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万福寺与福建渊源

2018-12-14 12:46周朝晖
寻根 2018年6期
关键词:黄檗万福京都

□ 周朝晖

备玄和尚是富士山脚下一座临济宗小庙的住持,兼营一个规模不大的佛教观光社,几年前带着他的妻子随同日本关西某佛教团体前来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巡礼,我随喜结识并前后两度一同造访礼敬。备玄是佛学专家,一路同游受益匪浅,解开了我悬挂于胸的有关中日佛教渊源的种种迷思。前年深秋路过京都,不期再度重逢于某一聚会上,可谓奇缘。备玄和尚是个中国文化迷,自诩“连名字都充满中国气息”,原来他俗名佐藤,“备玄”乃是法名,因崇拜《三国志》里的刘备而取名“备玄”,自冠“龙”姓,龙是中国文化图腾。据说他的名字连日本人都晕乎,初次见面递去名片,对方大都一脸狐疑,以为是日语呱呱叫的中国和尚。这次邂逅于古都,蒙其美意,得以前往宇治山的万福寺一游。

◇日本黄檗宗禅寺发祥地——福建福清鱼溪镇黄檗山万福寺

京都万福寺是与福建渊源甚深的一所日本名刹。其创建者隐元和尚在日本威名远扬,是与郑成功比肩的两位出生福建的近世伟人。万福寺在日本佛教界尽人皆知,扶桑境内五百多座临济宗寺庙大多发源于此,万福寺乃这一宗派之“总本山”(大本营)。我多年前旅居日本就久闻其名,但机缘未熟,每次过京都行色匆匆,终究不得步入其境。此次京都之行幸会龙和尚,得以了却多年夙愿,自是欣幸不置,而且亲身体验隐元和尚传入的“煎茶道”之余,得以一尝寺院独创的普茶料理,更是意外之喜。

黄檗山万福寺坐落于日本著名茶叶产地京都南部宇治山麓一隅,从京都火车站可以搭乘 JR 奈良线或京阪宇治线前来,站名就以寺庙“黄檗”命名,似专为香客游人而设,说明香火之盛。步出小站,三人且行且聊,穿过宁静优雅的小街,绕过一段曲径,眼前耸立一座山门,万福寺完全仿照中国明朝通行的山寺丛林制度,进入寺院入口处必设立山门,是进入圣境的精神前奏。山门原木斗拱架构,风格介于日式寺庙和中国寺庙之间,居中木匾上书几个浑厚的颜体字——“万福寺”,据说出自开山祖师隐元法师手笔。山门前边有两口水井,旁边有一口不大的放生池,几条锦鲤悠游自在旁若无人。龙备玄说,隐元和尚精通风水堪舆之学,在选址时非常考究,这里取势龙穴之位,入口处的两口井是龙之眼。有了源头活水,这座黄檗宗古寺历久弥新,而且枝繁叶茂,分出几百座分寺,可谓繁荣昌盛。

从山门进入寺院巡礼观览,计有三进深。一进是天王殿,二进是大雄宝殿,三进是法堂,再往后,便是满目浅红、淡黄与墨绿松林浑然一体的五云峰,有如倚靠一面色彩斑斓的锦屏。寺庙建筑的主体部分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纵向罗列,地势由低渐高,两边各有钟楼、鼓楼、伽蓝殿、斋堂、客舍及其他廊庑建筑,布局造型恰似一把明代风格的太师椅,这种格局与闽南千年古刹厦门南普陀十分相似,令我生出几分亲切之感。龙备玄说京都万福寺是“近世佛教建物”的代表作,与日本国内其他寺庙的布局迥然异趣。日本的寺庙绝大多数是平安时代兴建的,彼时日本全盘“唐化”,尤其是佛教,寺院建筑风格大多仿照或干脆直接用遣唐使从长安带回的唐土寺庙建筑图亦步亦趋造出来,所以,寺庙多是唐风建筑。唯独万福寺,更多带有中国明代江南尤其是闽南精致明艳的寺院格调,这在日本相当罕见,据说是当年隐元和尚依照福清万福寺的图纸设计而成,其后数百年虽几经翻修改建,但这一布局一直延续下来,为得是纪念隐元和尚开基立业之功德。

