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拂世人的模范党员帅孟奇

任芳瑶

悠悠沅水，哺育了一位坚贞不屈、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红色湘女帅孟奇，她被人亲切地称为帅大姐或帅妈妈。

坚贞不屈作斗争

帅孟奇，1897年1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沅水河畔。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母亲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帅孟奇是家中老大，从小就很能干，家里人都管她叫大姐。1926年，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詹乐贫回到汉寿，筹建中共汉寿县委。在詹乐贫的介绍下，帅孟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帅孟奇在马克思的像前庄严地宣誓，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完誓后，詹乐贫告诉帅孟奇：“你从今天起就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希望今后努力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帅孟奇坚定地答道：“我的誓言，都能做到！”1927年，帅孟奇成为中共汉寿县委妇女部长、代理组织部长。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逮捕并屠杀共产党员，血腥镇压革命运动。帅孟奇不顾形势的恶劣，日夜奔忙。不久，帅孟奇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0年夏，帅孟奇被调回国，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1932年10月10日，因被叛徒出卖，帅孟奇被抓入狱，她在监狱中被鞭子抽、坐老虎凳、压杠子、灌煤油水，饱受摧残。她被抬进监舍时，监舍里的犯人都惊呆了：她七窍流着血，右腿被压断，躯体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同室的犯人都流下了眼泪，对她悉心照料。即使身陷囹圄，身体和心理都饱受折磨，但帅孟奇始终没有屈服，坚韧不拔保护党的组织，同时还不断鼓励同室的人坚持奋斗，对她们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帅孟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干革命的信念和情怀，得到了世人的尊敬和钦佩。1937年5月，经过党组织的努力，帅孟奇最终被成功营救出狱。

帅孟奇出狱后，不是想着休息，而是想着到长沙找有关同志联系党组织。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帅孟奇任秘书长，负责机关日常工作，同时还兼管妇女和党训班的工作。她深入工厂，深入农村，亲自了解和调查情况，使敌后各县地方组织随之建立。1939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正式成立，帅孟奇被选为候补委员（后为正式委员），兼任常益中心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帅孟奇不仅出谋划策帮助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撤退，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关心群众和爱护同志。她为了继续做好农村党的工作，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要是病了，就买包草药，只要还能爬起来，她就坚持工作。组织上给她的生活费，她总舍不得用，得知有些同志遇到了困难，她就拿出钱来，为他们解决困难。无论是狱中的宁死不屈，还是出狱后的辛勤工作，帅孟奇都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风尚。

“文化大革命”中，帅孟奇被康生等人扣上了“里通外国，是化成美女的毒蛇钻进党内”“叛徒”“特务”等罪名，被抄家、批斗和关押。在关押期间，她不但得了心脏病，还患了严重的尿中毒，全身浮肿。康生等人为了从她口中套出诬陷安子文和刘少奇的材料，不得已把帅孟奇送到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手术。手术后，帅孟奇身体異常虚弱。她病房里的每扇窗户都被上锁，不让打开，使得屋内空气污浊。至于上厕所，她也只能在屋内解决，然后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尿盆，颤颤巍巍地去公厕倒尿。就这样，她在北京足足被关押了7年。但任凭怎样残酷地摧残她，她也决不屈服。她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

1975年夏，她被下放到江西萍乡。1976年1月，她写下了《咏山梅》一诗：“一度梅花一度春，傲霜战雪迎春归。漫山萌芽向阳发，粗杆老梅绿叶生。”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她坚信“四人帮”终将覆灭，胜利的春天终将到来的豪情和期盼。1977年，她被所谓的“帅孟奇专案组”以“叛徒”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帅孟奇义愤填膺地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我不是叛徒。今天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但总有一天，问题会弄清楚的。”她历经浩劫，忍受了巨大的困苦和煎熬，可她从未放弃希望，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战胜了“四人帮”的迫害和遇到的一切困难，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了下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12月，帅孟奇得到平反，从江西取道上海返京。帅孟奇还没来得及好好恢复身体，就又继续投身到了工作当中。

义无反顾干事业

帅孟奇数十年如一日，为实现其信仰和追求不懈奋斗。无论过程多么坎坷，无论牺牲多么巨大，她都毫无怨言，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义无反顾地干事业！

