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沪上“顺风车”猥亵事件

东方明

1929年仲秋，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一起少女夜乘出租汽车遭到司机猥亵事件。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以及家属向出租汽车公司投诉，公司竟然不予理睬。于是，受害人转而向租界巡捕房报警……

深夜发生的一幕

在中国城市交通史上，上海是中国首家向大众运营的出租汽车公司的诞生地。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908年9月10日），美商环球供应公司百货商场就已在四川路（今四川中路）97号开设汽车出租部，为购买商品的顾客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宣统三年（1911），上海租界当局批准美商“平治门洋行”“美汽车公司”等出租汽车公司营业的申请。同年获准开业的还有“亨茂洋行”“中央汽车行”（均为外商企業）等。翌年，华商开始跟进，“飞隆”“亿泰”等出租汽车公司也相继成立。民国二年（1913），上海滩经营出租汽车的公司企业有9家，拥有运营车辆43辆。当时的车费与其他消费商品相比堪称昂贵，竟达每小时4～6银元，乘坐对象主要是外商和达官显贵、富二代少爷小姐等。但是，市场对于这种新颖交通工具是持欢迎态度的。到本文所披露事件发生的1929年，沪上已拥有106家出租汽车公司。所有运营汽车均系舶来品，其中不乏款式时新的名牌汽车，比如法国“雷诺”。据当时报纸介绍，雷诺车“之封闭车厢还可依乘客之意愿敞篷，以吹风透气纳凉。该款车辆可容纳乘客四位，后侧配有行李箱。每辆车均装有里程计费记录表，按实际行驶英里计费，老少无欺，一视同仁，公平合理”。当时的车费计算跟最初出现出租汽车时有所变化，“一英里起价计费0.60银元，以后每四分之一英里按0.15银元递增”。

本文介绍的这桩猥亵少女事件的涉事出租汽车，就是一辆款式时新的“雷诺”轿车。该车辆属于“美汽车公司”于1924年在公共租界爱尔近路（按：今安庆路）开张的第三家出租汽车子公司——“凯福特汽车房”。当时，由于出租汽车公司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已趋于激烈。各公司纷纷推出各种拉拢乘客的手段，其中最有新意的要算“凯福特汽车房”的类似“顺风车”的一种促销方式——“快乐运营”了。“快乐运营”的形式如下：当时“凯福特”的司机是非常酷的，统一着装，服饰无论是布料质地、颜色式样都比巡捕还吸引眼球。因此，有些持有汽车驾照的富二代、官二代就很想一试，干半天一天出租汽车司机活儿，当然不为挣钱，而是摆拍照片，以及把亲戚朋友拉到景点游览什么的；当然也有人想真正体验拉风感觉的，那就真的会载运乘客。“凯福特”根据这些人的这种心理，设计了一种特别促销手段：凡是乘坐本公司出租汽车的乘客，按里程可以获得积分，家庭内部的积分还可以累计使用；当达到规定的分值时，积分使用者即可体验一次穿戴“凯福特”专用制服、太阳镜后驾驶“雷诺”出租汽车进行四个小时的“快乐运营”。当然，体验者必须持有驾照。至于出租汽车运营许可，则由公司负责提供事先向工部局申领的临时运营证。

这种促销方式推出后，“凯福特”客流量频升。其他出租汽车公司意欲仿效，但由于车辆款式、制服装备以及公司规模和名气都不如“凯福特”，所以试了试就放弃了。“凯福特”一枝独秀了半年多后，有人发现公司设计“快乐运营”体验中的一个缺陷：如果把四小时体验时间全部用于载客运营，其收入可以与用于平时搭乘“凯福特”出租车积分标准的支出持平，甚至还可以有赚头。于是，一些人就开始染手此行，用“凯福特”的汽车、装备和临时运营执照从事运营，获取收入用来平时自己或者亲友搭乘“凯福特”出租车的支出。

