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当代文学中的多元民族主义*
——以普拉姆迪亚和黄东平为例

马 峰

在印尼当代文坛，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2006)是土著民族的杰出作家，而黄东平(1923—2014)是华族移民的代表作家，他们都是建构本土历史书写的典范。他们再现殖民历史，不断解构殖民主义的霸权，也建构起自我的民族话语。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书写历史是为了提供一个能将他们的民族带离殖民主义的过去、走向富裕和强大的未来的目的性动力”[注][加]卜正民、施恩德编，陈城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8页。。普拉姆迪亚是现代文学巨擘，被视为“印尼的良心”，被公认为印尼独立以来最优秀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舆论界还吁求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注]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印尼语名Pramoedya (Pramudya) Ananta Toer，又译为普拉穆迪亚或道尔。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一面镜子：读〈人世间〉》，《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第53页。。他曾三度被囚禁，在当时反共清洗及意识形态管控之下成为政治暴力的牺牲品。他在拘留营中撰写了“布鲁岛”四部曲：《人世间》(Bumi Manusia)、《万国之子》(Anak Semua Bangsa)、《足迹》(Jejak Langkah)、《玻璃屋》(Rumah Kaca)。小说以泗水和巴达维亚[注]“巴达维亚”(Batavia)是荷属东印度时代的首府，华侨习惯称之为“吧城”，即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Jakarta)。为主要场景，描绘了1898年至1918年间的荷属东印度社会，对土著民的民族觉醒与民族运动有深刻的表现。与其同时代的黄东平被称为“印华文坛开荒牛”，代表作是“侨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它们聚焦荷属东印度的“坷埠”，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侨社会。黄东平秉持坚定的族群使命，要为“海外孤儿”发声尽责，要搜集、记录华侨社会的艰辛历史，也反映了华侨对荷兰殖民者的反抗。

毫无疑问，两位作家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经历了荷兰统治，见证了国家独立，对殖民遭际有深切体验。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尤其是小说)都可以当作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读，并且总是呈现出一种政治维度[注]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Social Text， No.15 (1986), p. 69.。印尼是第三世界的重要成员，两位作家都致力于图构殖民政治，从精英个体到民众集体都有所呈现，集中彰显了一批民族先行者及其民族主义实践，可以视为极具分量的“民族寓言”。二人的创作形成互补与共鸣，虽然都表现混杂的民族主义，但基于族群归属各有侧重。普拉姆迪亚对土著民、荷兰人及印欧混血儿有深入表现，而黄东平偏重于华侨、荷兰人及华印混血儿。不同群体的族群意识、民族信念、文化倾向及政治心态都存在明显差异，在畸形与杂糅混生的殖民地，因之催生了复杂与多元的民族主义。

一、荷兰殖民者：优越的欧洲民族主义

在荷属东印度，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肆无忌惮地行使“主人”威权，并建构起高高在上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以白人血统为区分标准，强调欧洲人的优越性，本质上则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它是殖民主义的变体，以对宗主国的服从与效忠为宗旨，是一种寄生在殖民地的欧洲民族主义。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以被殖民者的身份直陈其弊，而真相是“冲突和征服的精神处于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中心”[注]Sir Rabindranath Tagore,Nationalis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3, p.33.。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形成贸易垄断与殖民掌控，其民族主义只能自囿于属地的荷兰人圈内，而远离欧洲又带来无时无刻的虚浮感。他们以威权消解自我内在的恐慌，此时民族主义无疑是提神良药，其统治根基并不因此而稳固。殖民者以血腥手段侵占与奴役，而被殖民者的“肉体顺从”并不意味着“精神臣服”。面对殖民威权，不论是欧洲人的反省与忏悔，还是本土民众的觉醒与反抗，无不表现出一种解构殖民的姿态。

