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南：流贬者的爱与哀愁

广东文化标本观察之九

在广东惠州西湖畔，有苏东坡爱妾王朝云之墓，王朝云曾说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被苏视作红颜知己。可惜，王朝云年仅三十四岁就病逝于惠州——彼时的岭南，皆为山岚瘴气之地。

唐宋两代，贬谪到岭南的文人官员络绎不绝，与普通的流放犯人不同，这些文人官员对贬谪地的文化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推动，同时在他们的诗文里，对当地民风世态、山水风物有着忠实的记录，成为后人的珍贵史料。至于他们身处瘴气弥漫的异乡，抱定依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更是造就了无数佳话。

聂作平

从柳宗元到苏东坡

四十二岁，在今天还是年富力强的大龄青年，但远在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唐时期，四十二岁的柳宗元已然垂垂老矣。此时，距他人生的终点仅余四载。

这年夏天，柳宗元又一次登上了柳州城楼。群山如嶂，环拱着小小的、寂寞的城。凭栏远眺，江流曲折扬波，岭树弥空带雾。南方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工夫，狂风裹挟着急雨扑面打来，天地间一片鸿蒙初辟的昏茫。

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骚人墨客心中投下的却是感时伤遇与忧谗畏讥。

这已是柳宗元一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流放了。第一次流放永州，为期十年。当他终于回到长安，以为从此将在这座彼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高歌猛进时，仅仅一个月，又被迫再次起程。这一次，是比永州更遥远更南方的柳州。

风狂雨骤的楼头，柳宗元想起了自己，也想起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几个友人的命运。感慨中，他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七律：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后来，当柳宗元终于以遗骸的方式归葬于长安万年县的祖茔，当他在地下慢慢化作萤火和腐殖质三十五年之后，距他当年吟诗的柳州两千里以外的崖州（今海南三亚境内），一座隔着茫茫海峡与大陆遥遥相望的更加闭塞的孤城里，李德裕的忧愁更加浓重，猛烈，绝望。这位曾出任过宰相的高级官员，在他去世一千二百年后，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并列，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然而，此时的李德裕经历多次贬谪后，他的职务仅仅是卑若尘土的崖州司户。

更要命的是，李德裕已经六十三岁了。他伤感地盘算，即便化为鸟儿，要想飞回遥远的长安，大概也要半年。至于从前的光辉岁月，更是再也无法抵达。他知道，他终将死在南方。他终将死在湿热而又生机勃勃的南方。

无论柳宗元还是李德裕，他们共有一个名字：流贬者。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太史公司马迁如是说。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流放据说起源于上古。《尚书》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不过，直到秦汉，流放才渐渐形成体制。又过了几百年，到隋唐时期，终于成为五刑之一。

所谓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流放意味着被迫离开熟悉的家园，前往陌生而充满变数的、环境恶劣的异乡。流放的可怕，被视为仅次于处死。

作为一种刑罚，流放处置的乃是犯人。但是，流放群体中，却有一些特殊分子，他们不是犯人，而是有职务的官员。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见容于皇帝，因而被贬往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对他们的更准确的称呼，不是流放者，而是流贬者。

历朝历代，因国家的统治中心不同和对边疆的开发程度各异，流放地也不尽相同。湖北房山、贵州遵义、云南大姚、湖南南部，以及著名的黑龙江宁古塔和新疆伊犁，都曾是重要流放地。至于唐宋时期，以南岭与中原相阻隔的、被称作岭南的今天广东、广西和海南，则是流放的首选。据《唐代流贬官研究》一书统计，有唐一代，有记载可查的303位流贬官员中，竟有多达206位贬往岭南。

春日的一个下午，我久久地徘徊于一株大树下。大树耸立在陡峭的古道旁。古道前方，隐现出一座雄伟的城楼，那就是梅关。梅关下的梅花早已凋谢，绿叶间浮出一些小小的果实。细雨打在脸上，吹面不寒。这是从低纬度的海洋上长驱直入的热风。

梅关所在的梅岭，属于南岭东部的大庾岭。这株并不起眼的大树，父老及方志相传，乃是我的四川老乡苏东坡亲手所植。有了苏东坡，并不起眼的大树一下子便成为历史的活化石而光芒四射。

