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回銮银牌辨析

李文君 （故宫博物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一行，匆匆离开北京，一路奔波，最后在古都西安落脚。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联军相继退出北京，“西狩”一年有余的慈禧与光绪“两宫”，从西安起驾，取道河南、直隶，回銮京师。

虽是战败求和，但两宫回銮，仍是国之大事，丝毫马虎不得。抛开回銮的衣食住行诸大端不说，本篇仅就慈禧太后对沿途百姓耆老赏赐银牌一事，谈谈自己的看法。对这一种为回銮特制的银牌，目前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让慈禧太后回銮银牌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与钱币爱好收藏者的关注。

一 文献中的“卿赏耆民”银牌

最早提及回銮银牌的文献，是时任西安知府胡延撰写的《长安宫词》。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到达西安后，设立了内廷支应局，以西安知府胡延为督办，负责内廷供应与接待。胡延事后撰《长安宫词》百首，记述两宫之事，其第七十三首宫词如下：“金泥漉漉洒长街，伏地争传少妇佳。斜亸云鬟红晕颊，漫抬纤手接银牌。”宫词自注说：

慈圣入长安时，听民间妇女瞻仰。某家妇年二十许，在宅门内，銮舆倏至，少妇慑于尊严，辄出跪门外。太后见其补服，知为命妇，嘉其有礼，命以银牌赏之。回銮时跸路左右，有老小废疾跪送，悉赏银牌，命桂公（桂祥）、芬车等，按名发给。牌由前路粮台先期铸进。[1]

词注中提及慈禧太后对西安城内命妇与回銮途中的百姓给予银牌赏赐，并说银牌由前路粮台负责铸造。但对银牌的形制，限于宫词的题材，并未多做介绍。

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收录有一篇写于1962年的回忆录，题为《庚子—辛丑随銮纪实》。原作者为岳超，满族人，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胞弟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的戈什哈（满语“卫士”之意）。1900至1901年，岳超曾跟随桂祥，随銮往返于北京与西安之间。他回忆两宫回銮，道经洛阳时说：

在洛阳县驻跸三日。两宫赴龙门山、千佛岩游览，在香山庙降香，道经关羽墓，亦下轿盘桓。回洛阳时，道旁遍跪男女老幼，瞻仰“御容”；亦有年老居民在门前摆设桌椅，供陈果点者，经慈禧问明情由，命将供品收下，由御前大臣给予赏赐。

慈禧为收揽人心，在洛阳订造大批银牌。牌长四寸，宽寸许，作葫芦形，带黄色丝繐，重一两，上镌“卿赏耆民”四字，不知作何解释。御前大臣及侍卫等人各带银牌若干，待慈禧向道旁某人一指，即赏给一块，而获赏者多为老人。此举直至在保定府上车时始止，共赏发银牌为数不少。[2]

据此，慈禧太后曾在洛阳定制了一批银牌，赏给回銮沿途瞻仰“御容”的老人。银牌上有“卿赏耆民”四个字，“耆民”就是年高有德之人，“卿赏”二字，在通与不通之间，由上赐下为“赏”，“卿”字放在“赏”前，并无意义，实在让人费解。毕竟是60多年后的回忆，是不是岳老先生记错了？

这种情况下，查官书与档案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官书虽然教条，但在记载此类问题上，质量有保证，一般不会出错。但此时距离清朝结束仅有10年，在内忧外患的困扰下，清政府风雨飘摇，再无精力去组织人马，编纂一部权威的官书了。至于档案，因铸造银牌是在洛阳，属偶发事件，加上回銮途中，文书档案制度并不能被严格执行，即使有相关档案，也没有保存下来[3]。退而求其次，《河南省志》或洛阳地区的方志会不会有记载呢？结果还是让人失望。国家不靖，地方自然也不太平，清末的最后十年，河南屡遭受旱灾，饥民遍地，地方官根本没有精力与财力来组织纂修新的方志。等到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局势暂时好转，有机会开局编志时，社会的剧烈变革，使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民主与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事事讲究平等，对帝王将相之事，地方志不再那么热衷。慈禧回銮，已属于过去时，一般仅在大事记里提一下，对回銮银牌一事，均作忽略处理。至于报纸，当时报业刚刚出现，行业自律意识不强，为打开市场，吸引读者，多把新闻花边化，因此也不大靠得住。官书、档案、地方志、报纸四类文献，都找不到相关记载，看来只有转换思路，从传世实物中寻找突破了。