(一)殖民威权

普拉姆迪亚的作品没有细描殖民战争，却充满对不义暴行的谴责。在殖民主义的威权法则背后，军队与警察是赤裸的行刑者，政府与法官则是虚伪的执法者。毛里茨·梅莱玛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忠实拥趸，他在战争与立法中谋获私利。他身为荷兰海军中校，是征服南非的凯旋者，也是建设东印度海军基地的功臣。他的“有色土著民异教徒”命名带有种族与宗教的双重歧视，也暴露了极端民族主义心态。他通过阿姆斯特丹法院“最高判决”继承了父亲遗产，成为“殖民主义案件”的受益者。在牵涉欧洲人和土著民的案件中，土著民往往成为种族偏见的“替罪羊”。正如法农(Frantz Fanon)所说，面对殖民主义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总是被推定为有罪。这不是自觉接受的有罪，因为被殖民者在内心深处不承认任何诉讼[注][法]法农著，万冰译：《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因此，姨娘和明克勇当反抗殖民法庭的第一批土著民，即使明知失败也全力坚持最体面的反抗。

欧洲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是脆弱的，战争与立法只是威权举措，其本质意图是经济掠夺。荷兰人直接垄断糖厂、胶园、矿场等经济命脉，通过洋行把控商贸流通及运输管道。同时，殖民政府挑起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冲突，而被殖民者本身的恶性经济竞争更利于其间接控制。政府为华人制定居住范围的法令，限制华人与土著民杂居，特意制造族群的界线与隔阂。通过直接经营与间接打压，殖民者不断树立起商业霸权。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威权举措，让荷兰的欧洲民族主义始终炽热不减。

(二)贱视他者

黄东平深层诠释了殖民者的贱视策略，荷兰人恶意诋毁中国人(“支那人”贪钱、肮脏、无礼貌、喧闹、不守秩序)，也看不起当地人(“土人”懒惰、不顾信用、贪小利)[注][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北京：中国友谊出公司，1986年，第432页。。在恶意贬低他族的话语里，荷兰人拔高了民族优越性，而被殖民者则成了工具性的存在。在殖民视域里，非我族类便是“物化”他者，华侨苦力只是被任意驱使的“猪仔”，土著民也不过是愚昧落后的“野蛮人”。对于华侨新客，移民厅荷兰大头逞尽威风，而被关在铁笼中问话通关极具侮辱性。“铁笼”是豢养动物的器具，殖民官员形同把华侨归入“野兽”，而“问话”更像是一种“训话(驯化)”仪式。

普拉姆迪亚对殖民者贱视心理的拿捏更为独到，明克是其精心刻画的民族先觉者与启蒙者。然而，他却是欧洲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他者”。在荷兰小学，他是班里唯一的土著民，老师以“明克”(monkey)呼之，而“毛猴”显然带有对“未开化的野蛮动物”的羞辱。荷兰老师作为殖民文化传播者，有严重的贱视心态。赫曼·梅莱玛是虚有其名的农场主，也申斥明克为穿着西装的“小毛猴”。在话语暴力背后，含有“先进文明”对“落后愚昧”的污名化，体现了殖民者对土著民的诋毁。进一步而言，“逸乐农场”是典型的殖民地缩影，欧洲农场主只是名义上的拥有者，实际经营者是土著民温托索罗姨娘。在殖民地，欧洲男性占有土著女性的肉体代表了弱肉强食，两性关系隐喻了殖民霸权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相处模式。当欧洲人优越的民族主义偾张，被殖民者只能屈居被贱视的地位。

(三)解构殖民

黄东平大量使用贬义词对殖民者进行话语解构：荷兰警长叫“大狗”，警察局叫“大狗厝”，欧洲人称“红毛鬼、荷兰鬼”等。这些绰号式称谓混杂了浓重的感情色彩，暗含华侨对殖民者的厌憎。比起直露讥讽，普拉姆迪亚的解构方式更为迂回隐蔽。他采用欧洲人现身说法，让殖民者自我剖解。同时，欧洲家庭内部瓦解也具有相当的反击力度。在殖民属地，皮特斯是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老师，她赞赏明克的文学才能，反思欧洲的姓氏、血统观念，公开讨论殖民主义政治。她因同情被殖民者，最终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此外，弗利斯保登法学士帮明克办报，他代表为真理与正义辩护的荷兰人，直接揭开了殖民者暴力强权的虚伪面具。这些欧洲人作为明克的良师益友，其自我言说柔性解构了殖民霸权，使欧洲民族主义已不再无懈可击。在欧洲家庭内部，姨娘是反击并颠覆殖民地位的土著先行者。土著民想要依靠道貌岸然的欧洲人，那只能自取其辱，这也促成了姨娘的坚韧独立。抛开家庭而论，荷兰人与土著民是掠夺者与被奴役者的关系，是寄生者与实业家的关系。姨娘独自支撑农场，已处于家庭主导地位。由于经济因素，梅莱玛只能屈服于姨娘，荷兰人与土著民的地位发生反转。

