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14市州“十二五”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综合评价*

汤瑛芳，张正英，白贺兰，高 军，张绪成

(1.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兰州 730070； 2.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兰州 730070； 3.甘肃省统计局，兰州 730000； 4.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兰州 730070)

0 引言

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产方式转变，继而引发社会层面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创新[1]。农业科技关联着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它是区别于人力、土地、资本等资源要素的智力投入因素，能够不断地被改进和创新[2]，从而实现生产力提高与突破。因此，研究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布局农业科技创新目标、实现农业现代化战略目标意义重大[3]； 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今天，评价农业科技进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必要。

农业科技进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指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应用于生产的全过程，强调“硬科技”进步； 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是指除生产经济要素以外所有能促进农业生产、生态效益提高的科技进步及其应用过程[4]，既包括“硬科技”进步，也包涵“软科技”进步[5]。文章研究广义农业科技进步，在强调以“硬科技”为主的农业生产技术、方法措施的同时，重视决策、管理、经营及智力等对农业生产的促进和提高。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评价工作主要使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法[6]，该指标反映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涵盖了广义农业科技进步的测度[7]。目前，学术界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上进行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已有大量报道，有部分文献在市级或县域层面上对其进行了测算。魏邦龙(2000)李双奎(2007)分别对甘肃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8-9]，但鲜有文献在甘肃省市州层面上分析测算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市州农业科技进步是国家农业科技活动的基层单元组织，对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有助于市州间比较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及区域经济发展程度[10-11]。该文对甘肃14市州“十二五”阶段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研究市州农业科技进步在其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分析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揭示农业科技进步及投入要素对该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 同时，运用聚类分析法，研究市州农业科技进步的发展模式、类型及其成因，为市州明确未来发展现代农业的工作重点，补齐短板，促进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甘肃市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1.1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定方法的选取

国内采用较多的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方法有C-D生产函数法、增长速度方程法(Solow余值法)、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TFP)等[12-13]。在国家层面上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采用拟超越对数方法(樊胜根， 1998)利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顾焕章， 1994)[14-15]。在省级层面上，陈凯[16](2000)建立要素结构进化率函数和要素替代弹性函数，万忠[17]等(2000年)采用增长速度方程法分别测算了广东省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吕勇斌[18](2002)采用C-D 生产函数模型，划分经济区域测算了湖北省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魏邦龙(1999)李双奎(2007)应用C-D 生产函数法测算甘肃省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朱希刚[19](1997)最早使用Solow余值法对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该方法目前成为我国认可度高、使用最为广泛的测度方法。1997年1月，农业部将朱希刚的测算方法确定为计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国家试行标准。该文即采用该方法测算“十二五”期间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1.2 模型建立

模型假设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来自两个方面：(1)来自生产物质投入增加：包括土地、劳动力、农业中间消耗等物质费用增加； (2)来自科技进步引起的投入产出比的提高，即智力增加因素产生的农业经济增长[20]。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采用增长速度测算模型，公式如下：

农业科技进步率(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Yt-Yo)/Yo]-物质费用产出弹性(α)×物质费用增长率[(Kt-Ko)/Ko]-劳动力产出弹性(β)×劳动力增长率[(Lt-Lo)/Lo]-耕地产出弹性(γ)×耕地增长率[(At-Ao)/Ao][21]

(1)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2)

式(1)中，Yo、Ko、Lo、Ao分别是基年的农业总产值、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数和耕地面积，而Yt、Kt、Lt、At则是计算年的农业总产值(用可比价格计算)、物质费用(用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劳动力数和耕地面积。

式(2)中，产出弹性均采用农业部统一规定数值，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取0.55、0.2和0.25。

1.3 数据来源与相关说明

该文相关数据测算区间： 2011—2015年。

数据资料来源： 2011—2014年间数据来源于2012—2015年《甘肃农村发展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2015年数据来源于甘肃省统计局提供的《2016甘肃农村统计提要》。

农业总产值Y：该文采用的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林、牧、渔业及农业服务业，为了消除物价指数变化带来的影响，该文将《甘肃农村年鉴》中市州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运用市州总产值指数(Y上年=100)折算为可比价进行测算。

农业物质费用K：采用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额，将《甘肃农村年鉴》中市州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额，运用甘肃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为可比价进行测算。

农村劳动力数L：该文所用的农业劳动力指标取《甘肃农村年鉴》的市州农林牧渔业从业劳动人员，将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视为劳动力数。

土地投入A：该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含果园面积)数据代替土地投入。

表1 2011—2015年甘肃市州农业指标增长率及科技进步率 %

表2 2011—2015年甘肃市州农业指标贡献率及科技进步贡献率 %

1.4 市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平凉、酒泉、金昌、武威、嘉峪关等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在省内较高(表1)； 武威、甘南、平凉、定西、临夏等市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增幅在省内较大； 市州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定西市略有增加)绝大多数呈负增长； 市州农作物播种面积(含果园面积)除嘉峪关为负增长外，其余市州均正增长； 科技进步增长率以嘉峪关市最高，临夏市最低。14市州科技进步相关因子的增长率及农业科技进步率变化幅度较大，差异明显。