这种手段也被旅沪外侨所使用，猥亵少女的美国人杰文斯就是其中一个。24岁的杰文斯是美国费城人氏，三年前据说因在当地闯祸后无法栖身，遂来沪投奔在沪英租界开“凯斯汀洋行”的舅舅埃格思，在洋行跑外勤。因跟华人每天打交道，三年下来已经能用沪语跟华人沟通。杰文斯对“凯福特”推出的“快乐运营”感兴趣倒不是图拉风，而是挣点儿零花钱。他经常跑外勤，出租车坐得多，且叔父老板还经常坐车，所以积分不成问题。

这天——1929年9月9日，杰文斯凭着积分换得“凯福特”8小时“快乐运营”体验，从下午4点一直可以开到午夜，便穿戴齐整客串车夫开始挣钱。沪上外资出租汽车公司不少，但鲜有洋司机，主要是因为语言和道路识别问题。杰文斯属于个例，这对于那些少爷小姐之类的乘客是很欢迎的，有洋车夫开车，那也是一种拉风。不过，这天晚上9时许在静安寺扬招杰文斯开的“雷诺”的那个名叫杨姝的少女却是例外。她是当晚参加一位同学的生日派对后回家等候三轮车黄包车不着，正好来了一辆出租车而坐上去的。宴席上她喝了些酒，此刻有点迷糊。有车可乘，上了再说。

巧的是这天杰文斯的活儿多，一直到半小时前才得空档在一家小饭店吃了晚饭，还喝了一瓶4两（十六两制老秤）装的烧酒。那时没有“酒驾”之说，所以巡捕房不会因此而处罚。可是，老酒壮了杰文斯的胆，他见杨姝那副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之态，当下就把车绕到附近偏僻处，对少女进行了猥亵。

巡捕房拘拿洋流氓

杨姝当时因为酒醉因素并未意识到自己遭到了猥亵，直到踏进家门后被因为放心不下还在等候的母亲发现其头发散乱，衣衫不整且是一副迷糊状态，便给她喝了醒酒汤又用冷水擦脸。恢复正常后，这个16岁的初二学生隐约回忆起之前发生的情况，禁不住掩面痛哭。

杨姝的母亲沈静娴出身于前清官员家庭，其父生前曾当过前清游击，正四品，其职级大致相当于后来的正师级高干。她十八岁上出嫁到也曾是高干家庭的前清从三品宣慰使夫家，其夫杨怀和是沪上五金行业小有名气的“大胜五金商行”老板。夫妇俩育有三个子女，杨姝最小，是唯一的女儿。因此，其受父母兄长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现在发生了这等事件，对于这个富裕家庭来说，乃是一桩特大的事儿！当下，沈静娴立刻命小儿子杨琼骑自行车去南京路把正在朋友家打麻将的丈夫叫回家。杨怀和回家后问明情况，大怒，随即决定向公共租界杨宅所在地的管段警务机构汇司捕房报案。汇司捕房刑事部的英国值班警官当场受理报案，出具报案凭单，让受害人等候调查结果。

巡捕房的工作效率似乎不低。杨家是9月9日23点左右报的案，到次日上午11时许汇司捕房刑事部已经把电话打到大胜五金商行，通知杨怀和去捕房。杨怀和满心以为那个洋司机已被捕获，于是放下手头的事情匆匆赶去。

负责调查此事的英国警官向杨怀和通报了调查结果：他们根据受害人报案时所描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已经确定涉事车辆系“凯福特汽车房”的出租汽车。上午捕房方面跟“凯福特”通了电话，对方听说涉事者系外国侨民，说他们公司并无外籍司机驾驶出租汽车，那可能是凭积分参加“凯福特快乐运营”的乘客。巡捕房方面要求“凯福特”提供该外籍乘客的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可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那位小姐的家人是凭其昨晚回家时的外貌形状信其自述之遭遇的，但这种外貌形状也可以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不能证明这是该小姐遭到猥亵的唯一性。即使她确实被其所说的那个外籍司机的手掌接触过身体，也有一个是否是其本人愿意的前提下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因此，出租汽车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并无义务配合巡捕房的调查。