那是公元1100年5月，流贬海南三年的苏东坡原以为将像李德裕那样终老于天涯海角，孰料天可怜见，朝廷一纸旨令，他的流贬生涯终结了。六十四岁的苏东坡渡海北上，准备翻越梅岭后前往杏花春雨的江南。

在梅岭，苏东坡偶遇了一位世居岭上的老人。于老人家中小憩时，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世事的变迁和岭南的风俗。老人告诉苏东坡：他在岭上住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贬往南方的人还能活着回来。苏东坡闻言，豪情翻涌，写诗为纪：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苏东坡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这个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小儿的大师而言，哪怕上了刑场，也要顺便看看刑场的风景。何况只是流贬呢？

事实上，对大多数流贬者来说，在无奈地承认现实后，他们也必须像苏东坡那样调整心态。在异乡，重建生活，并把陌生的土地变得熟悉而亲切。至于调整方式，无非寄情山水，吟诗作文，以及在有限的权力内造福百姓。于他们，是一种寄托和排遣；于流贬的土地，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苏东坡临终前作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间固然流露出了深深的哀痛与不甘，但也不无骄傲和自慰：我把陌生的土地，都当成了亲爱的故乡。

通往岭南的路

横亘于广西、湖南、广东和江西四省区之间的南岭，既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江南丘陵和两广丘陵的分界线。南岭的另一个名字五岭，表明了这列南中国最重要的山脉的特点：它不像其它高大山脉那样首尾相连，浑然一体，而是五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的群山集团，构成了东西长60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的巨大存在。

南岭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山与山之间分布着若干天然山隘和谷口，它们成为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此外，南岭北坡发源了湘江和赣江等诸多交汇到长江的河流，南岭南坡则是珠江的众多支流，它们从被称为广东屋脊的南坡一泻而下，以扇状串联起北部山地与南部的珠三角地区。

这样，从秦汉时起，由中原通往岭南就有若干条道路。大路朝南，千百年来，颁宣王命的使者奔走于途，征战杀伐的将士奔走于途，逐利来往的商贾奔走于途，迁徙谋生的百姓奔走于途，怀着深深忧虑与哀愁的流贬者们也奔走于途。

公元809年正月十三，元宵节前两天，繁华的洛阳还沉浸在春节的欢娱中时，李翱却带着家人——包括挺着大肚子的夫人——启程出发。他们要前往岭南第一大城市：广州。

李翱的这次南行，留下了名为《来南录》的日记。他逐日记下了沿路行程，这也得以让我们准确地知道，唐朝时，由中原前往岭南的诸多线路中，最迂回最漫长的一条，相当于在中国地图上划了一个巨大的“7”字。

从洛阳顺流而下后，在荥阳附近的坂渚，李翱的船进入了隋朝修建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又称汴河，也就是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条帆樯云集，从开封市中心流过的河。舟次宋州（今商丘）、永城等地后，在泗州（今江苏盱眙一带）入淮河。沿淮河行进后，在楚州（今江苏淮安），进入了另一条更古老的运河，那就是始凿于春秋时的邗沟。邗沟连接的是淮河和长江。长江之后是江南运河，水量丰沛的江南运河流淌于人烟稠密的膏腴之地，行经常州和苏州后通达杭州。

在杭州，李翱溯钱塘江而上，一直行驶到船只无法通行的衢州境内。然后舍舟登岸，陆行至江西境内再上船。经行信州（今江西上饶）、洪州（今江西南昌）后，再溯赣江而南，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行抵南岭北坡脚下的大庾（今江西大余）。翻越南岭之一的大庾岭（多年后，苏东坡将在同一条古道旁种树并感怀人生），便来到了广东境内的浈昌（今广东南雄）。这是坐落于北江支流浈水之滨的一座小城。顺浈水下行北江，可直达广州。

李翱不是贬官，而是应岭南节度使之邀前去做幕僚，因而他选择了水路占大头，行旅相对不那么艰苦的路线，哪怕这路线必须往江南兜上一个大圈子。此外，他行程悠闲，不仅因妻子生产而中途休息，还时常因访问名胜古迹而耽搁。因此，李翱在路上的时间竟然超过半年。