二、混血阶层：功利的籍民民族主义

荷兰殖民者最乐于利用混血儿群体，对印欧混血儿与华印混血儿都是如此。混血阶层倾向就读荷兰学校，教育模式培育出欧化价值观，让两大群体渐渐滋生效忠荷兰的念头。凯杜里(Elie Kedourie)将源语言(original language)视为维持身份的标志[注]Elie Kedourie,Nationalism, Oxford: Black Well Publishers, 1993, p. 61.。混血儿把荷兰语视同母语，放弃使用本土源语言(爪哇语、马来语等)，显然已自我认同于荷兰身份。他们将荷兰语作为籍民受纳的通行证，以服务殖民政府为从业选择。这些土生土长的操持荷兰语的知识分子，拥有杂色(白色+棕色、黄色+棕色)皮肤，却情愿戴着“白面具”。从言谈举止到日常生活，从政治、文化到精神信仰，早已打下欧式烙印，而奴化教育起了关键作用。被殖民的民族，尤其是受殖民教育的子民，在殖民者的先进文化面前，往往产生自卑心理，从而促使其认同宗主国的文化乃至政治。混血阶层大都是既得利益者，具有功利主义的畸形心态，往往想方设法拥有荷兰籍。如果对民族心态进行定位，他们当归属于荷兰的籍民民族主义。这有别于欧洲民族主义，因为籍民并不真的为荷兰人所接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功利维系。当然，不论他们入籍与否，都只能处于附庸地位。

(一)印欧混血儿

普拉姆迪亚塑造了一系列印欧混血儿，他们的主流倾向是依附荷兰，而绝大比重又是崇尚欧洲血统的籍民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殖民体制的特有产物，接受欧洲教育并拥护荷兰政府。罗伯特·苏霍夫是第二代印欧混血儿，他因生在荷兰轮船上而获得荷兰籍，其“籍民”身份纯属偶然。他是最极端的籍民民族主义者，不承认自己的混血身份，对土著民带有歧视心理。然而反讽的是，他把国籍当作谋利工具，其功利性也削弱了民族主义纯度。随着土著民报纸及组织发展，印欧混血儿的恐怖集团开始滋事，殖民政府则暗中与其勾结。他们不过是殖民者暗施威权的打手，而籍民民族主义也成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帮凶。

在梅莱玛家族，罗伯特是混血“怪胎”，他虽然有强烈的籍民民族主义倾向，但是父亲的冷漠却表露来自纯欧洲血统的拒斥。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压抑下，他憎恨土著血统，把土著民视为仇敌，蔑视母亲甚至强暴了妹妹。在他身上体现了混血籍民的被弃与自弃，从遭虐走向施暴。与之相反，妹妹安娜丽丝是纯洁的“天使”，她更倾向于对土著民的爱。根据殖民地法律，姨娘没有合法的母亲身份，安娜被判到荷兰接受监护，成了法庭操控的“弃儿”。她因籍民身份而受害，成了欧洲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她属于弱势个体，一旦离开母体(母亲、祖国)便注定悲剧，混血籍民无法抵抗殖民体制。