14个市州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增长率均高于其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说明市州农业增长仍以资源消耗为代价(表2)； 除定西市外，其他市州从业人员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均为负值，农业劳动力数量缩减成为市州农业进步的限制因素； 土地投入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除嘉峪关市为负值外，其余市州为正值。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嘉峪关在50%以上，酒泉等5市州在40%以上，庆阳等5市州高于30%，另有定西等3市州在30%以下，距离2020年全省科技贡献率达到57%的目标仍有差距。

2 甘肃市州农业科技进步评价分析

2.1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聚类分析

基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额、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农作物播种面积4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十二五”期间14个市州农业科技进步模式归为4个类型(表3)，分析指标间方差分析均达到显著水平。

第一类：共2个市，包括嘉峪关和金昌，属于低投入、低消耗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的科技发展模式。嘉峪关、金昌两市属城郊型农业，三产融合度高；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田水利化、作业机械化、种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程度高，属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

第二类：共有5个市，包括酒泉、张掖、兰州、白银和武威，属生产要素投入比较适度合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省内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的地区。酒泉、张掖和武威地处河西走廊，兰州、白银属甘肃省兰白经济圈，均为省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能够通过适当的生产要素投入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效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省内处于较高水平。

第三类：共5个市，包括平凉、陇南、庆阳、天水和定西，属高投入、高消耗、科技进步贡献率有限类型。均属旱作农业区域，主要发展旱地粮食作物，种植业比较经济效益低； 山旱地、山坡地限制了农业机械化作业，影响了劳动力的经济回报率； 耕地多属中低产田，产出能力有限； 经济发展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从业者的文化教育受影响，以上限制性因素决定了该区域目前的粗放、分散式生产类型。

第四类：共2个市，包括甘南和临夏，投入有限、中间消耗有限，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两州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以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牧民受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农牧业生产自然条件恶劣，对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大，属农业中间消耗低，投入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区域。

表4 2011—2015年甘肃市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聚类中心

图1 2011—2015年甘肃市州农业各指标增长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市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聚类及检验结果表明(表4)，第一类农业生产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中间消耗、从业人员和土地投入为限制因素； 第二类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中间消耗，从业人员数和土地投入为限制因素； 第三类主要依靠中间消耗、从业人数和土地投入推动农业生产力提高。第四类各要素作用均有限。

2.2 市州农业科技进步总体评价分析

(1)市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普遍较低，总体属于依靠物质投入增长的粗放型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分析市州农业指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图1)，各市州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农业科技进步位居第2，农作物播种面积居第3，而从业人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表明从业人员数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图2 2011—2015年甘肃市州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物质消耗增长率变化

图3 2006—2015年甘肃市州从业人员产出率变化(万元/万人)注：以上多年农业总产值数据采用可比价计算可得，下同

(2)各市州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额增长率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同步变化，且变幅大于总产值增长率(图2)。甘肃14市州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额总体增加， 2011—2015年间，武威、甘南、平凉等市州增长10%以上，张掖、庆阳增幅在7%之下； 临夏、甘南、陇南、定西的物质费用投入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率在135%以上，庆阳、酒泉在110%以下，说明物质消耗在甘肃各市州的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除定西市外，其他市州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定西市劳动力增长率为0.17%，陇南、嘉峪关、武威从业人员数量减负较大，分别为-3.13%、-2.42%，-2.36%，白银、平凉市分别为-0.37%、-0.95%，陇南市最低为-51.06%，劳动力缩减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市州农业经济增长。市州每万名从业人员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呈上升趋势，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处于较高水平(图3)。

(4)市州耕种面积稳步保持，单位耕地面积产出率呈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除嘉峪关外，各市州耕种面积总体小幅增加。张掖、兰州、武威等市耕种面积增长率大于1%，大多市州增幅在1%以下。耕种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张掖、兰州、武威较大，分别为30.34%、20.92%、16.39%。嘉峪关、酒泉、武威、张掖万元/万亩产值增涨幅度较大，甘南、金昌、兰州处于中等，临夏、白银、天水、平凉、陇南、定西、庆阳较低(图4)。

图4 2006—2015年甘肃市州土地农业产出变化

3 促进甘肃市州农业科技进步的建议

基于对科技进步规律的认识，认为农业科技进步首先要从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推广效益、从业者综合素质3个方面蓄力，促进农业经济向科技进步型转变。

3.1 以市州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为主体，构建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构建以市州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体，县乡级农科所(站)为支撑，村级科技能人为补充的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凝练形成农业生产中急需的研究成果[21]。同时，帮助企业制定现代管理制度，将农业企业逐步培育成为本地区特色农业产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使之成为农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

3.2 合理流转土地及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实现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效益的进步

各市州需从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统筹考虑合理流转土地，形成农业大户、中小型专业农户、小农户、兼业农户等农业生产主体，将集约经营主体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的示范单元，探索生产方式由高投入粗放型向生态安全可持续方向转变。

3.3 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农业科技意识和水平

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特别是培养能紧跟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顺应市场需求、科技意识和攻关能力强、结构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是各市州未来科技工作的重点[22]。农户是农业科技应用的最根本主体，从各市州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农民素质普遍十分迫切。

3.4 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区域经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可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技术支持[23]，各市州应以甘肃省“一带五区”的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布局为指引，从战略性主导产业、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地方性特色优势产业三个层次构建区域重点产业体系，打造并依靠产业集群，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将区域优势资源转化成区域特色经济，形成农业科技、农村经济相互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