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看国际组织人才任职能力培养

人才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国际组织人才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全球胜任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其在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包括在国际规制的话语权和贡献率，特别是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因而我认为，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是大国的一种战略投资，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要坚持年年抓，长期不断抓，建立一定机制系统来培养。

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有它必然的使命，这个使命引导机构进行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确定优先领域以及资源的调动。国际组织通过机制和平台这两种方式来行使权力，机制包括制定行业标准、游戏规则，平台即通过机构的知识和权威，收集各种信息、统计数据，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影响决策，进一步实现创造力。

近年来，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问题令“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治理构架也需要革新图变、与时俱进，以适应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趋势，驾驭日新月异的经济、技术新动能，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团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当前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二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在人才方面面临着三大危机：一是人才制度方面的机制老化；二是人才资源老化，很多职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近期面临退休；三是知识退化，受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严重冲击和挑战，比如我在联合国工作的25年间，看到打字员基本上被机器取代了，我们机构原来的十几个各种语言口译人员现在也就留下一两个了。

关于人才的选拔，联合国系统有严格的标准，我把它总结为“386”标准，3即3个核心价值观：正直、专业、尊重多元文化；8即8个核心能力，即善于沟通、团队合作、计划组织、责任担当、客户导向、创新思维、科技意识、持续学习；6即6个方面领导才能：战略眼光、领导力、赋权他人、建立信任、业绩管理、判断力与决策能力。

那如何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型人才呢？

一是要有家国情怀和大爱精神。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在国际组织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坐在纽约、日内瓦高大、舒适的写字楼里，要随时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贫困、疾病打交道，在恐怖主义肆虐的地方工作，甚至牺牲生命也是常有的。这都需要有情怀、有爱人精神。

二是一专多能。做学习型的人才，坚持各种形式学习，包括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总结，不断强化多学科知识的积累。在具有某个专业的坚实背景的同时，如信息技术、统计、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和法律等某一学科知识，同时有意识、有规划拓展领域，具备宽广的知识面，争取成为两栖人才。

三是包容、尊重不同文化。了解、熟悉和适应不同国家背景职员的文化特点、处事风格和工作习惯至关重要。要学会与有故事的人相处。如果看不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长处，不懂得尊重各个民族文化，就很难在国际组织工作。

四是团队精神。当今社会没有什么项目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以团队为基础组织实施的。一个善于出成效的管理者，既是能够自己做事的战斗员，又是善于沟通的推销员，还是能动员组织的协调员，更是能带领兵团作战的指挥员。

曾有研究说，80%的国际组织的文化由其创始人决定。“二战”之后的几十个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是由西方或者说按美国的价值观来构建的，他们长期掌握了规则和规范制定的主动权以及知识和权威的行使权。我国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出了“精简、廉洁、绿色”（Lean, Clean and Green）三原则，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贡献给国际治理的公共产品。

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心，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国际治理，就联合国来说，我们需要“双轮驱动”人才储备。所谓双轮，即秘书处内外两套班子，左右平衡，形成里外配合，遥相呼应的局面。“左轮”即国际组织秘书处里的工作人员，目前机会很多，我国每年向联合国提供9.72%的经费，美国为22%，日本为10.2%，但是中国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很少，不到1%，所以空间很大。此外，平行于秘书处的治理机构，也就是领导部门，我称它为右轮，作用非常特殊，往往举足轻重，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重视，如国际组织大会、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等，各种机制会议的主席都具有一定的职权，是参与治理很重要的力量。规则制定、决议生成、协议通过以及报告形成等最后的环节，最后一锤定音往往不是秘书处，而是这些委员会和会议主席。中国目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起这样作用的人才力量较弱，这里面还有很大的空缺，需要提高。我们必须去争取。

双轮驱动就是要秘书处、组委会共同发力，这样才能够真正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扩大中国影响。（本文为何昌垂院士5月24日在“国际化人才之路”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