与此相反，如果是被贬谪，诏命在身，就只能马不停蹄地前往贬谪地。于是，那些流贬者往往选择另一些路线。

韩愈一生中两次贬往岭南，第一次是位于粤北的阳山，而韩愈的友人刘禹锡曾贬往连州。阳山与连州相距甚近，他们两人的南行之路除了最后一段外，其余都相同：从首都长安出发东行，城外，便是折柳惜别的灞桥。灞桥一别，帝京渐远，古道渐渐蛇行进入秦岭浓重的阴影中。在以出产美玉而闻名的陕西蓝田县，有一条古老的蓝田武关驿道，自先秦时起就是沟通秦楚的捷径，故又称秦楚古道。前往潮州时，悲愤的韩愈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而白居易贬往江州时，也打这条古道经过，并写诗给好友元稹说：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从蓝田到河南邓州后，继而南下至襄州（今湖北襄阳）。此后，从襄州到达岳州(今湖南岳阳)，陆路转为水路，入洞庭，溯湘江，南抵郴州。湘南群山中的郴州，也是唐宋时的流放地之一。词人秦观流贬在这里时，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踏莎行·郴州旅舍》。对流贬的伤怀与小城的孤苦，他感慨万千地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古语云：“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水路到了南岭北坡脚下的郴州已经无路可通，必须改为陆行，翻越五岭中的骑田岭。今天的郴州至广东乐昌境内，一条存续了两千年的湘粤古道仍然旧迹可寻。韩愈、刘禹锡，以及更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流贬者，他们艰难地行走于自己的命运之途。尽管文采照人，诗书满腹，可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面前，他们都是无法左右自我前途的小小浮萍……

穿越南岭的山路给刘禹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与他同行的还有八旬老母和两个儿子，更加平添了翻山越岭的劳苦和忧虑。他写诗纪念说：桂阳岭，下下复高高。人稀鸟兽骇，地远草木豪。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劳。

柳宗元因参与二王八司马新政而被列入贬谪者行列，且规定不得量移——按惯例，被流贬的官员，遇到皇帝大赦时，允许迁移到条件稍好的地区。但柳宗元却是“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后来困死海南岛的李德裕，也是同等待遇。

柳宗元第一次贬到湖南永州，第二次贬到广西柳州。很巧，他从长安前往贬谪之地的路线，第二次重合了第一次，并向前延伸了几百公里。

具体说，柳宗元离开长安后的前半段路程与韩愈和刘禹锡相同。到达据说大雁至此也不南飞的衡阳后，韩、刘折向东南的郴州，柳宗元继续溯湘江而上，直到潇水与湘江合流的永州（在那里，有著名的潇湘夜雨。淅淅沥沥的夜雨敲打客船，一定放大了流贬者的哀愁）。首次贬居永州十年后，柳宗元再贬柳州。当他再一次经行同样的路线抵达永州时，早年被他认定是边僻之地的永州却浑似故乡。因为，这一次的目的地更遥远、更偏僻、更蛮荒。

盛夏的傍晚，我从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庙出来后，沿老街踽踽而行，来到几百米外的潇水之滨。但见河面宽阔，水势浩大，一大群人在河里游泳。岸边，一块红色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里就是曾经闻名遐迩的黄叶古渡。历史上，黄叶古渡是由湖南进入广西的重要孔道，是连接中原与岭南的要津。

柳宗元在黄叶古渡渡过潇水后，翻过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一座并不太高的山峰，就进入了桂州（今广西桂林）。桂州境内，有一座著名的工程，那就是秦始皇开凿的灵渠。灵渠沟通了湘江与珠江。不过，由于年久失修，荒废多年。要等到柳宗元去世几年后，在刺史李渤的主持下，动用五万多名工人修建了铧堤，灵渠才再次成为可以航行的水道。

从长安到柳州，柳宗元用了三个月，今天看来很慢，但相比同时代的李翱，他已经非常迅速了。

▶下转第26版

人在异乡的奇遇

唐代诗人元稹曾贬往通州（今四川达州），他最苦恼的事莫过于语言不通：夷音啼似笑，蛮语谜相呼——这远离首都的蛮荒之地，当地人明明在哭，听起来却像在笑，佶屈聱牙的方言，只能连猜带蒙。

自秦汉伊始，政府为了政令畅通，就一直在推行“普通话”，它们被称为雅言、正音、官话。唐代，洛阳是东都和重要城市，因此，唐朝的官话是以洛阳读书音为准。所谓洛阳读书音，不是洛阳方言，而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读书音。到了宋代，一仍其旧。因而，如果柳宗元遇上苏东坡，他们能够很顺利地对话。李白遇到王安石，情况也差不多。