杨怀和听英国警官如此这般一说，愤怒不已，一时却无可奈何。跟巡捕房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当下只好离去。

往下，只有请律师接手代理处置此事了。杨怀和属于老江湖一类，见多识广，又有钱，律师一请就是中外各一，洋人律师是用来对付“凯福特汽车房”和巡捕房以及出庭诉讼的，华人宋律师是用于调查取证和出庭诉讼的。两个律师交换意见制订方案后，于9月11日前往“凯福特汽车房”，要求提供9月9日参加“快乐运营”的乘客名单。“凯福特”方面以“商业秘密”拒绝透露。这当儿就显出聘请洋律师的优势了，他二话不说，拉上宋律师调头就去静安寺附近的“凯福特”的母公司“美汽车公司”总经理巴斯曲寓所求见。

巴斯曲跟这位洋律师是美国同乡，以前曾数次在“美国旅沪者同乡派对”之类的活动场合见过面，喝过酒，交换过名片，当下自然没有拒绝会见的理由。再说他根本还没知晓发生了此事。巴斯曲早在1911年8月7日“美汽车公司”开张沪上出租汽车运营时就已直接主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多次亲上街头向市民面对面调查业务情况。因此对如何打理出租汽车运营深谙其中道道。当下，他听律师介绍了上述情况，意识到此事如果闹大，不管“凯福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于企业声誉肯定大为不利，将会直接影响母公司和另一子公司的市场效益，于是马上直接致电“凯福特”，要求即刻把律师需要的证据材料送到他的寓所来。

就这样，律师获得了9日发生该事件时段的“快乐运营”参与者的名单，就杰文斯一个。于是，通知委托人杨怀和带上其女杨姝，一起前往杰文斯供职的“凯斯汀洋行”。杨氏父女先没出场，而是二律师求见洋行老板、杰文斯的舅舅埃格思。埃格思闯荡沪上多年，已是一个洋老江湖，对律师登门点名要见杰文斯“甚表吃惊”，然后“和蔼告知二律师，谓其外甥奉遣外出，何时归返不得而知”，“恳请律师掷留电话，以便稍后联系”。这也是二律师事先预料到的结果。当下也没跟对方啰唆，“笑容满面，称谢而辞”。

其实，杰文斯这天并未外出，律师登门时在洋行库房监督杂役清理货品。律师离开洋行与杨氏父女会合后，并未走远，进了附近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一小时后，二律师再去洋行，直闯老板室，因先前来过且是被老板客客气气送出门的，所以未曾受到洋行职员的拦截。进去一看，杰文斯果然在里面，舅甥俩正一脸严肃地谈话，料想是在说9日夜间之事。当下，宋律师即按预定方略回身退出老板室，到洋行门口朝等候在对面人行道上的杨氏父女打手势示意过来。经受害人杨姝辨认，确定杰文斯就是9日夜间搭乘出租汽车时的那个对其实施猥亵的司机。于是，律师立刻就用洋行的电话向汇司巡捕房报告此事。捕房随即出动警车前来拘拿嫌疑人杰文斯。

青帮人士出面调解

当时沪上租界的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按照不平等条约规定，概由会审公廨（由中国官府和外国驻沪领事官员共同组成的合议庭）负责。通常像本文所说的普通案子，都是在巡捕房把嫌疑人拘捕后的次日即押解会审公廨公开开庭审理。如果案情明白无误，则当庭审判。

杰文斯的舅舅埃格思作为嫌疑人家属，在杰文斯被拘捕后两个小时就收到了汇司捕房指派专差送达的开庭通知书。埃格思于是立刻聘请律师，次日准备出庭。可是，次日这庭却没开成。为什么呢？因为杰文斯脱逃了。

