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浮云》的道家思想解读

刘岩

摘 要：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一朵浮云》描写了爱尔兰知識分子的贫苦生活，展现了爱尔兰人的精神危机，通过意识流写作手法，探讨了弥漫于都柏林的精神瘫痪，展示了社会环境对人的理想和希望的毁灭。乔伊斯苦苦寻找解决危机的途径，但一无所获，而东方道家哲学中“顺世”、“游世”和“超世”的思想恰恰为审视小说中的精神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 一朵浮云 精神危机 道家哲学

詹姆斯·乔伊斯是20世纪后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意识流”、心理描写、象征主义等写作手法对欧洲文学发展影响深远。乔伊斯一生代表作主要有《都柏人》《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尤利西斯》等作品。乔伊斯一生坎坷，其流散的身份赋予了他特殊的视角观察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内心世界。其作品中语言极具实验性、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大量使用符号象征主义来表达人物不断变化的内心世界。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由十五篇文章做成，描绘了爱尔兰人民遭受天主教和英国政府的双重压迫，生活困苦，精神不振，抑郁的状况。爱尔兰当局的无能和民族主义使得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流亡，且苦苦思索拯救爱尔兰人民的途径。

《一朵浮云》是《都柏林人》中的代表作品，小说讲述了办公室文员钱德勒和加拉赫的会面，通过二者不同的人生境遇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爱尔兰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理、潦倒的生活，提出了“精神顿悟”的观念，但同时也明确指出救赎之路未能给作者以精神安慰，也无法完全拯救水火中的爱尔兰同胞。

中国的道家思想源远流长，道，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之源等意义。与儒家的“入世”思想不同，道家讲求“出世”，认为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会到人生之真谛——道。物质文明的迅速积累带来的不仅是繁荣，亦是其一系列的副产品，道德沦丧、人性迷失。道家从重塑个人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复归。面对着纷繁复杂的世界，庄子提出了“超世”、“顺世”和“游世”三种人生境界，恰恰在小说《都柏林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印证，本文以东方哲学阐释西方普世的精神危机，以此来唤醒麻木中的爱尔兰人民。

一、超世

道家思想家认为：“人毕竟不可能终日在精神领域里生活，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价值观，不仅仅是纯理论问题，而更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①庄子痛恨黑暗的社会现实，反对强加于个体的精神枷锁，不予同流合污，愤世嫉俗的情怀体现在不是不事权贵，不媚时俗的超脱精神，即为“超世”。不无遗憾的是，《一朵浮云》中的各类人物，如同《都柏林人》中的其他角色一样，鲜有超世之士。即便是有超脱的一面，也不过是人性中瞬间的火花闪现，无不是在命运和现实囚笼里痛苦地忍受折磨，难以放下身边的名与利。

小说围绕两个主要人物小钱德勒和加拉赫展开，通过二人在酒馆里重逢后的会面，来反映爱尔兰人的精神生活状态。钱德勒曾自诩为超世之士，作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曾热爱诗歌，将诗歌视为生命的源泉；他曾钟爱生活，想与漂亮的女子共度余生；他也曾蔑视周围的人群，视其为蝼蚁般的卑贱。在虚幻和充满理想主义泡沫的世界中，钱德勒痛苦地挣扎，却难以逃脱命运的折磨。应约时，钱德勒自诩为忧郁型诗人，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姓氏，为的只是迎合殖民者的品味，一副十足的奴才相。自命清高难以挽救钱德勒，更无从谈起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其灵光一现的愤世嫉俗之情，也在酒吧浓重的啤酒味中化为了泡影。成为一名伟大诗人的梦想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他的内心，但能力的匮乏使他只能将这一梦想变成“一朵浮云”。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钱德勒对现实社会憎恨无比，承受着背叛的耻辱，却无力改变社会。边缘化的他成为了社会的“局外人”。

相比钱德勒，“超世”的概念在另一名主人公加拉赫的身上则显得过于虚伪。早年穷困潦倒，如今却光彩照人。与《都柏林》中其他的人物一样，乔伊斯以其流亡作家的特殊视角，安排了加拉赫出走的命运。流亡是一场心灵之旅，是为了生存、或是避世、寻求希望的自我斗争。在成功人士的光环笼罩下，加拉赫似乎脱胎换骨，玩世不恭的浪荡子如今已是衣着光鲜、一掷千金的上流男子，其奕奕的神采与病态的爱尔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加拉赫并非超脱于俗世，而是更加依恋于世间的繁华。他蔑视婚姻观念，品尝着情感的甜美，以胜利者的姿态划清了自己与同胞的距离，其超世的一面被蒙上了虚伪的面纱，在看似潇洒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物质主义的狂热之心。

如同庄子所言，人生在世必有其生存的意义，可鲲鹏万里，也可鱼游浅底，不必拘泥于世俗的观念。但《一朵浮云》中的人物却难以摆脱俗世，或黯然失意，或自我迷失，或浑浑噩噩，难以实现自我的超脱，其昙花一现般的超世之情怀也无法拯救其于生活的痛苦中。

二、顺世

精神的自由往往过于虚幻，在现实的壁垒面前，理想被击得粉碎，世间最大的事情也就莫过于生存问题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①顺世主义成为了摆脱痛苦生活的自我解脱的精神法宝。