图1 故宫博物院藏“御赏耆民”银牌

二 存世的“御赏耆民”银牌

据岳超先生的回忆，“卿赏银牌”，从洛阳一直到保定（实为正定，慈禧太后一行，从正定开始乘坐火车，中途在保定修整三天，继续乘火车回京），赏发银牌为数不少。既然赏发量为数不少，那么存世量也一定可观，会不会有没来及赏赐出去的银牌被带回紫禁城呢？答案是肯定的。2015年10月，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在午门城楼与雁翅楼举办了“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展品中有“御赏耆民”银牌一枚，长150、宽100mm，呈葫芦形，牌上装饰有龙与蝙蝠，牌中轴线部分有“御赏耆民”字样，下端边沿錾刻“光绪辛丑，库平一两”八个字，牌边有裂，稍显变形，有轻微氧化现象，并附有黄丝绳（图1）[4]2017年7月，为庆祝香港回归70周年，故宫博物院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万寿载德—清宫帝后诞辰庆典”展览，此“御赏耆民”银牌再一次公开展出。经咨询故宫博物院相关人员，得知故宫现存有此种银牌560余枚，因公开展出的次数较少，不为外界所熟悉。

再进一步查下去，在某拍卖行2005年的秋季专场拍卖会中，也发现了此银牌（图2）。拍品的正式名称定为“光绪辛丑库平一两御赏耆民银牌”，牌高140mm，中部有裂痕。从尺寸与形制判断，与故宫所藏的银牌为同一款。牌整体呈葫芦形，阳刻浮雕，上部做双线云头状装饰，中间有双线竖框，框内有由上到下书写的“御赏”二字，字框两边，有上升的双龙盘绕，龙头朝内，相向而立。下部为圆形，做成同心圆状，外圈左侧有“库平一两”四字，右侧有“光绪辛丑”四字，字间以圆珠相隔；内圈有上下交叉圆形套环，环内有“耆民”二字。套环上下也有珠状纹饰，左右两侧，各有蝙蝠一只，头部向内，相对而视。银牌整体的葫芦造型，谐音象征福禄；上部“御赏”两边的龙，象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下面“耆民”两边的蝙蝠，象征天下耆民，在两宫治下，俱是有福之人。银牌下部外圈有文字相间的圆珠九颗，内圈上面有珠纹三列，每列三颗圆珠，下面也是三列，共九颗圆珠，内外圈相加，共有大小圆珠二十七颗，正好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对应，可谓是别具匠心。库平是清代计算银两的衡量单位，库指户部银库。因产地与冶炼技术的关系，各地银两成色或有不同，库平是国家制定的银两标准。

图2 现身某拍卖会的“御赏耆民”银牌

三 “御赏耆民”银牌辨析

文献与实物相互对照：文献中记载的长四寸，宽寸许的葫芦形银牌，无疑就是传世的高150mm的银牌。但银牌上文字，文献中作“卿赏耆民”，实物却作“御赏耆民”，“卿”与“御”，到底哪一个对呢？

从语义上来讲，“卿赏”不大讲得通；“御赏”在这里是皇帝或太后赏赐之意。“御赏”也有皇帝欣赏之意，多钤在书画之上。咸丰帝去世之前，曾留下两枚著名的印章：“御赏”与“同道堂”，作为两宫太后监督顾命大臣的符信[5]。

从证据链完整的角度看，“卿赏耆民”出自岳超60多年后的追忆，并无其他文献来佐证。但因实物不易见到，“卿赏耆民”银牌的说法，多被其他学者沿用。如远波的《并不光彩的凯旋》一文说：

在洛阳，慈禧还命人赶造了大批银牌。每枚长四寸，宽寸许，作葫芦形，系黄色丝绒，重一两，上面镌有“卿赏耆民”字样。御前大臣、侍卫等每人各带银牌若干，待慈禧向道旁某位年老者一指，即赏给一枚，受此“恩宠”的百姓为数甚多。[6]

