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违法挖情报的美国总统

李伟

从乔治·华盛顿到托马斯·杰斐逊，美国早期的几位总统都坚信，情报工作是美国防御工作的根本，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这几位总统看来，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所获得的情报，都会使美国拥有优势。因此，他们主张美国特工在挖掘情报时必须“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踩踏法律底线。

美国情报之父

“如果想击败敌人，没有什么比一份珍贵的情报更重要。当然，要获得它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755年，目睹英军在法军包围圈中苦战3个小时仍未能摆脱惨败命运的乔治·华盛顿发出上述感慨。

人们知道华盛顿是美国开国总统，但很少有人了解，他实际上还是美国的“情报之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评述华盛顿的情报生涯时承认：“为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他在招募特工、建立间谍网的同时，还会严刑拷打拘捕的俘虏，甚至威逼利诱可疑的平民。这并不符合当时独立军制定的相关法规。但这些行动确实取得了重要的效果。”

在搜集情報方面，华盛顿不仅舍得投入，而且知道如何说谎。他还常常指导手下的特工：“在搜索秘密时要翻开每一块石头，不留下任何死角。”

华盛顿早年就是一名出色的间谍。1753年，21岁的他前往俄亥俄地区刺探法军情报。在尝试常规方法但效果不理想之后，他开始在法军中结交酒肉朋友。这一招果然奏效，在一番呼朋唤友、觥筹交错后，华盛顿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情报。

独立战争初期，独立军遭遇一连串的失利，这让华盛顿对情报工作更加重视。他立下雷打不动的规矩：即使资金短缺，也要挤出至少10%的经费来保证间谍活动的开销。就任大陆军总司令两周后，他批准的第一笔款项就用在情报搜集上——交给一名军官333美元，令其前往波士顿建立间谍网，监视英军的动向。

一年后，华盛顿又下令建立“诺尔顿游骑兵小队”，由130名士兵与20名军官组成，主要执行秘密的战场侦察任务，并将情报直接报告给华盛顿——这被视为美国陆军最早的军事情报单位。时至今日，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徽章上还标有“1776”的字样，这是诺尔顿小队建立的年份。

令华盛顿感到遗憾的是，诺尔顿小队的成绩并不理想，首次派出特工执行渗透侦察任务，便被英军察觉，执行任务的特工也被抓住后当众处决。

与诺尔顿小队相比，华盛顿更主要的情报来源是建立在纽约、费城等地的间谍网。一份日期为1778年6月18日的官方开支记录显示，华盛顿曾向费城地区的间谍网支付617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惊人的巨款。

在众多间谍网中，最受华盛顿青睐的当数纽约的“卡尔珀”情报网。其20余名间谍使用密码、化名、密写术、“死邮箱”等专业手段，24小时不间断地向华盛顿报告纽约城内英军的一举一动。1780年7月，“卡尔珀”情报网内一位化名“女士”的间谍传来情报，称英军将派军出海，攻击刚刚渡海上岸、准备向华盛顿施以援手的法军。

华盛顿接到报告后，立即编造了一份攻打纽约的作战计划，一名当地农民“碰巧”在路边“捡”到这份计划并交给英军。与此同时，华盛顿调动部队向纽约进发，进一步造成攻击假象。这招果然骗到了英军指挥官，刚出海的英军被紧急召回，立足未稳的法军躲过一劫，对日后的战局造成了重要影响。

总统秘密服务基金

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不仅从华盛顿手里继承了国家权力，也继承了对秘密情报的重视。

在一些史学家的评价中，“麦迪逊对美国宪法的每一个字都言听计从”。也有史学家指出，他对宪法中“行政首脑拥有不受限制地实施秘密行动的权力”一章执行得一丝不苟。在他看来，偷看公民的信件（相当于今天的电子通信监听）算不上什么大事，因为这样做可能获得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而事实上，当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保护公民通信隐私。麦迪逊将其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力凌驾在了法律之上。

虽然麦迪逊主持起草了美国宪法历史上最重要的修正案——《权利法案》，但他本人最初对该法案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法案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会将这个国家引入歧途”。

他在一份手稿中写道：“我从不认为宪法中没有《权利法案》是一种缺失，我也从不急于为宪法补充这一部分。实际上，我提出这份修正案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他人非常渴望它的出现和存在。”

麦迪逊曾在与汉密尔顿合著的《联邦党人文集》中称：“总统的保密权和派遣权是外交和军事政策成功的关键，为谨慎起见，有必要独立处置情报事务。”

1790年，当时还是国会议员的麦迪逊为了让总统能“独立处置情报事务”而不受外界干扰，发起创办了“总统秘密服务基金”。该基金的开支细节不受国会监管，总统可以自由使用这笔钱，开展各种“敏感的秘密活动”。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总统的任何一项公共支出，都必须向国会备案，并在必要时解释其用途。从这个角度看，“总统秘密服务基金”其实就是帮政府绕开法律监管，批准一些“见不得光”的财政支出。

据称1805年担任国务卿期间，麦迪逊曾私下动用“总统秘密服务基金”，供一名外国使节娱乐，理由是“尽量让大使在美国玩得高兴”，以便从他嘴里套出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另一条可信的“总统秘密服务基金”动用案发生在1812年，当时麦迪逊总统授权支出5万美元（这几乎是“总统秘密服务基金”的全部款项），以购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制拥护者与英国人之间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掌握在一名英国间谍手中，据称包含大量“叛国信息”。

有历史学家指出，麦迪逊和国务卿门罗将这些信件买到手后交给国会，并不是为了惩治叛徒，而是为了进一步激化美国针对英国的战争情绪，同时打压总统的政治对手。

“偷拆信件小贴士”

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史汀生被任命为国务卿。这位国务卿坚持“君子不拆他人信件”的原则，关闭了绰号“黑屋子”的密码破译机构，一时在国际上为美国树立起“正人君子”的形象。然而历史证明，史汀生的做法效果有限。在他之前，数位美国总统早就对拆看他人信件司空见惯。乔治·华盛顿甚至专门向部下传授“偷拆信件小贴士”：首先你得知道如何在不破坏封印的情况下打开信件，然后记录其中的内容，最后让这些信件照样邮寄出去。

在华盛顿的影响下，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弗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人，在独立战争期间都加入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负责从拆开的信件中摘抄只言片语，来进行对敌宣传，以瓦解敌方的军心——没人认为这有什么错。杰斐逊在180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一名优秀军官，就应该做好一切准备，（为获取有用且必要的情报）不惜突破法律的严格限制。”

密谋绑架英国王子

从杰斐逊写下《独立宣言》到麦迪逊离开白宫的41年间，美国的总统们为获得情报发起过各种各样的秘密行动，其中不乏踩踏法律底线的行动。

1780年，独立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华盛顿得知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随战舰“圣文森特角”号在纽约一带作战，遂下令对其进行秘密绑架，并称“可以使用任何方式完成这一任务”。但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因为英军为王子加强了保卫。事实上，独立军的这项计划违反当时的相关国际法案，而且该计划还涉及对一些英方非战争人员的攻击和暗杀行动。

其后，一些美国总统为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曾试图贿赂外国领导人、逼迫记者与公司雇员“为国家服务”等。亚伯拉罕·林肯更是为国家安全局的电信窃听找到了借口：电信公司完全归联邦政府所有，政府可以令其拦截美国公民的个人通信。

上述出格的情报搜集手段，都建立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上：保卫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情报权力的独断意味着对民众权利的背弃，这一点始终未能从美国的政治血液中消失。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