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背后的真实故事

陆勇，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

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现实中的故事比电影更为传奇。

“神药”与“药神”

陸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要化疗治疗。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电影与现实的差异

《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明悟。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就像电影中黄毛这个角色，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20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陆勇曾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牢狱之灾与现实之争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这就是现实中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