杨红林在《慈禧回銮》一书中说：

在龙门景区尽兴游览一天后，略带疲惫的慈禧太后起驾回城。令老佛爷欣喜的是，也不知是地方官刻意安排的，还是当地百姓自发组织的，反正她看到沿途路旁早早跪满了男女老幼，希冀一睹天颜呢。更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乡绅耆老在自己家门前郑重摆好桌椅，上面供奉着水果点心，希望老佛爷品尝。目睹此景，老佛爷的倦意顿时一扫而光，命御前大臣给予赏赐。她只要指向哪位老者，大臣便将此前特地定做的银牌赏赐一块—这银牌长四寸，宽寸许，葫芦形，系黄色丝穗，重一两，上刻“卿赏耆民”四字。[7]

从行文风格来看，远波与杨红林的描述，显然都是受了岳超的影响，在此氛围下，他们沿用“卿赏耆民”的说法，也在情理之中。

两相比较之下，“御赏耆民”除了实物之外，还有文献上的证据。民国时修成的《新乡县续志》记载：

张化山，义兴庄人。素精拳艺，勇敌百人。村中少年多师事之，然不轻一试。年届八旬，黑发童颜。光绪辛丑，德宗西狩回銮，道经豫北，趋至延邑（延津），谒驾道左。帝观其魁梧奇伟，问何业，以习拳对。蒙赐银牌一面，上铸“御赏耆民”四字，乡里荣之。[8]

新乡拳师张化山，听闻两宫回銮，赶往延津县看热闹，因年长，光绪帝赐其“御赏耆民”银牌一面。此条记载，就与传世的银牌相符了。新乡张化山获赐的银牌今日已不知所踪，但在河南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大胡村，却找到了一枚赏赐出去的银牌。

以上两则材料，从文献、实物、口头传说等方面，都可与故宫藏“御赏耆民”银牌相应证，这就足以证明：两宫回銮所铸造的银牌，是“御赏耆民”，而不是“卿赏耆民”。

四 关于“卿赏耆民”的推断

通过以上的辨析，我们可以确定，两宫回銮所定制的赏赐银牌，应为“御赏耆民”银牌。那在岳超先生的回忆录中，怎么会误写为“卿赏耆民”呢？笔者的初步推断是，岳超的回忆录写于1962年，距离辛丑回銮已过去61年，岳先生年事已高，可能是受了“钦赏”银牌的影响，将“御赏”误为“卿赏”。据原文注释说明，岳先生此文，在编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时，曾参照恽宝惠、黄曾元诸先生的意见，做了若干订正。这一错误，也可能是在订正过程中发生的。

在清代，赏赐银牌，是沟通皇帝与臣下关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皇家铸造了各种银牌，以供皇帝在出巡、宴会等活动中赏赐，如著名的千叟宴银牌。1983年，在北京海淀区皂君庙基建工地出土银腰牌一件，牌呈椭圆形，长140、宽85、厚3mm，重350g。牌上端作云头纹饰，两侧有小圆孔。牌正面四周双龙戏珠纹饰，中间开光横书“御赐”，直书“养老”。牌背面光素，中间阴刻楷书“乾隆五十年千臾宴”，侧刻“重十两”[10]（图3）。首都博物馆藏有一块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系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荣禄家族墓发掘出土（图4）。此牌长138、宽83mm，正面铸阳文楷书“太上皇帝御赐养老”字样，背面阴刻“丙辰年皇极殿千叟宴，重十两”字样[11]。丙辰年即嘉庆元年（1796），这一年正月初四日，刚退位的乾隆曾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60岁以上官员，70岁以上兵民3056人参加，还有5000多人列名受邀，而未能亲自参加宴会。此银牌即为千叟宴赏赐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老人之用[12]。

千叟宴银牌属于为某一活动准备的特制银牌。还有一类通用银牌。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种“钦赏”银牌。牌呈长方形，云纹头，两边镌二龙戏珠，中间阳刻“钦赏”二字，下边有花草纹装饰（图5）。钦赏，为皇帝赏赐专用。不像其他特制银牌，都要刻上为某次活动准备的标记，“钦赏”银牌，没有做过多说明，只有简单的“钦赏”两个字。这正好说明它很可能是一种通用的赏赐银牌，可备皇帝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赏赐。岳超或恽宝惠、黄曾元诸先生，在给《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一文定稿时，或许是把常见和通用的“钦赏”银牌和“御赏耆民”混淆，由“御赏”误为“钦赏”，再因谐音关系，最后写成“卿赏”的吧。