(二)华印混血儿

黄东平对华印混血儿的描绘最为深入，他们是华侨男性与土著女性的婚育子女，一般被称为“侨生(peranakan)”或“峇峇(男子)、娘惹(女子)”。有些侨生被归入“荷兰籍民”，这为生活提供诸多便利。于是，他们进荷文学校，以讲荷兰话为荣，更将荷兰视为“祖家”[注][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下册，福州：鹭江出版社，1987年，第780页。。他们沉醉于殖民福利，主动向白种人靠拢，特意与华族划清界限。比起印欧混血儿的先天优越感，侨生的籍民民族主义纯属后天习得，这要归功于荷兰教育。侨生群体虽然是混血产物，但主要倾向于父系的华族血统，在民族感情上一般倾向(文化)中国。为了防止侨生倾向中国民族主义，荷兰政府实行分离政策，有意保护侨生文化并推介荷兰教育[注]Leo Suryadinata,Chinese Adaptation and Diversity: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9.。在侨生家庭中，侨领林显臣曾被荷兰政府委任为华人“甲必丹”。小儿子林添寿接受荷兰教育，欧化倾向严重，渴望成为“高等”皇家臣民，还找了荷兰下等舞女为妻。他有籍民心态，一心为殖民政府当差，更希望与荷兰人同权。没有血统优势，侨生的籍民民族主义比印欧混血儿的功利性更强。

(三)精神混血者

“精神混血”是指欧洲文明对被殖民者的精神侵入，被殖民者不断接触、学习乃至接受殖民者的文明教化。实质上，这是强势文明对弱势群体的思想洗礼，弱势一方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文化认同。混血儿都是典型的精神混血者，确切地说，籍民民族主义就是精神混血的终极产物。精神混血不是单向的，精神注入的剂量要视受体反应的强弱而定，混血主体的能动性决定其两面性。精神混血者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其主导精神是欧化的，或者说是趋利的，即趋向文明、先进、现代等。消极的精神混血者是功利附庸的，他们只会盲目地全盘接受。积极的精神混血者则有学习、反思、蜕变、改造的过程，他们的思想高度在于能辨别良莠地选择与变通。

明克就是一位积极的精神混血者，他的精神进化是民族进步的标尺。土著民众庆祝荷兰女皇登基的狂欢是集体精神混血的表征，这足以说明殖民者愚民政策的成功。明克对女皇也暗怀崇拜，他对印欧混血儿安娜的参照与迷恋即是一种“镜化转移”。中学时期，他在血统主义注视下产生不安与自卑。在医科学校，他不断接触各种思想，已与本民族的人有所不同，有时甚至怀疑自己还像不像爪哇人：“你已经成了穿着爪哇衣服的、黑皮肤的荷兰人了。”[注][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著，张玉安、居三元译：《足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3—59页。在这里，服装成为文化符码，爪哇衣服象征着传统土著文化，而西装革履象征着现代的欧洲文明。母亲的质问代表了土著民众的一般看法，受荷兰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被视为“异类”，血统上的爪哇人已被教化成精神上的荷兰人。在沉睡的土著阶层，明克如同患有“欧洲病”的弃儿。他追寻欧洲模式，借科学知识完善自我，精神混血的反思让其成为土著先觉者，从被误解到被理解则要经过漫长的集体精神蜕变。

三、华侨社会：被召唤的中国民族主义

中国移民很早就在南洋各地谋生定居，而批量移民则与殖民者的人口需求相关联。殖民者既想利用华侨经济，又忌惮华侨力量增长。伴随华侨群体产生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欧洲民族主义：它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不以役使他族为目的，而以祖国安宁为追求。因此，东印度的中国民族主义无害于土著民，而华侨对殖民者的抵抗反而有助于唤醒本土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史上，华侨民族主义并非自然生成，赋予“侨民身份”及践行“国民义务”成为召唤范式。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等在南洋的宣传一再挑动民族团结的脉搏，而中华民国成立及抗日战争爆发等更是激发点。中国民族主义与土著民族主义能够相互助益，这是二者在殖民时代可以并存的关键。