但是，掌握洛阳读书音的毕竟只是少数仕人和商人，远在中原文化圈之外的边僻之地比如岭南，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洛阳读书音为何物。

元稹的苦恼，也就成为流贬者共同的苦恼。韩愈在阳山做县令时，因双方言语不通，在与当地人交流时，竟发生了相互指斥的误会。

不过，随着时日迁延，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真正承受了流贬的既成事实，流贬者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当地语言，就像柳宗元在永州时那样，最初，“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但久而久之，听起来像鸟语的方言，居然也“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柳宗元的说法或许稍有夸大，但联系到他在永州一住十年，这种夸大也就基于基本的事实。不过，当柳宗元贬到更为边远的柳州时，耳畔回响的不再是听惯了的永州方言，而是茫然如坠五云里的柳州乡音，他的苦恼如同韭菜一样重生：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语言不通的苦恼外，饮食的迥异也令流贬者们诧异而痛苦。柳宗元时代，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大唐腹心地带，水稻地位迅速上升，与粟和麦鼎足而三，大米饭、小米粥和面食是餐桌上的标配主食。肉食最重要的是羊肉，其次是猪肉，鸡、鸭、鹅和各种淡水鱼再次。

而千里之外的岭南，地之所产，水之所出，反映到餐桌上，便令那些初到岭南的流贬者瞠目结舌。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往潮州，奇异的饮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此，他专门写诗给他的朋友元十八，讲述他的异乡见闻。

在韩愈笔下，鲎鱼形如赵惠文王创制的惠文冠，眼睛长在背上，雌雄两鱼背负纠缠；几十上百只生蚝粘连在一起，形成一座小山；蒲鱼长尾如蛇，嘴巴和眼睛隔得老远；章鱼和马甲柱，长得都十分古怪。韩愈感慨：“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

如果说这些海鱼带给他的更多是惊奇的话，那么潮州人最爱吃的蛇，着实让他惊吓不已。蛇既是潮州常见的几十种食材之一，也是韩愈惟一认识的一种，却又因认识而恐惧，遑论举箸。

奇异的食物，有着迥异中原的饮食习惯。韩愈告诉元十八，潮州人吃这些奇怪的食物时，往往要加入很多带有咸味和酸味的调料，同时还要把食物蘸满椒盐和橙酱等佐料。这些重口味的“南食”令韩愈甚为狼狈：他“腥臊姑发越，咀吞面汗騂”——越吃腥味儿越重，吃完面红耳赤，浑身大汗。

饮食习惯的不同，如果假以时日，或许也能甘之若饴，甚至像苏东坡那样，因为热爱热带的荔枝，不辞长作岭南人。

比之更严重的现实问题是物质的匮乏。物质的匮乏源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一些流贬者虽然还有官衔，却是员外——相当于编外，没有实际掌职，也没有俸禄；更惨的属于监管，连官员名分也没了，俸禄更是奢望。其二是偏僻的岭南，虽然地处热带，四季瓜果不断，但与倾天下以济之的京师或中原比，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苏东坡流贬黄州时，黄州有物美价廉的猪肉，以至他发明了东坡肉。但到了惠州，城小人稀，少有肉卖。惟一的市场上，每天只杀一头羊，僧多粥少，要吃到羊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种艰难，竟迫使苏东坡发明了烤羊脊：全惠州每天只杀一头羊，苏东坡说他“不敢与在官者争买”，于是叮嘱屠户，把羊的脊梁骨卖给他。这些脊梁骨之间有没法剔尽的羊肉。苏东坡把羊骨煮熟，用热酒淋一下，再蘸上盐巴，放到火上烧烤，烤熟后用竹签慢慢挑着吃。羊骨的肉很少，以至终日摘剔，如吃螃蟹。

苏东坡给弟弟子由（苏轼之弟苏辙）写信，详细介绍了烤羊脊的制作方法，末了还调侃一句“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把骨头里的肉渣渣都吃得一干二净，狗们当然不高兴了。