1943年初，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借审干的机会，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许多革命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假党员”。此时，帅孟奇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甄别委员会主任，负责边区政府七八十位同志的甄别复查工作。这项工作非常艰巨，她和她的同事需要仔细审阅每个人的材料，还要向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询问，反复研究讨论，分辨真伪。她在复审工作中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最终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她的工作不但得到了那些放下政治包袱的同志的感激，而且还得到了领导的赞扬。当时，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李维汉评价她和她的工作说：“帅孟奇严格掌握政策，赤诚对待同志，坚持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因之，一般说，甄别工作做得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令人满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缺少工作人员，帅孟奇被党中央从全国妇联选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管理处任副处长，主要负责某些干部的党籍、党纪审查以及干部调配的工作。那时，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的人很多，有因为党组织遭到破坏或转移而与党失去联系的，也有因为慑于白色恐怖而动摇脱党的。为此，帅孟奇强调：“审查干部、解决党籍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掌握政策，不仅要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而且还要珍惜同志的政治生命，要以对党、对同志极端负责的态度，听取他们的申诉，注重证据，分析具体情节，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之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服务。”她和同事们一道，对每个人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符合规则和要求的处理意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有些同志被去掉了“尾巴”，有些同志得到了平反，有些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帅孟奇负责的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52年，中央决定要从各省、市抽调600多名地级和县级领导干部到中央工作，以支持将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干部的抽调工作由帅孟奇负责。帅孟奇亲自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了解具体情况，以便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不仅如此，帅孟奇还考虑了这些干部的爱人工作、孩子入托、上学等的一系列问题，并要求有关单位尽快落实。由于帅孟奇抓得紧、抓得细、抓得实，使调来的干部及其家属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为以后抽调干部奠定了基础。

1978年底，帅孟奇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之中。她要求秘书把每封来信的内容告诉她，然后指示秘书批复给相关单位，并要求对方查办后给予回复。有时信中的字迹难辨，秘书难免会不耐烦，帅孟奇总是告诉秘书：“对群众来信不能要求太高，他们能写这封信兴许就很不容易了；他们心中有痛苦和冤屈，我们要热情帮助；信中不清楚的要慢慢看，要有耐心。”不仅如此，帅孟奇每天晚饭后，还要关灯回忆当天所做和未做之事，把要办的事情整理出来以便加深记忆。有时，帅孟奇会突然问起某件事的解决情况，秘书往往会被问住，只好去查阅记录。

1979年，帅孟奇收到一封信。写信者在信中诉说，她的丈夫肖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处决，希望中央能重审此案，不让此案连累子女家属。帅孟奇吩咐把这件事转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来又经最高人民法院，把信转到了四川省法院。1979年底，帅孟奇来到湖南，肖平的母亲得知此消息后提出见面要求。帅孟奇在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接待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客人。肖平的母亲见到帅孟奇后，重新递交了一封信，并说道：“这个孩子（指肖平）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但他还有妻室儿女和兄弟姐妹，我只希望不要再株连别的孩子，他们都是对国家有用的专业人员。”帅孟奇望着这位消瘦的母亲，心里很不平静，宽慰她说：“把信留在这里，这事我一定放在心上。”帅孟奇从湖南回到北京后，将这封信批上自己的意见转给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0年5月，她又找到来北京开会的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了解此事。没过多久，她得到了“确属冤案，已彻底平反，对妻子、孩子已妥善安排”的答复，一桩心事得以了却。帅孟奇的热心肠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求助者送来了冬日的一缕阳光。

清风长存拂世人

帅孟奇从事干部工作数十年间，一直严于律己，不搞特殊，从未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亲戚安排工作。1950年春，帅孟奇因公到长沙出差，她的小弟媳刘桃英，提出让她为自己的几个孩子在城里安排工作。她当着刘桃英对刘桃英的几个孩子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大搞建设，把国家搞富强，你们年轻人正是有为的时候，建设国家要靠你们呢！在家乡要努力生产，好好学习，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处处做表率。我们今后要开工厂、办学校，用人的地方很多，但要靠你们自己凭本事去考，而不是靠关系。”听完帅孟奇的这番话，刘桃英和她的几个孩子都感到很惭愧，也都明白了帅孟奇的意思。

1964年，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在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考察时，了解到该厂的帅承戡是帅孟奇的侄子。帅承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认真，是厂党委组织部的干事，同时兼管共青团的工作。当时，张琴秋知道帅孟奇身体不好，工作又十分繁忙，所以想将帅承戡调到新成立的纺织工业部政治部，好让帅孟奇身边有个亲人。帅孟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刻制止了张琴秋，对她说：“年轻人嘛，还是在基层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让他们自己去闯吧！”“我们搞组织工作的干部，绝对不能这样做。即便他符合条件，在这种敏感的事情上，也应当回避。”