进入山门迎面耸立的是天王殿,乃隐元圆寂前5年(1668年)兴建。大殿正前所供奉的弥勒佛像,与福建许多明清时代建造的寺院规制很相似,但在日本佛门中却是难得一见。这座弥勒佛塑像是晚明福建泉州佛雕大师范道生所塑。明朝灭亡后,大量不愿事清的福建籍高僧随闽商舟舶到长崎、大阪,重兴佛教,也带来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建筑技术、美术和工艺。范道生是闽南著名造像大师,他于1660年受隐元之邀从长崎来京都为万福寺造像,寺中的韦驮天王和十八罗汉像都出自其妙手。

出天王殿,迎面是大雄宝殿,这是万福寺的重镇所在,气势宏大,是多重屋檐的歇山顶建筑,屋檐缓缓上翘,不像日本其他寺庙屋顶像倒扣米斗似的。万福寺在移植中国南方寺院规制格局时,经过历代翻修,也融入了日本传统寺庙的美学元素,大雄宝殿阶前空阔的庭院里,铺设着日本的石庭(又称枯山水),一整片的白色石子,梳理出流线型或山陵形纹路,方寸之中容纳山河万里的想象。在这里,却不见中国寺庙大雄宝殿前庭常见的香客如织、香雾弥漫绕得人睁不开眼的盛况。殿前正门也立着一座香炉,但尺寸太小,摆设大于实用,也不见人跪拜烧香。寺庙的氛围倒是很像日本的神社,静雅、肃穆,但有点儿过于冷清。

◇京都黄檗宗万福寺

◇京都万福寺里的枯山水庭园

◇普茶料理老铺“白云庵”

万福寺是中国气息浓郁的寺院,建筑色彩鲜艳亮丽之外,各殿堂门楣和廊柱上,都刻有或写着匾额和对联,这是日本黄檗宗以外的日本寺庙没有的。主殿有隐元所书的“一喝起风云,祥光增法喜”,第二代住持长老木庵和尚所书“气岸乾坤大,心雄日月辉”,二位大德文句与书法皆气象宏阔,虎虎生风。寺庙指南介绍,万福寺内有四十多面匾额、五六十副楹联,都已被列入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说,万福寺的寺僧唱诵经文也很另类。大雄宝殿后落有座法堂就是寺僧诵经、修行之地。寺僧念诵的经文发音很奇怪,不知是哪一方语言,既不是日语,也不是汉语,更不是关西腔。忽然想起曾听过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一个年轻的方丈说起:京都万福寺佛经带有浓重的福清方言,传说为了纪念开山祖师隐元和尚的丰功伟绩,在他去世后,这座庙里每天早上的第一遍佛唱就用他传下的福清话念唱了。那个和尚是福清人,曾应邀去京都与万福寺同门做过交流,他的论断应该是靠谱的。另一种说法是,隐元影响深远,在他圆寂后寺庙一连十几代都由中国和尚执掌,后来是中国和尚与日本和尚轮流负责,到近代才完全由日本血统僧人出任。住持是一庙之主,也是学问传承人,如此繁杂的语言系统彼此渗透融合,才造成独树一帜的经文音读吧,不过据说这也成了寺庙一大特色。

