场经济却已充分发展。在新的人口结构中，社会因素开始限制生物学的决定作用。

“年鉴学派的方法依据同样的设想——即最好的历史是社会史，而在社会史中，是结构和情势而非个人的行动起着决定作用”，而弗朗索瓦孚雷和阿德兰道马尔进一步指出，“从科学的观点看，唯一的社会史就是数量史”，他们重视档案，它不仅包含了解社会和社会变动的重要线索，且也包含有了解家庭心理和民间文化的重要线索。依据过硬的经济或生物学论据撰写有关社会和心理结构的数量历史。来自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们怀疑历史学家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工具——数量方法。孚雷和道马尔丢弃了拉布鲁斯“社会并非一系列立方体，而是一个有机体。”的重要思想。

数量历史并不代表唯一年鉴的方向，“心态史”，这一领域并未企图建立数量系列，涉及许多不可捉摸的因素如经济情势、地位观念，但是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探索同马克思主义对群众意识更为严格的社会政治学分析不同，后者倾向于强调自觉态度，而不是潜意识的动机，与美国的心理史学也不同，后者仍沿袭旧史学的关注英雄人物，而前者重视研究社会环境。

第三代学者在前二代学者的学术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其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对传统史学的批评更加彻底，但有时不免矫枉过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以极端忽视政治因素的作用，对意识因素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不够重视。如孚雷认为“政治和思想意识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进程而起作用。”“科学的政治史是不可能存在的”。苏联伊格尔康恩认为这会导致了“甚至对最纯粹的经济过程的歪曲”。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对年鉴派历史学家的进一步指责，是说他们企图把历史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其中人类生活将由盲目的决定论支配，而人的自觉活动则被排除在外。古贝尔拉迪里等人定量考察经济和人口统计学的因素的研究，决不能和科学的决定论等同起来。他们的方法不能普遍应用，而只能用来调查前工业化时期的特定问题。

一个德国批评家坚持说，年鉴历史学家只涉及“特定社会的静止结构”，而对历史变革几乎不屑一顾。拉迪里对“静止不变的历史比较感兴趣。但“从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向研究工业化时期历史的突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被归结为“‘系列史的数量方法仅仅适用于对某些社会进程的分析，这些社会进程可以轻易的隔离开来，并产生于前工业化社会相对稳定的结构中，但“长系列史”也被注重理论的经济史学家们用来分析工业社会中的增长和周期发展。

年鉴缺乏一种有关社会变化的综合性理论。无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各种形式的“历史玄学”采取怀疑态度，也由于他们对各种系统论述的文学理论的有益的怀疑，这些理论无法由经验证据加以证明，但他们错误地排除需要进行理论性系统阐述，这些阐述超出了由人口和经济现象所提供的确切可量的系列。其局限要根据传统和年鉴杂志及第六部的组织结构乃至法国社会加以了解。

年鉴杂志是国际和学科间进行讨论的讲坛，不仅在空间上突破了西方文明的框框，探索非西方的原始的文化和规律，而且在主题和方法论方面扩大了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侧面感兴趣的范围，而且是近期的、各种各样非书面的表达方式。他们把历史科学和最广义上的“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乃至艺术文学语言学。年鉴派历史学家纠正了西方史学传统强调历史人物的“特殊目的”，但他们忽视了人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将人口统计和经济情势方法应用于比较稳定的社会，过分强调社会结构的影响，但视野也因此局限于前工业社会，及某些现代社会的领域。年鉴的研究方法也不仅在论题上，而且在方法论上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就运用更为严谨的概念分析那些参与了特殊历史变革的有目的的人类行动而言，无所作为”。新史学是将兰克史学的科学趋势更向前一步，亨利贝尔强调指出“历史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并非因为它太科学，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还不够科学。”年鉴学派利用广泛的文献资料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分析，使史学向着客观的目标迈进，但他们自身的缺陷却又使他们在原本正确的道路上发生了偏转。“他们曾在理论上对历史客观性的概念提出质疑，而在实际上他们却继承了这一概念。他们有时认为存在独立于人类志愿而起作用的、可以通过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严格科学方法加以了解的客观社会进程，因而他们朝着将史学非政治化的方向努力。不过年鉴学派已比任何别的史学流派都更胜一筹，成为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华夏出版社，198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