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日常生活批判与女性的发展

摘 要：女性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主体执行者，因此，女性的发展与家庭日常生活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日常生活批判是中国女性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性别分工是女性日常生活家庭化的根源，因此，改变家庭性别分工是促进女性的发展重要途径。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女性发展;社会性别分工

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即通过对社会生活中异化形式“作精巧、丰富的描写来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的研究，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而进行的。”日常生活批判要求我们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革命实践的中心。因为，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地认识他本身的处境，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才能恢复一种能摆脱无形的压抑的能力和得以自我表现的能力;其次，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的行动能够动摇整个社会，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从本质上看能同时触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女性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主体执行者，因此，女性的发展与家庭日常生活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家庭日常生活批判是中国女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把日常生活定义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换言之，日常生活就是个人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从个人需要出发来考察，个人再生产的要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就是个人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物質要素，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获得与消费;其中一部分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产中得到满足的。其次，就是个人的活动方式，这包括个人的社会活动，它既有个人在血缘关系中的活动也有超出血缘亲属关系的社会活动。再次，个人的观念活动。这种观念活动就是一个人的意识活动，它是以个人的现实生活为前提。一句话，日常生活的空间主要是家庭，家庭的变革就是日常生活的变革。

家庭已经成为现代生活异化的重要场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自身的再生产即家庭关系看作人类历史的重要因素。他们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惟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重在对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揭露。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物质性货物已经达到了极大的丰富，社会已经开始由生产性逻辑转向了消费性逻辑。换言之，社会生活开始由物质生产转向了消费生产，人们生活中的兴趣中心已经由劳动转向闲暇和家庭。这样，社会的异化不仅仅发生在劳动场所和劳动过程，而且开始形成了一个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对人压抑的体系。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抑主要表现在家庭、婚姻等日常生活领域。这种日常生活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的宣传媒介和文化教育机构（教会、学校、各种文化设施），对工人阶级及整个市民社会进行潜移默化，迫使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另一方面，通过现代性，即宣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各种福利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窒息人们的创造性与革命，掩盖剥削阶级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的强制性。在日常生活中，如劳动、娱乐、家庭、邻里关系、两性关系中，都能体会到资本制度的压抑性。所以，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通过微观革命，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压抑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最高意义的革命就是完全改变生活，它包括家庭关系和劳动本身。

女性的生活和家庭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家庭生活的重复性、琐碎性和无创造性已经束缚了女性自由的发展。女性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必须从这种日常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自己的总体特性，从而建立自身的个性，实现女性的解放。

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个体，吸收了西方个人主义中极端的个人自由思想，与此同时，也吸收了传统家庭中家庭成员对家庭的依赖性。极端个人自由和对家庭的依赖性杂交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畸形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一方面，他们要求父母极大地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由此，在服饰方面要求高档新异、在生活资料消费上要求时尚流行，在结婚方面要求父母提供体面的排场和现代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履行自己赡养父母的义务。遗弃劳动和虐待老人的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当代家庭中的男权思想及“年轻权力”开始给老一代的女性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压抑。她们一方面要忍受来自丈夫的夫权和儿女的无度索求，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她们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工作边缘化，报酬和待遇边缘化。家庭日益成为人们生活方式和需要结构变革的竞技场。随着家庭在人们生活方式中地位的改变，家庭的社会性别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家庭的日常生活批判也就成为中国女性发展不可避免的主题。

二、社会性别分工是女性日常生活家庭化的根源

女性的日常生活被限制在家庭根源于社会劳动分工。社会劳动分工意味着特定社会中的人们过着极其不同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差异取决于像阶级、阶层、共同体、秩序等等这样的因素。换言之，社会劳动分工导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差异性。对于女性来说，社会劳动分工导致了女性和男性之间、女性之间日常生活的差异性。而且，这种社会劳动分工影响了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进入公共生活的程度。因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不同阶层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进入公共生活的程度各不相同，即他们的日常生活被限定为私人生活的程度各不相同。

社会性别制度是一种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转机制的人类社会制度。鲁宾指出，“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了某种以性别为界的分工。社会性别体制把生物性别变成文化社会性别，变成了一种性的劳动分工，一种生产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一种生活性别组织社会世界的方法，一种性客体选择的规则。性—社会性别体制，就像社会生产方式一样，决定了社会决定和构建因素。家务劳动被组织在私人家庭领域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成为女性的责任。斯特劳斯认为这种分工不是生物性的专门化，而是有一定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保证男女的结合而制造包括起码有一男一女的最小的可行的经济单位即家庭。 社会性别分工通过家庭的再生产而被继续下来的。这种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向男性和女性灌输。社会性别分工意识形态化被女性所内化，从而使得女性认同了家庭日常生活女性化。家务劳动被认为是符合女性本性的劳动，虽然技术在生活中的普遍推广把女性部分地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这部分家务劳动并不是为男性所承担，而是由机器来承担，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两性的劳动分工。在公共领域，女性也被视为只能去从事低级的、基础性的劳动。在这种意义上，女性劳动的性质决定了女性的从属的社会地位。

三、改变家庭性别分工是促进女性的发展重要途径

首先，改变家庭性别分工，让女性有更多的自主时间。女性的发展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要参与社会民主管理事业。但是，社会性别分工在时间分配上限制了兩性参与公私领域的机会。时间是人赖以存在的条件，正是在时间中人展开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况。两性支配时间方面的不同结构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的限制。一般地，女性分配更多的时间用来照顾家庭、养育孩子、从事家务劳动，从而使得女性的生活方式以家庭私人领域为主体结构;而男性分配更多的时间用以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和有报酬的劳动生产，这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多地建构在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因此，女性分配给家庭的时间往往成为女性经济和劳动力解放的障碍。

其次，改变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条件。当代民主国家大多从形式上提倡两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劳动力市场，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却因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沉重责任而动摇。女性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不能满足她们进入公共领域的要求，“私人领域中的劳动性别分工意味着妇女和男人是以不同的条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过程依然是有利于男性，而这种优势又反馈到私人领域。男性由于具有社会性别分工的优势，一开始就占据了公共领域的领导权。男性通过社会性别分工构建了自身在公共领域的优势，并排斥女性进入一领域或者主导这一领域。女性生活与家庭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并不能仅仅通过女性进入生产劳动来解决，而要改变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条件。

注释：

[1]梁小燕.湖南女子学院家政学教研室教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性别哲学、文化哲学.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20世纪初湖湘女性教育的影响”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2]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3]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4][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6]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7][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8]盖尔·鲁宾.《女人的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

[9]Kennedy， Liz：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by Zillah Eisenstein（Book Review） ， Feminist Studies， 6：3 （1980：Fall） p.571.

[10]盖尔·鲁宾.《女人的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

[11][英]里斯特.《公民身份：女性主义的视角》，夏宏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