等到苏东坡流贬到更加落后的儋州，其情其景，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其时，苏子由流贬在与哥哥一海之隔的雷州。令苏子由难以忍受的，除了炎热的天气和时常来临的台风外，更重要的是饮食。当地人以芋头为主食，让他“暮年还入俗”实在太难，他为此“忍饥长杜门”，不久就消瘦得让邻居害怕。为了安慰弟弟，苏东坡写诗给他，在诗中，他说儋州生活更差，难得吃肉，当地人竟以薰老鼠和烧蝙蝠作菜。他感叹说过去一听到虾蟆都要作呕，现在却不得不把它当菜吃。过去在京城里天天肥羊下白米饭都觉得食之无味，现在无食可吃，简直活该。

海南粮食无法自给，得依靠船只从大陆运来。遇上风浪，往往断粮。有一年冬天，苏东坡和儿子就不得不面对缺粮的窘境，父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最困难的时候，苏东坡甚至异想天开地研究用阳光止饿的办法。海南天天骄阳如火，可惜这遍地阳光却是没法止饿的。孤零零的日头下，清瘦的苏东坡如同一株风中的修竹，他被命运流放到了这天涯海角的孤岛。他无法突围。

如同韩愈对潮州海鲜怀着忧惧一样，一开始，苏东坡也差不多。不过，就性情来说，韩愈严谨方正，苏东坡豁达开朗，他们一个像人生导师，一个像邻家大哥。邻家大哥在黎族人的劝说下，品尝了一回牡蛎，觉得味道不错。之后，他不但吃海鲜，还常常自己烹调。他甚至写信给朋友介绍牡蛎时也不忘调侃一笔：“无令中朝大夫知，恐争南徙，以分此味。”——不要让朝廷里那些达官贵人知道了，以免他们一窝蜂地跑过来，把我的美味分走。

岛上没有好墨，苏东坡就自己动手，几次差点不小心把房子烧了。他还养成了采摘草药的习惯，像一个辛勤的老中医，天天把那些采自岛上各处的草药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缺少酒食，苏东坡屈指算着时日，明天是邻居祭灶的日子了，他一定会给我端来祭品，可以一饱口福：“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椰子是海南的特产，如同在惠州饱食荔枝一样，在海南，苏东坡饱食椰子。有一次，他喝完椰汁后，把椰子壳制成一顶形状古怪的帽子。出门时，苏东坡就戴着它，沿路的人都停下来看稀奇，苏东坡不以为然。他据此作诗，借题发挥说“东坡何事不违时”。

令苏东坡完全意想不到的是，这种高桶短檐的帽子后来流入京城，士大夫们竟然争先恐后地仿效，人称“子瞻样”。只是，附庸风雅的士大夫们制帽的材料，不再是散发出海风味道的椰子壳，而是上等的布料。

如果细细探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对流贬者来说，最令他们把岭南视为畏途的其实既不是难以沟通的方言或是奇异古怪的食材乃至匮乏的物质。他们的畏惧来自另一个唐宋人谈之色变的词语：瘴气。

瘴气，词典里的解释是：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这种能令人致病的捉摸不透的气体，它有可能来自热带高温下腐败的植物或是动物的尸体。加之热带地区，蚊虫飞舞，四处传播疟疾等疾病。生态学家马斯顿·贝茨说：“与高纬度地区相比，热带地区花的种类更多，树的种类更多，鸟的种类也更多；因此，寄生虫种类也更多，因此而导致的疾病的种类就更多。”

在没有现代科学的古人看来，瘴气有如不可战胜的妖魔：“山妖水魅骑旋风，魇梦啮魂黄瘴中。”地方史料里，对瘴气的记载屡见不鲜，当然对它的威力也有着杯弓蛇影的恐惧：“山川盘郁，气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盅。”事实上，879年秋天，黄巢占据繁华的广州后，他的来自北方的将士不能适应瘴气弥漫的岭南，病死者多达三四成，他不得不放弃了割据岭南的念头转而北上。

流贬者们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瘴气让他们为之丧气、丧胆。柳宗元在柳州时，便因炎热潮湿而罹患了当时根本没法治愈的脚气病，他写诗表达了内心难以忍受的焦虑，担心和哀愁：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