到京都万福寺,有两个与中日茶文化交流相关的名胜值得一看。一个是位于寺院内一侧的“卖茶堂”“有声轩”,还有一处是寺庙门外的佛门素菜馆“白云庵普茶料理”。

◇隐元禅师画像

中国茶事东传日本,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8世纪奈良时代大量遣唐使就从中国带回了饮茶习俗。日本最早有关饮茶的记载,是平安时代编撰的国史《日本后纪》,该书所载815年从中国归来的遣唐使都永忠向嵯峨天皇献茶。饮茶之风在平安时代已在宫廷和寺院、贵族和公卿里流行,但因为作为一种外来风尚根基浅,后来几度式微。12世纪,荣西法师前来中国江南修习禅宗,归国后积极倡导发扬光大,饮茶之风得以再兴。15、16世纪经过一休宗纯和尚及门徒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茶道师匠不断开拓创新,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茶道迎来了盛况。茶道的集大成者是16世纪大阪富商出身的茶人千利休,他在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开创的寺院茶、草庵茶的基础上,将“和、敬、清、寂”的精神理念引入茶道中,同时吸收日本传统艺术诸如绘画、书法、插花、器皿、建筑等领域的审美元素,与茶事活动融为一体,自成格局,与源自中国传统佛门的茶艺分道扬镳。唐宋时,中国人饮用的都是将团茶和饼茶碾碎后的抹茶,日本今天的茶道中饮用的仍是抹茶。进入明代时,叶茶冲泡的方式得到了有力的推广,在明清之际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流行的饮茶样式。禅院中历来有饮茶习俗,隐元及其弟子赴日时也将在中国已经普及的茶叶及器具带到了日本,于是沸水冲泡茶叶,多次饮用的崭新饮茶形态首先在日本九州和关西的一些寺庙流传,这就是今天在日本被称为“煎茶”的习俗。隐元殁后,一位在万福寺修道的僧人月海对煎茶甚为用心,竭力传播,把煎茶从寺院传到民间。月海60岁时在京都东山开办茶馆“通仙亭”,说是茶馆,其实是流动性茶摊更准确。他自备炭炉与茶具,在大路上燃薪烧炭,煎水烹茶,招引过往商贾行人品尝,由此得名“卖茶翁”。后人追慕月海风流雅事,煎茶渐渐成了“上方”(京都及近畿地区)时尚。在江户时代中后期,煎茶已经成为庶民饮茶最主要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煎茶流派争奇斗艳,“黄檗松风流”“花月流”为两大最有名的煎茶流派。后来以这两家流派为基干组成的“煎茶道”,奉卖茶翁为始祖。1928年日本成立了“全日本煎茶道联盟”,总部即设在万福寺,并在这一年建造了“卖茶堂”和“有声轩”。“卖茶堂”是卖茶翁的纪念堂,只有四个榻榻米大,供奉着卖茶翁月海和尚的塑像。“卖茶堂”边上的“有声轩”,是座日本书院风格的庭院式古典建筑,静谧优雅,门楣上书“吃茶去”三个蓝底阴文大字,与建筑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很有禅意。

说到京都万福寺,就像把荷兰豆叫“隐元豆”,把芝麻豆腐叫“隐元豆腐”一样,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会联想到隐元和尚创制的“普茶料理”。日本人管寺庙饮食菜肴叫“精进料理”,即是修行人进食的饭菜。在普茶料理传来之前,日本佛门餐饮制度以“怀石料理”为代表。

唐宋以来,日本从中国全盘引入佛教文化的同时,作为方丈丛林制度一环的寺院素食方式也被日本佛门接受并扎根。“料理”原是古代皇家和公卿贵族之家享用的高档餐饮,侧重食材的新鲜和得当的调理方法。镰仓幕府时代之后,武家势力崛起,一些豪强领主富甲天下,也刻意模仿王朝贵胄优雅的食事活动,发展出精益求精的“本膳料理”。作为武家至尊的饮食形制,本膳料理从食品内容、数量和进食礼仪都有严格的讲究和规范。16世纪战国时代,日本茶道迎来鼎盛时期,茶道宗师努力开创一种适合茶事活动的饮食方式,从寺院素食与本膳料理获得启发进行改造,同时融入茶文化元素,在饮食中体现“和敬清寂”的审美旨趣,讲究食品简素自然、赏心悦目,讲究器具美型美色,使餐盘菜肴与室外流转的四季对应,也就是将世俗饮食上升到一种审美乃至精神修炼的宗教境界,这就是所谓的“怀石料理”。“怀石”指的是佛教僧人坐禅时在腹上放上暖石以对抗饥饿的感觉。语源据说来自战国时代茶人千利休门人编撰的《南方录》一书。怀石料理被引入茶事活动中,成了修习茶道前后垫肚子的简单饭菜。清简素雅是为特征,基本形式为“一汁三菜”,或“一汁五菜”。笔者曾经在京都几次领教过怀石料理,与其说是口舌味蕾的品尝,不如说是用视觉观看一席精致的饮食演出。滋味的寡淡和单调,用餐礼仪的拘谨和刻板,就像在日本体验茶道一样,一两次身临其境当做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体验和感受尚可接受,接二连三却也令人视为畏途。