原来他被捕后，知道此番可能会被判刑，即使实际上由洋人掌控的会审公廨放他一马不判刑，但遣返回国是肯定的。于是他就想到逃跑。巡捕房的羁押室里是没法逃跑的，他就想到了装病被押送医院看病时开溜。当晚7点多，公共租界警务处的专职律师来捕房会见杰文斯。警务处专职律师的职责除了作为与租界工部局相关的所有民事案件的代理诉讼外，还兼带以警务处名义代行送交会审公廨审理的刑事被告的案情介绍——相当于检察官的公诉。因此，该律师得到被告明天要上会审公廨受审的通知后，连夜赶到汇司捕房来会见杰文斯。

杰文斯见到律师后，要求给支烟抽，说是提精神，律师便把自己的香烟给了他一支。杰文斯边抽边回答律师的询问，趁律师低头记录的时候，把半截香烟掐灭后吞了下去。不一会，他突然呕吐，然后捂着腹部脸呈惨状呼痛不已。律师急呼值班巡捕，将其送往公济医院救治。

杰文斯遂得以寻觅机会从医院逃遁。公共租界警务处当即启动应急措施，通知租界各捕房出动警员抓捕逃犯；同时紧急行文法租界警务处和华界上海市公安局（1937年6月1日改称上海市警察局）协助抓捕。但折騰了一昼夜，并未发现逃犯线索。因杰文斯所涉案件属于小案，最后也就消停了。数年后人们知道，杰文斯当晚逃离公济医院后，直奔附近的汇山码头，溜上了一艘英国货轮，偷渡前往菲律宾，在一位美国农场主的帮助下，改名换姓“补领”护照洗白了身份，先打工，两年后用攒下的工钱去了香港，报考巡警，竟然被录用。

杰文斯逃跑了，但对于受害人来说，这桩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公共租界警务处知道被杰文斯逃跑那是他们的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受害人以及家属可以向伦敦英国大理院（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警务处责任并承担相应赔偿。如此，事情就闹大了，对警务处甚至工部局、领事馆、大使馆肯定不利，撤几个官员是逃不了的。于是，就想避免这种状况。于是，就指令专职律师向涉事的各方（警务处、巡捕房不在其内）陈明利害，洽谈非诉讼解决的方案。

上述的“各方”指的是：受害人杨姝以及家属、逃犯杰文斯的舅舅埃格思以及涉事出租汽车公司“凯福特汽车房”。警务处律师先与埃格思和“凯福特”洽谈，同是外籍人士，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埃格思和“凯福特”都不想把这事儿闹大，因为他们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声誉非常要紧。三方见面洽谈下来的意见是：避免诉讼，由埃格思和“凯福特”两家负责给予受害人经济赔偿（包括支付律师代理费）。

接下来，警务处律师就去跟“大胜五金商行”老板杨怀和洽谈，这是跟华人打交道了，他没有把握，于是约请了汇司捕房的一位有帮会背景的华人警官一起出场。杨老板对杰文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对于其之成功逃脱心存怀疑，所以律师、警官一连三次登门都碰了壁。无奈之下，只好采用那个华人警官的建议：动用青帮关系出面做杨老板的工作。

9月下旬一个阴雨天中午，一位据说辈分颇高的徐姓青帮老者约请杨怀和在福州路杏花楼午餐。杨老板知道对方的身份，不敢不去。徐老者对这种事儿的处置可谓举重若轻，根本没有“秀肌肉”、口出恶言嘴吐重话，只是向杨老板点明了一点：令爱年方二八（旧时对女性16岁的说法），尚未婚配，此事如若开打官司，只恐名誉受损。请阁下深思！

就这么二十来个字，杨老板顿悟，当下称谢不迭，一口答应和解。

于是，三方达成协议：“凯福特汽车房”给杨家三百银元赔礼道歉；律师费等开支由杰文斯的舅舅支付。此事结束后，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刻宣布取消审批以任何理由提出的“临时运营执照”申报，已经批准尚未发放的即予撤销，已经颁发的由申领公司七日内自行登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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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