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天高地迥，杜甫说他每依北斗望京华。对流落岭南的流贬者来说，他们远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残酷地抛弃到地理偏远、气候极端、风物古怪的化外之地，面临精神与物质，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他们也只能依凭北斗的方向，想起渐行渐远的首都和从前的锦瑟年华。不论是雨中登楼的怅望，还是月下听蛩的凄清，抑或杯酒浇愁的片时欢娱，在南方，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南方，流贬者们依然努力活下去。活下去。

远方的事业

岭南多榕树。繁茂的枝叶间，拥挤着修长的气根，透露出一种历尽艰辛的沧桑。贵生书院就笼罩在这种若有若无的沧桑中。弹指之间，流贬者滥觞的书院已经有四个多世纪了。

那些天，在贵生书院也好，在苏东坡渡海归来时休息过的放坡亭或是宜州山谷祠也罢，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借他笔下的哈姆雷特发出的感叹：“上帝啊，即便你把我放进一个胡桃核里，我仍会把自己当作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非常巧合的是，贵生书院的始作俑者，也是一位大戏剧家。那就是明朝的汤显祖。有意思的是，这东西方的戏剧双子星座，竟然陨落于同一年：1616。

比柳宗元晚了七百多年的汤显祖时代，岭南的广州已呈现出一片烟柳繁华，但是，珠三角以外的诸多地方，依然被视作蛮荒之地。尤其是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它仍是流贬者的噩梦。

万历年间，任职于南京的汤显祖因触怒朝廷而被贬为徐闻典史。汤显祖的心态显然要比他那些前辈好得多。前往徐闻赴任时，他甚至专门从广州绕路到澳门游历。其时，澳门已为葡萄牙人占据，已从一个盛产牡蛎的小渔村，演变为矗立着异国风情建筑的殖民地。

汤显祖在徐闻任上时间甚短，并且，作为一个小县的流贬性质的典史，他既无实际职掌，也无公事可办。早在赴任途中，他就写信给同为江西老乡的县令熊敏，表示打算在徐闻办一所书院。办书院讲学，是晚明士人在官场受挫后，继续施展政治抱负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种途径。每个有使命感的士人，总是执念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大境界。

果然，到了徐闻后，这位当时知名的文人兼大儒就开始讲学。他的好友刘应秋后来对此写道：“徐闻之士知海以内有义仍（义仍，汤显祖字——引者注）才名久，至则摄衣冠而请谒者趾相错也。一聆謦欬，辄传以为闻所未闻焉。乃又知义仍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于是学官诸弟子争先北面承学焉。义仍为之抉理谈修，开发欵綮，日津津不厌。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屦常满，至庠舍隘不能容。”

由于前来听他讲学者、请教者太多，而他的居所又过于狭窄，县令熊敏于是集资修建了贵生书院。不过，书院还未建成，汤显祖就如惊鸿一瞥，结束了他在徐闻的流贬重返内地。如今，我所看到的这所绿意盎然的书院，它是当代的仿制品。昔年的贵生书院，只留下了一条门道的遗址。

从贵生书院北上一千五百里，永州黄叶古渡旁有一条小溪，那就是名声在外的愚溪。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所记风物，大多分布在其左近。流贬永州十年，寄情山水并写诗作文以外，柳宗元的名声也吸引了远近学子。尽管柳宗元没有像汤显祖那样建书院，但按韩愈的说法，“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有唐一代，湖南中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者16人，且大多是中唐以后。虽不能说他们都是柳宗元的学生，但柳宗元的影响在潇湘之源却深入而持久，如同他那些汪洋恣肆的诗文。

坦率地说，我看到的柳宗元《永州八记》描绘过的风物，不论钴鉧潭还是西小丘，不论小石潭还是小石城山，就风景而言，并不出色。然而，有了柳宗元，有了柳宗元不朽的文字，哪怕是寻常风景也将光照千秋。

像汤显祖一样开办了书院的是韩愈。潮州刺史任上，曾作过多年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韩愈深知读书化人的重要。当他企图改变潮州民众素质时，他的办法就是办学。为了延师办学，他甚至将自己的俸禄捐出来恢复乡校。

潮州虽然边远，但韩愈毕竟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如果说他的办学能够雷厉风行的话，那么流贬儋州的苏东坡，其身份虽然还是官员，却已经跟罪犯差不多，他对当地文化的哺育，也就更加难能可贵。