◇普茶料理一例(隐元豆腐和素汤)

相比之下,普茶料理,无论滋味还是用餐形式则带有浓郁的中国饮食气派。这次漫游万福寺,体验京都煎茶道之外,又得以品尝隐元法师从古代福建传入的普茶料理,算是此行收获的意外红利。那天游罢万福寺,日已西斜,朋友熟门熟路引我们到寺院门外,绿树掩映中,有一处京都样式的古雅庭院式建筑“白云庵”,门前立着一块木板,直行纵书“普茶料理”。庭院里洁净,一尘不染,粉墙黛瓦,花木扶疏,乍看以为是高人雅士的书院,绝不会想到那是寺院对外营业的普茶料理老铺。因为晚上还另有饮食聚会,没打算在此用餐。但友人热心说难得来一趟,尝尝滋味才不虚此行,这里正式的宴会菜肴都要提前预约,以便尽心准备。我们只想一尝其味,于是就要了一份最基本的二汁六膳套餐:隐元豆腐、炖煮时蔬、笋羹、面筋、豆皮和山药敷上面粉油炸的天妇罗、油炸豆腐切丝清汤、黄色米饭、冷拌菜和腌菜,还奉上煎茶佐餐。从味道上看,比怀石料理滋味浓厚,但可能是几百年间已经融入日本人饮食习惯的缘故,滋味还是略嫌清淡。同样是素菜,厦门南普陀寺的素菜更胜一筹。日本僧人的饮食极为简约,且大抵是每人一份,跪坐而食。隐元的普茶料理带来了崭新的饮食形态,首先是吃饭时有桌有凳,四人一桌,围桌而食;其次是食物并不分开,盛在几个大碗中任由个人自由取食;三是食物的种类比较丰富,烹调方式有蒸、煮、炒、炖、熬、烤,几乎全是火上功夫。比起阳春白雪的怀石料理,普茶料理简单易行,美味可口又中规中矩,更具大众化、世俗化,后来慢慢在黄檗宗的寺院中传开,并受到民间信众俗众的喜爱。

◇万福寺普茶料理入口处

◇普茶料理“白云庵”前的庭院

◇煎茶道会席

◇煎茶道具

“黄檗山万福寺”,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世以来日本从中国文化再输入的据点,不仅是黄檗宗在日本的发源地,至今在日本繁衍出的黄檗临济宗系的寺院达500多座。伴随隐元禅师东渡的还有被誉为“黄檗宗文化”的明代福建科技文明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的建筑、雕塑、书法、印刷、医药、饮食乃至植物,对日本近世尤其是江户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普茶料理一例(蔬菜山药天妇罗)

◇普茶料理定食(套餐)

隐元和尚东渡日本是近世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誉为继唐朝鉴真和尚之后东渡日本传播中土文明居功至伟的高僧大德。唐朝末期,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此后中日间基本上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往来。但民间层面的物质文化交流却不曾停止过。宋、元以来,中国文化输入日本,主要是靠两国间佛教界人士实现的。隐元赴日传播、弘扬黄檗宗,其影响相当深远。尤其彼时日本处于江户幕府时期,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几乎不与外国相往来。隐元带来有别于唐宋风情的当时最新的中土文明,给当时封闭的日本吹进了华夏文化新风,影响涉及日本禅宗文化、茶道文化、汉诗文学的复兴,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习俗中留下很深印迹。

隐元东渡的研究,至今在日本已成为一门显学,中、日史学界曾联袂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值隐元和尚诞辰400周年之际,日本 NHK 电视台追寻法师生前足迹来福建拍专题片,在日本影响甚大。当时我在日本,从电视上看到久违的福州古城街道,厦门万石岩天界寺和 湖,乡愁与怀旧之情无法抑止。那些敬业的日本摄影师团队和专家学者,质朴无华却妙语如珠、训练有素的主持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在追述隐元事迹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式的崇敬和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作为隐元的福建同乡,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我对隐元和尚的生平事迹产生了探寻热情与兴味,源头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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