1981年，帅孟奇的一个侄外孙来到北京，请求帅孟奇为他在城里找工作。帅孟奇对他说：“农村的人都往城里跑，会给城市造成许多困难，也会影响农业生产。国家有政策，禁止不符合条件的农转非，我们作为老共产党员，要带头遵照执行。农村是广阔天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正确的政策，农村形势会逐渐好转，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也需要知识青年。你身体差，种田不行，可以搞副业嘛！”但是，这个侄外孙并没有真正理解她的意思，反而打着她的旗号去找县委书记，要求县委书记在县里给他安排工作。帅孟奇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立即给县里写信，信中提道：凡是她的亲戚打着她的名义去找他们的，一律不要理睬，按政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同时，她还写信给她的侄外孙，批评他的错误，并鼓励他做一个有志气、勤劳、勇敢、诚实的青年。

帥孟奇的铁面无私，使她的亲戚中难免有人对她感到失望和不满，也难免有人骂她“六亲不认”。可是她从未在意过，只是坚定地说：“随他们骂去！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不是为亲朋好友服务的呀！”她严以律己，不搞特殊，大公无私，一身正气，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不朽的精神风范。

除了严于律己、铁面无私，帅孟奇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还深知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心系群众。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这对打击资本家的不法行为、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运动进行中，出现了“左”的倾向，似乎每个单位都要有大贪污犯，都要抓出几只大“老虎”才行。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运动初期情况还是正常的，但是当运动进入高潮，其他单位都抓出了多少不等的大小“老虎”时，有些人顶不住压力了，好像抓不出“老虎”就是运动搞得不得力。因此，这些人把目标集中到了财务人员身上，让他们交代问题。帅孟奇遇此情况，说道：“中央组织部是个清水衙门，经费很少，制度很严，干部都是供给制，开会出门只有一部小吉普供部长用，除少数年老体弱的干部坐三轮车外，大多数同志都是步行，哪能有大‘老虎！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随波逐流。”她的这番话，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赢得了大家的赞同，从而使中共中央组织部避免了冤假错案的产生。

1952年，党中央为准备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向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征求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薛迅从农村考察回来，在省委常委会上反映了群众的一些意见，主张统购统销不要统得过死，要给农民留一点余粮在集市上出售，以解决日常开销。但在当时，她的意见被一些同志认为是 “右倾”，给她扣上了“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还要开除她的党籍。帅孟奇当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河北省关于处理薛迅问题的报告时，她同钱瑛一起，坚决不同意开除薛迅的党籍。正是有了帅孟奇和钱瑛的力争，薛迅才免遭不公正的处理，她的党籍才得以保留。

帅孟奇心里总是想着群众，关心着群众的疾苦。她不顾自己年高体弱，每年都要用很多时间深入基层，实地考察，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1959年5月，她带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到湖南浏阳、湘乡、邵阳等县的农村进行调查。一天，她们一行人在乘车返回长沙的途中，忽然远远地看到一个农民从稻田里径直向公路上跑来。帅孟奇走下车，亲切地同他谈话。那个农民说：“希望你们多下来听听群众的意见，不要光听干部的话。1956年我们水稻亩产750斤，1957年也有670斤，去年插得太密，平均亩产300来斤，有的只有100来斤。我们这么好的田，只收这么一点谷子，真叫人伤心！”帅孟奇被震撼到了。同时，她也为深入基层了解到第一手材料而感到高兴，为这个农民实事求是、敢于反映意见而感到喜悦。当即，帅孟奇鼓励他说：“你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个问题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我们回北京后，一定向上反映。”农民听后高兴地离开了。帅孟奇一回到北京就把所见所闻如实向部里做了汇报，部里以简报形式把这些材料反映给了党中央。1960年冬，党中央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这之后，帅孟奇依然把农村作为深入基层的重点，先后到福建南平、晋江、晋南等地区进行调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帅孟奇，她心中时刻关心着的是人民群众！

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赞誉帅孟奇：

大姐骄吾党，高风举世宗。

刑庭知铁骨，正气贯长虹。

沥胆披肝剖，先忧后乐中。

耄年参盛业，回首一生雄。

这首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帅孟奇的一生。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帅孟奇没有享受，却活得精彩；失去了亲人，却有一个孩子众多、十分欢乐的家庭。她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她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实事求是、心系干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