(一)土著的双重凝视

在历史上，华侨同土著民并肩战斗，也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普拉姆迪亚的《华侨在印尼》申明，华侨在反抗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国家独立战争中都有积极表现[注]Pramudya Ananta Toer,Hoa Kiau di Indonesia, Djakarta: Bintang Press, 1960, pp. 90-101.。这种客观评价，在其小说中也有具体呈现。通过正反两面的双重凝视，既有对华侨恶势力及族群隔阂的不满，又有对华侨勤俭品德及民族团结的肯定。阿章代表了华侨恶徒，他以经营青楼为业，还妄图以诡计和谋杀霸占逸乐农场。对殖民者来说，阿章的邪恶并不足惧。殖民者真正畏惧的是私潜入境的中国进步青年，他们是为民族谋进步的改革派，有不受殖民统治、不奴役别人的民族自主信仰。殖民者对其有防备心理，警察追捕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把他们当作社会骚乱的制造者。许阿仕宣传民族思想，最终被泗水的唐帮杀害。作为土著知识分子，明克对阿章之流充满厌恶，但对许阿仕却格外钦佩。

普拉姆迪亚曾三次到访中国，他认为中国和印尼的命运相似，是印尼现代化进程中可以仿照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也被塑造为印尼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播者和启发者的形象[注][新加坡]戴紫仪：《黄东平与普拉穆迪亚作品中印尼华人形象之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80页。。明克肯定中国人勤勉坚韧的优点，反省土著民的仇富心理。他向东印度第一个现代组织“中华会馆”借鉴，翻译其章程及细则，改动后作为成立土著组织的呼吁书。他与“中国新青会”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还受到许阿仕与洪山梅的民族思想启蒙。洪山梅甚至成为明克的第二任妻子，不断引导他去改变不合理的生活体制。这暗示了土著知识分子向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靠拢，而中国民族主义有力助推了土著民族主义的觉醒。

(二)华侨的自我召唤

《侨歌》展现了民族主义最为高涨的历史节点，此时华侨大都持有心系故土的中国情结。华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起因是“自保”心理使然，首先源自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其次是族群分化的敌视。这种自保是应对殖民强权的自卫，并不针对被殖民弱者。同时，华侨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因之祖籍国的变故成为外界主因。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与丧权，归侨及侨眷受到诸般欺凌与敲诈，内忧外患让侨众不时牵挂家国安危。于是，中国民族主义以自我召唤的方式散播，华侨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都发挥了支柱作用。“中华会馆”是坷埠华侨社团的最高组织，也是民族主义的引领者。同时，“中华学校”被赋予一定的民族使命，成为输出民族主义的生力军。徐群是从祖国聘请的教师，他要负责华侨子弟的文化传承，还引导学生关心南洋各族劳工。此外，以《侨声报》为代表的华文报纸是民族主义的喉舌。在中国危难之际，报纸爱国救亡的宣传号召更是功不可没。当日本侵占东三省，华侨发起狂热的爱国捐款。“人人认为，只有全力加紧配合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救亡运动，才是救我中华的唯一正途！”[注][印尼]黄东平：《烈日底下》，《黄东平文集》第三卷，雅加达：印度尼西亚椰加达金门互助基金会文化部出版，2003年，第234页。毁家纾难、回国投军的义行振奋人心，南洋到处澎湃起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高峰。

(三)族群的联合反殖

关于反殖民斗争，黄东平的描写深刻恢宏。进入20世纪，荷兰政府有强烈的“怕共、反共”心理，他们把具有改革、革命或民族意识的人视为“(左派)极端分子”，对其实施监控、逮捕、放逐、屠杀等统管手段。他们认为“支那人”是不安定因素，是最不服管教的民族。面对殖民压迫，各族的反抗意识不断觉醒。在华侨夫妇受辱事件中，华侨罢市、罢工、罢课，联合发起抗议行动，最后“荷兰鬼”公开道歉。这次抗荷胜利维护了民族尊严，华侨体验到民族团结的力量，更拉近了与当地人的关系。当殖民政府加紧资源搜刮，煤矿工人率先游行抗议，石油工人、橡胶园工等纷纷响应。“斯达干煤矿工人俱乐部”是两族矿工的共同组织，在反殖民的革命情绪冲击下，殖民者最终只能接受工人要求。华侨社会在集体行动中彰显了一种贴近本土的民族主义，从聚焦中国转为审视当地。反殖民主义早已超越族群界限，劳动阶级的联合是本土民族运动的前奏。其中，华商阶层及华校师生的支援有着特殊意义，这与普拉姆迪亚对土著商人及知识分子的书写两相呼应，更广阔的前景则是东印度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

