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

张宏喜

20世纪70年代，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出现了几十个国家竞相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实现了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破冰中美关系多国与我建交

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对峙的主角美国与苏联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针对这种情况，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始终保持战略家思维的毛泽东提议由陈毅元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参加，组成小组“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7月和9月，元帅们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篇报告，指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当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接到元帅们的报告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要抓住时机使中美关系实现突破。一旦中美关系有了突破，中苏关系也会出现转机，这样我们就可以扭转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局面，使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真正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以平衡国际战略力量，制约战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既有利于我国，又给世界带来好处。这样，我国外交这盘棋的全局就活了，可以使我国在外交上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美国长期敌视我国，“打倒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多年高喊的口号。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眼光与胆略，决心突破两国长期敌对而不来往的僵局，一是为了对付苏联，二是为了借助中国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总之是为了美国的利益。1969年8月，尼克松分别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话：愿同中国领导人对话。两国都向中方转达了美国的口信。由于美方认为巴基斯坦更为可靠，后来放弃罗马尼亚渠道。中方对美方的试探及时作出了回应。那时事情还处于秘密酝酿阶段，所以中美双方都很谨慎。

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扬言要摧毁我国的核基地，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同时与美苏两霸对抗的局面非常不利，需要改变。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葬礼后来到北京。利用这一机会，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柯西金，提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的3点建议，柯西金也提了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的建议。双方就以上4点取得一致。两国关系出现了缓和。

珍宝岛冲突使美国认为可以利用中苏矛盾，使冷战中的美国握有更多筹码，处于对苏有利地位。于是，美国加快了同中方接触的步伐。1969年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2月3日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大使斯托塞尔追赶中国外交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会谈”。当晚，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毛泽东：“找到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1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请他报告叶海亚·汗总统转告美方，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能利用双方官方渠道。197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安排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和毛泽东站在一起。随后，毛泽东与斯诺的大幅合影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发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当时，基辛格是尼克松最器重的人，尼克松任命他为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尼克松、基辛格认为在美国什么事情都保不住密，而且内部反对突破美中关系的障碍太多，所以决定把外交决策大权收回白宫，只让国务院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在极端反共的美国，秘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具有极大风险，是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重大事情，万一有失，将葬送政治生命，所以尼克松决定由基辛格亲自掌管并直接对他本人负责，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与中方联系。此事只让基辛格身边极少几个助手参与，连国务卿罗杰斯与白宫里的许多要员都要瞒过。就尼克松而言，他想通过此举保证万无一失，创造一个历史奇迹，最后把光环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以捞取更多政治资本和留名青史。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骗过跟踪的众多记者与一切耳目，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来到北京，演绎了一出震惊世界的精彩历史剧。

在中美关系突破的过程中，“乒乓外交”功不可没，起到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成为又一出精彩历史剧。1971年3月至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处于“文革”状态的中国体育界多数人不主张派团参加。周恩来召开会议，耐心地阐明了我们必须参加的理由，并在会场当即用铅笔给毛泽东写报告，毛泽東批示同意。周恩来说，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即使输了也没有关系。在日本名古屋，美国运动员科恩偶然错搭中国代表团的座车，与庄则栋交谈甚欢，其后美国乒乓球队提出希望访华。一开始，国内认为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时机不成熟，但经过3天考虑，在比赛闭幕前夕，毛泽东突然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护士长吴旭君怕没听清楚，犹豫不决。毛泽东对她说：要你办的事情怎么不去办呢？毛泽东又重新说了一遍，挥手要她快去办，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这次吴旭君听清楚了，不敢怠慢，立即请人向周恩来报告。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受到热情欢迎。“乒乓球外交”的佳话传遍了全世界。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公报一经发表，立即成为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但让尼克松、基辛格始料不及的是，美国20多年来无理阻挠受其影响的国家承认新中国，极力破坏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行径难以为继了。多年来，美国不让别国与中国建交，现在却自己秘密与中国来往，这算什么事？于是，许多国家纷纷改变立场与中国接触。结果，美国多年经营的围堵新中国的壁垒轰然倒塌。

就在基辛格为安排尼克松第二次访华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971年10月26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当时，基辛格在钓鱼台国宾馆，无法与华盛顿联系，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陪同送行的乔冠华故意问基辛格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有何估计，基辛格回答等到明年再说吧，乔冠华听后眯起眼睛抿嘴微笑。到了专机上基辛格看到来自华盛顿的电传，才知道中国已经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到了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之后，事情更不得了了，许多国家接二连三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日本，深感被美国出卖了，所以决心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周恩来传》说：“1972年内，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样巨大的突破，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乱年代中取得，是更加不容易的。由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友好交往，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到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文革”前的47个猛增到110多个。由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中美建交被拖后7年，美国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落在50多个国家之后，到1979年才在卡特任总统时同中国正式建交。

毛泽东决策外交赢得世界各国好感

中国能在“文革”时期取得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毛泽东是关键。作为最高领导，他对中国外交应该怎么办是清醒的，因此“文革”中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从战略高度观察国际形势，按原来的正确战略方向和外交政策推动外交工作。

虽然毛泽东领导了与赫鲁晓夫的理论大辩论，但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理论上的是非是个原则问题，他一向在真理问题上不让人，只要他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退让。但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毛泽东不是这样的，该灵活时就灵活，当退让时就退让，从不顾此失彼或因小失大，以至于把战略大局搞乱。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会谈时说：“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0年11月5日，周恩来与斯诺长谈，再次说：“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编者注）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此话全面反映了中国对苏外交政策。后来，我们把此点归纳为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将此原则推而广之，取得了明显效果，纠正了曾与此相悖的做法。

据说，斯大林、赫鲁晓夫曾表示西方的事情由苏联管，东方的事情由中国“管”，因为除斯大林外，毛泽东的威望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里是无人可比的。但由于毛泽东深受斯大林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之害，对此深恶痛绝，所以他在“管”东方的事情时，展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美德，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别人必须听从的东方领袖，没有对东方的党和国家以大压小、强加于人、包办代替。相反，他一再强调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不搞大国沙文主义，要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讲，将来如果中国有人搞霸权，世界各国可以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倒。即使在抗美援朝时期，他也要彭德怀尊重金日成，要志愿军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没有以恩人自居而低看人家。有人说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要在斯大林之后，与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争夺领袖地位，要搞世界革命，要把中国搞成世界革命中心，要当世界领袖。说这话的人，有的是出于误会，有的是别有居心，企图抹黑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外交成就。1971年8月26日周恩来会见墨西哥《至上报》的社长胡里奥·谢雷尔·加西亚，当对方谈到“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时，周恩来严肃地指出：“毛主席从未这样讲过，也不赞成这一说法。别人把中国叫成‘世界革命中心，我们不能负责。中国极左分子这样说，我们不赞成。”周恩来驳斥所谓“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所说的这些话，是在向外界做出的庄严澄清，反对把极左分子的思潮视为党和毛泽东的政策思想。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周恩来严肃缜密，他准确表达了党的根本立场，无数事实证明，他的很多解释具有权威性，符合历史事实，经得起历史检验。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外交是“革命和战争的外交”，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为了争取世界和平，为中国争取发展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周恩来花费了很多心血。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执行的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不是革命与战争的外交方针。即使我国被迫卷入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为和平而战，是别国强加给我们的，是不得不面对的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英明的。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不敢再与中国搞“热战”，换来了直到今天的几十年的两国和平相处。按基辛格的话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1956年8月，毛泽东对全党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是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维护世界和平是始终贯穿新中国历史的一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