北宋时的海南不仅物质匮乏，文化更是乏善可陈。苏东坡的到来，对当地寥若晨星的读书人来讲，无疑天赐福分。一位叫姜唐佐的书生仰慕苏东坡的名声，前来拜访苏东坡。苏东坡亲自指导他作文之法，他在苏家住到第二年春天才告辞而去。

临行时，苏东坡书写了柳宗元的两首诗送给他，并赠诗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说海南虽与大陆隔着大海，但并没有中断地脉的相连；海南以前科举方面乏善可陈，连举人也未曾中一个，将来破此天荒的人一定是你。他与姜相约，等到将来姜登科及第，他再把诗继写完。

此后，姜唐佐到广州等地游学，于1103年正月进京赶考。路过汝南时，他专程拜访已经致仕在家的苏子由。见面时，他把苏东坡当年写的那两句诗拿给子由看。其时，苏东坡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睹物思人，苏子由泪如雨下，他提笔为哥哥继完了那首诗：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再之后，姜唐佐果然在广州中举，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苏东坡破天荒的预言终成现实。

如果说兴学办校是这些流贬者作为文化人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话，那么，流贬者中那些还有一定权力的人，比如作刺史时的柳宗元、韩愈，他们一边用异乡的山水抚慰心灵的创伤，一边也用手中的权力为当地人民造福。

柳宗元时代，尽管朝廷立法禁止，但民间——尤其是南方——仍然有着普遍的蓄奴风气，奴隶买卖大量存在。在永州，柳宗元的身份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也就是编外。既无公务，也无官舍，更不要说行政权力了。他虽然注意到了蓄奴风气，却只能写下一篇《童区寄传》来揭露掠卖儿童为奴的黑暗现实。等到柳宗元贬往柳州，他的职务是柳州刺史，算是这个当时只有一万多人口的边远州府的一把手。这样，他有机会着手解放奴隶问题。

柳宗元发现，柳州的奴隶大多源于民间借贷。穷人向富人借了高利贷，一旦没法偿还，当利息超过本金时，就只能到富人家里当奴隶。为此，柳宗元规定：已经卖身为奴的人，按他在富人家里的服务时间计算酬劳，等到报酬和所负债务相当时，就永远终止主奴关系。柳宗元的新政，使许多失去自由的穷人重获自由，等到韩愈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时，也采取了相同措施，从而泽被更多的底层民众。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我行走在粤东重镇潮州时，不经意之间，总是依稀感觉到一个远去的古人峨冠博带的身影，总是感觉他就站在山之巅水之湄，默默地注视这方曾被视为畏途的化外之地。这个人，就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

韩愈任潮州刺史不到一年，除了前文所说的办学外，他还收拾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委屈与压抑，以极大的热情着力改造这片滨海的异乡。他治理水患，开凿金沙溪，修筑韩江堤。于是乎，千年以后，韩江、韩山、韩公祠，它们以“一片江山尽姓韩”的方式，铭记这位远去的伟人……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来到广西宜州。山清水秀的宜州，是传说中的刘三姐故里。清幽的会仙山景区里，坐落着一幢小小的建筑，纪念的是一位曾经寓居宜州的文人，即北宋江西诗派大宗师兼书法家黄庭坚。

命运多舛的黄庭坚从未出任过要职，却多次遭遇流贬。当黄庭坚年过六旬，儿孙绕膝时，又一次被贬往南方。这时，他已失去了官员身份，叫作除名羁管，与罪犯相差无几。畏于党争的惨烈与罪犯的污名，当地官员对他避之不及。他不得不与士兵们一起，借助宜州的城楼遮风躲雨。

为了在朝廷规定的时间抵达宜州，黄庭坚途经永州时，把家小留在那里，独自先到宜州点卯。孰料，潇湘一揖，竟成永别。他终于在贫病无助中，病逝于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宜州。

曾经，烟瘴的宜州是黄庭坚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安排，而今，这座不再烟瘴的城市以这位迹若转蓬的流贬者而骄傲。是的，千年已逝，从后人的角度望过去，大路朝南，那些有名的抑或无名的流贬者，他们风尘仆仆的奔走与呼号，吟哦与太息，挣扎与冲突，终于把他们塑造成卓然独立的古代英雄。

参考书目：

《中国食料史》《中国古代交通图典》《唐朝的日常生活》《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唐代流贬官研究》《近代中国交通变迁与城市兴衰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