四、土著民：觉醒的本土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文学反抗殖民主义，不仅要揭开欧洲文明的假面，还要建构民族的自觉意识及自我形象。在荷殖时期，凡登波须(Amry Vandenbosch)就对本土民族自觉的成因与特性进行了探析：“要溶合东印度人民成一整个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集体，及从文化及社会组织上求递变，实为民族运动之重要使命。”[注][荷]凡登波须著，费振东译：《荷属东印度概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72—473页。这里的“东印度民族”专指土著族群，不论在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的权力格局中，土著族群都应是民族运动的领导者。黄东平不厌其烦地叙说族群融合以及并肩反殖的成果，既解构了欧洲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又消解了土著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与之对照，普拉姆迪亚更讲究土著民族主义的精神成长。他对土著民的心理刻画更为深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挣扎、觉醒与行动。他探讨的族群议题是表现殖民政治的一种手段，而族群作为抗议以及形塑印尼独立思想的促成因素是强有力的[注]Mason C. Hoadley, “Ethnicity in Modern Indonesian Literature: the Novels of Abdul Moeis and Pramoedya Ananta Toer”, inIdentity in A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Lisbeth Littrup,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996, pp. 103-120.。他主要表现以爪哇人为首的土著族群，并且力图建构土著民的本土民族主义。

(一)被殖民者的奴化

在土著社会，作为被征服的既往统治者，封建贵族是最先被奴化的对象。殖民政府为了稳定统治，一方面维护贵族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又利用其管理土著族群。土著民中最高的行政职位是县太爷，荷兰政府一般将其委任给地方贵族。明克的父亲曾是爪哇君王的后裔，却为荣升县长而沾沾自喜。贵族官绅沉睡在被殖民奴化的温床，这也加剧了该阶层的腐朽，他们不过是殖民统治的棋子，却甘当宣示威权、欺压同胞的帮凶。贵族子弟也汲汲于殖民者圈定的仕途，明克的哥哥便就读于“土著民政官员学校”。如果说以封建贵族为代表的土著上层已被政治奴化，那么土著中产阶级主要是被经济奴化。在殖民经济体制中，土著民把殖民者所赐予的职位看作命根子。在殖民地，欧洲人是权力与金钱的象征，土著职员奴性十足地向其献媚。糖厂的首席文书为了当上账房先生，把十四岁的萨尼庚卖给梅莱玛经理做侍妾。当土著妇女一再被献给殖民者，土著男性的自甘奴化已无可挽救。在土著下层社会，被征服者的奴性更显极端，肉体奴役已扭曲为严重的精神奴化。

(二)知识分子的使命

殖民地民族主义也即本土民族主义，它首先要经受欧洲民族主义考验。荷兰教育体制有利己的双重价值评判，充满对东印度公司及殖民政府的歌功颂德，而土著民总是被宣导为愚昧落后并且轻易被征服。殖民政府利用土著知识分子，但又对该阶层深恶痛绝：“他们是荷兰殖民政府的敌人！荷兰殖民主义讨厌土著知识分子！”[注]Pramoedya Ananta Toer,Rumah Kaca, Jakarta: Lentera Dipantara, 2006, p.90.殖民政府之所以讨厌土著知识分子，是因为感到欧洲民族主义受到潜在威胁。殖民政府暗施愚民政策，极力阻遏进步思想对土著知识分子的影响。首先，“东印度自由主义小组”主要由欧洲自由主义者组成，他们崇尚自由、反抗压迫。他们为殖民政府所监控，有些甚至被驱逐出境。其次，由于东方民族运动的鼓舞，日本、菲律宾、中国等亚洲民族的觉醒给土著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中国民族主义者许阿仕被华族旧势力杀害，正合殖民者控制思想及稳定局势的意图。土著民需要掌握知识才能摆脱愚昧，才能有力地对付殖民者。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的双重感召下，土著知识分子肩负起民族主义使命。明克是为本土民族主义奔走的土著知识分子领袖，具有反叛封建家庭的勇气，并且具备现代思想。他创办以土著族群为导向的报纸，而《广场日报》也成为公众媒介的喉舌，可以更切实地维护土著民权益。