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顺世主义下如蝼蚁般的穷苦人民，其重点描述了“精神瘫痪”现象。在《姐妹》《对手》及《阿拉比》中，乔伊斯采用了年轻男性的视角，文中角色的理想主义时刻受到现实社会的威胁，其渴望自由，试图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努力难以实现。而在《两个浪子》、《寄宿客栈》和《赛车之后》中，作者描述了一群迷茫的青年浪子，居无定所，漂泊不定，面对着人生重要的抉择，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但以《一朵浮云》《圣恩》为代表的作品，集中讲述了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畏首畏尾，委曲求全，屈辱地生活着的一类人物。以顺世主义来看，这些人物沦为了生活的奴隶，物质的傀儡，缺乏反抗精神。

钱德勒的作家之梦、爱情之想、生活之追求在现实的面前统统如一朵浮云一般，缥缈无限，消失在遥远的天边。生活留给他的只是痛苦与失落。作为一名办公室文员，他的工作微不足道，机械乏味；作为一名白人男性，他难以得到应有的尊严，却被以“渺小”来看待。女性化的特征暗示着钱德勒的不成熟与软弱。受过良好教育的钱德勒像牛马一样拼命工作，勤勤恳恳，却得不到世人的尊重。小说中“萦绕着忧伤凄美的主旋律，对过去生活的缅怀追念，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伪善做作的厌恶，对他们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生活的孤独和哀叹，使他们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却采用骗喝瞒的态度以逃避现实的讽刺。”④作为丈夫和父亲，钱德勒依旧难以履行自己的责任，面对着微薄的薪水、相形见绌的购买力、拮据的生活、家徒四壁的房子、哭闹不止的孩子、疲惫不堪的妻子、麻不不仁的同胞，拜伦的诗歌无法改变其命运，家庭的温情也难以挽回其空虚的心灵。雄心壮志的火焰被枯燥的家庭琐事扼杀了，浪漫与温情在困惑人类终极一生的生存问题面前泯灭了。正常的人性被无情地抹杀了，钱德勒心灰意冷，庸碌一生，既无冲破牢笼的勇气和能力，也没担负起家庭责任的决心。放弃出走的他，注定成为不了圣经中摩西式的英雄。

钱德勒的一生恰是整个爱尔兰社会的缩影，在英殖民主义和天主教宗教的枷锁下，都柏林一片萧瑟。他无比悲伤，认为自己是被命运作弄的羔羊，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被命运吞噬。钱德勒走过萧瑟、破壁的街道，无限感慨。爱尔兰的穷苦民众整日为生计奔波，精打细算，房子要分期，衣服要廉价；但此时爱尔兰的贵族却过着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奢侈日子。

乔伊斯曾试图以精神顿悟的方法来解脱自己的同胞，给予其精神力量，但限于顺世的各色人物却鲜有机会来抗争，最终沦为了生活的奴隶。

三、游世

不论是单纯理想主义的超世态度，還是易令人迷失本性的顺世主义，难免有其内在的缺陷，道家思想家基于此提出了“游世”的思想，“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①乔伊斯笔下的同胞在虚幻的超世破灭后，苦苦挣扎在顺世的泥潭中，却难以做到“寓身仁义，仍能游心于尘世之外；位居高位，也可以不为世俗所累。”①

对于世人来讲，道家此观念似乎可遇而不可求。后工业时代的物质主义的繁华却无法带来心灵中的平和，拜金主义的碾压下，生存和享乐成为了人类的终极问题。小说中社会各阶层，不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出身卑微，都难以摆脱世俗，悠然于世。作为知识分子的钱德勒，怀才不遇，欲入世挽救世人，却难以实现其理想；爱尔兰上流社会虽身居高位，手握大笔财富，却只顾生活享乐，迷失在花花大千世界之中。

作为一名爱国作家，乔伊斯难以忍受同胞的麻不不仁，整日混吃等死，却无力反抗。对于人类该如何处于天地之间，作家给予了充分的人文关怀。钱德勒悔恨的泪水亦或是加拉赫大胆的离开都难以打破爱尔兰沉沉的死气。无法独善其身的民众，选择了实用主义的顺世观念，而非人生最高境界的游世之举。

在小说《一朵浮云》中，乔伊斯以其独特的视角，客观地利用意识流等心理描写手段讲述了爱尔兰各色人物的生存状况，开创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先河。作者所痛心的并非是祖国的凋敝，而是同胞麻木的精神状态，一味顺世的处世态度。以道家思想标准来评判小说中的人物，其命运可悲可叹，既无法超脱于俗世，却还保有一丝救赎的希望。作者寄希望于其瞬间的精神顿悟，以此来抗争现代社会的侵蚀，但收效甚微。东西方的文化虽有所不同，但道家提出的寻求正确的自我价值，自我定位，不妥协于污浊的世间，以务实、高尚的态度来寻求生存的意义却是相通的。人世间的幸福需要自我的努力奋斗，同时也需要灵魂的精华和提升。乔伊斯苦苦追寻的救赎之路难以在西方的价值观中淬火重生，而道家思想却可谓一阵清风徐来，为其打开心灵之窗。

注释

①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5，256.

② （英）詹姆斯·乔伊斯.一片流云[M].央金，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2，4-6，5，15.

③ 赫云.乔伊斯流亡美学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2.

④ 王萍.民族精神的书写[M].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66.

⑤ 李维屏.英国短篇小说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