上文提及，“御赏耆民”银牌铸造于洛阳，那么，慈禧太后在西安赏给某命妇的，或许就是通用的“钦赏”银牌。《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记载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进入西安城时，也提到银牌赏赐：

图3 乾隆五十年（1785）千叟宴银腰牌拓片

图4 嘉庆元年（1796）千叟宴银腰牌

图5 故宫博物院藏“钦赏”银牌

迨九月初四日未初，圣驾至西安，由长乐门大路直抵北院行宫。御道甚长，皆用黄土铺垫。各商铺皆悬灯结彩，居民等更跪迎道左，均欲仰瞻圣容。皇上命扈从人等，勿许驱逐。皇太后更赏赐耆民银牌甚多。[13]

另外，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渡过黄河，进入潼关时，也提到银牌赏赐。《清稗类钞·恩遇类》有“妇孺献果赐银牌”一条：

光绪庚子九月（应为闰八月），孝钦后率德宗西狩，由蒲津渡河，入潼关，妇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献。孝钦后于舆中手取一二，亲赐银牌以为答。[14]

吴士鉴《清宫词》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词曰：“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斿夹道万民欢。冰梨火柿家家献，手赐银牌带笑看。”词注曰：

传统遗传算法[9]杂交过程的实现往往是从上一代种群中随机选择两个个体进行杂交，对于杂交生成的子代，采取直接替代父代的方法，但是在替代的过程中存在子代的适应度低于父代，出现劣势个体的情况，使整个算法的收敛速度变慢，在遗传代数一定的条件下，最终解的误差率上升。

庚子九月，两宫由蒲津渡河，入潼关陕境，妇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献。孝钦皇（太）后于舆中，手取一二，亲以银牌赐之。[15]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也记载：

是日（闰八月二十六日），两宫渡河。乘御舟三只，均以锦绣饰之。途中风平浪静，天颜颇喜，赏银二十两，银牌百面。[16]

此三条记载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从山西进入陕西，渡过黄河，路经潼关时赏赐银牌的情形。这里赏赐的是什么银牌，已不可考，但肯定不是辛丑年才铸造的“御赏耆民”银牌，通用的“钦赏”银牌，倒是有很大可能。

五 小结

从上文辨析可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銮途中赏赐给瞻仰“御容”百姓的银牌，应为“御赏耆民”银牌。“卿赏耆民”银牌，系岳超等人的误记。因《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发行量大，后人受其影响也多，遂不加考辨，沿用其错误。在2015年北京举办的“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与2017年香港举办的“万寿载德—清宫帝后诞辰庆典”两个展览中，故宫博物院先后将“御赏耆民”银牌作为皇帝与太后为庆祝万寿节准备的赏赐物品展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恰当的。“御赏耆民”银牌，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为回銮途中赏赐特制的，与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在开封暂住过万寿节没有必然联系，不是万寿节用的赏赐银牌。

注释：

[1] 佚名：《贪官污吏传（外十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第221页。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第104页。

[3] 可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4] 故宫博物院编：《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故宫出版社，2015年9月，第65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267页。

[6] 载《紫禁城》，2006年第2期，第92页。

[7] 杨红林：《慈禧回銮：1901年的一次特殊旅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44—45页。

[8] 田芸生总编，韩邦孚监修：《（民国）新乡县续志》卷六《人物传下·技术》，民国十二年刊本，页九。

[9] 陈志付：《“李家大院”探古》，载《淇河文化研究》，第2卷，2007年，见网址：http://qhwh.qxzc.net//wy-2/a/a30.htm （2017年11月26日）

[10] 高桂云：《北京出土清“千叟宴”银腰牌》，见《文物》，1983年第6期。

[11] 故宫博物院编：《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故宫出版社，2015年9月，第64页。

[12] 王彦章：《清代尊老优老礼制述论》，见《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

[13]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见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10月，第184页。

[14] 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336页。

[15] 吴士鉴等：《清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4-15页。

[16]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见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10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