(三)孤绝反抗与组织团结

在殖民压迫下，土著民首先从切身利益开始觉醒反抗。这一阶段属于“孤绝反抗”，有以死相搏的决心，但都以失败而湮没。其一，反抗殖民法制。姨娘为了女儿和明克的尊严在法庭慷慨陈词，毫无顾忌地反击检察官、审判官，揭露欧洲人的特权与伪善。其二，反抗殖民官员。苏拉蒂不甘做欧洲人的姘妇，她把天花传染给糖厂经理，选择同归于尽式的决绝抗争。其三，反抗殖民经济。由于糖厂强租土地及营私舞弊，穷途末路的西多阿乔农民秘密结社进行暴力对抗。这些反抗直接打击了殖民者，也引起一定的社会效应。此外，华商联合抵制欧洲大商行，莽古尼加兰士兵拒绝赴巴厘打仗，萨敏派农民抗议政府，一系列反抗运动不断刺激民族觉醒。明克从这些反殖运动中得到经验，开始思考东印度被奴役的各民族团结问题。

自发的个体反抗对殖民者的打击毕竟有限，只有自觉的集体反抗才能撼动殖民统治根基。土著民作为东印度最大的族群，其集体自觉将决定民族运动的命运，而民族团结的有效途径是建立组织。1906年，以贵人名流为主体的“贵人社”成立，它是被东印度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土著民现代组织[注]王任叔：《印尼社会发展概观》，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第230—231页。。贵人社的失败在于，它团结了土著官僚阶层，但未能团结土著知识分子，后起的“伊斯兰商业联盟”也有宗教局限性。明克提出的“东印度民族主义”以土著民为主体，带有狭隘的强势族群心理，并没有超越宗教与种族的隔阂。这种民族主义可以推动本土民族运动，但依然传统且保守。当伊商联对土著商业的扶持日见成效，他打算到东印度以外去执行宣传任务，此时却被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土著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对组织团结民众的热情投入，都为民族革命与民族独立奠定了基础。

余 论

荷属东印度的民族主义具有多元性，欧洲人及混血儿的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化名，而华侨的民族主义多用于对祖籍国的遥远想望，真正在当地社会发挥引领作用的则是土著民的民族主义。当然，混血儿与华侨中也不乏倾向于本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印尼的民族独立有积极贡献，至少对殖民主义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牵制与压力。同时，本土民族主义也具有两面性。就正面效应而言，在殖民时期它有争取民族独立的进步意义，独立后则是建立以效忠国家为导向并且包容各族群的现代国族形象。不过，民族主义也有非理性的负面效应，这在以土著民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者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印尼建国后采取的少数民族同化政策，不免带有主流族群的强权色彩，而一系列“排华”事件更显出民族暴力的可怖。在“新秩序”时期，对于华族群体来说，印尼当权者的威权统治更进一步强化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

普拉姆迪亚与黄东平都是不屈不挠的文学斗士，前者屡遭监禁却坚韧创作，后者在华文禁绝下潜在写作。他们身为主流话语的边缘人，难以化解“禁语”与“失语”的精神焦虑，而主动择取无关当下的历史叙事，也是有意绕开威权管制的禁区。同时，他们对族群团结的历史定位，对殖民官僚专权的体制抨击，也意在吁求一种自由公正精神。在印尼文坛，如果说黄东平是华人族魂，那么普拉姆迪亚可算是实至名归的国魂。他们都有进步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乏革命反抗的激情，由此也沾上些许“左翼”色彩。在反共语境下，他们当然不想陷入政治纷争，不过还是有评论者将其归入“左派作家”行列。更确切地说，他们走的是人民觉醒的路线，并没有宣扬党派立场，应该被称为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民作家”。二者皆以荷兰殖民统治作为历史背景，反殖话语迸发出明显的爱国意识，这是一种反殖民的文化抵抗。无论是华族，还是爪哇族，在同御外敌的感召下，其国族建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国族”意识超越不同族群，从东印度民族主义导向印度尼西亚国族主义，其民族团结的宗旨也十分切合印尼的当前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