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人参考述

于君婷 吕静

摘要：辽宁是人参的发源地，也是人参种植与开发最早的地区。明清时期，辽宁地区野山参资源丰富，采参行业从初期的自然采挖到有组织采挖逐渐发展到皇室垄断，全民采挖人参。清初，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防止人参潮湿发霉，发明了红参的炮制方法，不仅延长了人参的保存时间，更是改变了人参的药性，对中药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随着采参行业的发展，野山参资源逐渐枯竭，秧参和“籽参”得到大量种植，促使了辽宁地区的人参栽培技术的形成。

关键词：人参;红参;人参栽培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9）12-0087-02

1 辽宁人参的采集

辽宁地区是人参的发源地，早在两千多年前，辽宁地区就有许多关于人参的记载。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谓“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1]。《契丹国志》明确记载：“女真地饶山林土产人参”;而《金史地理志》也云：“辽阳府产产人参”[2]。由此可知，辽宁不仅是我国古代野山参的发源地，更是人参采集与开发最早的地区。至明清时期，人参采集业盛行，已经遍布整个东北地区。

人参最初的采集方式遵循古老的民俗，山民集体进入深山老林，边祷告边采参，以民间自然采挖为主。明清时期，采参业逐渐发展，开始形成了有组织采摘队伍。每个采参团队五至七人不等，各有分工，每日需将所采人参上交组织。至清王朝时期，采参行业被皇室独断，而此时的采参行业更是进入了选民采参的新时期。仅盛京通志载：奉天府尹管理下的民户总计四万二千余丁，而采参队伍人数与之相比，不相上下[2]。采参业在当时东北经济的地位可想而知。在此之后，清政府又发放了“放票采参”、“招商承采参”等采参制度，整个东北地区的采参制度完善，采参规模可谓空前。直至乾隆末年，由于人参被大量采集，而又不讲栽培，人参资源逐渐枯竭，辽宁地区的采参行业也随之衰落。

2 红参的发明

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不仅是满族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个颇具经济头脑的商战专家。世代久居东北地区的各部满族人民，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由分散到统一，由衰弱而强大。

《本草纲目》中记载，清初时期，人参的资源主要来自于辽宁地区的野山参。而“辽参”的采集大部分是满族人。那时，辽宁地区野参资源丰富，故人参贸易成为了努尔哈赤扩张政权的经济支柱。

明朝政府为了防止东北女真人的日益強大，除了加封努尔哈赤官职以示羁縻，在经济贸易领域也采取了一些限制其发展的措施。万历中后期，明朝政府想要依靠压低人参商价来削弱女真人的经济实力。人参的挖掘程序、技术十分复杂，挖出来后要用水冲洗干净，因此在潮湿气候条件下极易发霉变质。这种洗过又潮湿的人参在称量时压分量，如能及时卖出，获利更丰。但明朝商人抓住潮湿的人参容易发霉这一弱点，在收购时极力压低价钱。[HJ2.1mm]他们或“佯不欲市”，或“嫌湿推迟”。于是，满族人手中的人参大量腐烂变质，有时一烂就是数万斤。满族人无奈，只有向明朝商人屈服，忍痛廉价出售，还惟恐不能先期脱手。因此，在明朝与女真人的人参贸易战中，女真人曾经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为了改变商战中被动不利的局面，努尔哈赤发明一种先用沸水焯过再晒干的保存方法。这种人参的炮制品就是现在的“红参”。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廉，太祖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3]。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努尔哈赤的办法一是先在沸水中焯一下，有杀菌的作用，可以防止霉菌滋生;二是经过“煮晒”后的人参存放时间较长，可以“徐徐发卖”，因此，明朝政府在人参贸易上对努尔哈赤的打压就失去了作用。历史记载，努尔哈赤的人参加工方法不仅使他渡过了难关。努尔哈赤发明红参的炮制方法是对中药学的巨大贡献。

3 人参栽培

中国人参栽培史可分为两大阶段：“移参”阶段、“籽参”阶段[4]。

3.1 “移参”阶段 “移参”，即“移山参”，顾名思义就是人为移植过的野山参，真正的移山参与现代的移山参在概念上完全不同。清初，清政府为了垄断人参资源，在东北设立参局主管发放参票，招募入山刨采之人，刨夫需按参票规定上缴人参。由于人参日益稀少，常年受朝廷监管的刨夫要完成官参上缴任务也非常困难。当时只有少数刨夫将采回的未成年的小山参种于深山林下，人迹鲜到的地方，这种参当时叫“秧参”[5]或叫“移山参”。因为这种参是以野山参小苗为基础，而野山参幼苗本身就很难得，所以秧参产量实际上也不是太大，但上缴官府冒充野山参的数额是勉强够用。

中国历史上曾经的人参产地山西上党。据《石勒载记》记载：“勒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4]。他在家中园子里移植人参幼苗，长出人参，花和叶都非常茂盛。而许多学者认为通过此种方法栽培而成的人参，并不能够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移山参。传统意义的移山参确为野山参幼苗，一般多是十多年或二十几年的“小捻子”不宜作货[6]。于是将采集的野山参幼苗栽于深山老林，使其在能够在原有自然环境中继续生长，待其长成后再进行采收，称为“移山参”或“移山趴”。这种人参，原生地和移栽地环境完全相同，待成年后仍然具有野山参的全部特征。

秧参的发明不仅仅是当时刨夫们为了完成采参任务，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刨夫们在采参活动中发现、总结和掌握的一项重大技术。据《清实录》载：早在明万历年间满洲即会蒸做人参，刨夫进山都带银锅，挖得野山参随即蒸煮加工，加工好后才能保存上交。但后来发现春夏时节，如得参随时蒸做，则根蒂空虚，甚至有糙皮而无细肉不堪适用。况且野山参数量极少，或数日可获一苗，或一日可获数苗不等，又必须在足够一锅时才能如法蒸做。刨夫们掌握了这些经验技术，发明了就近培养法，每得一参先保存起来，土法是移在所住窝棚前树林里，用原土培养，等到白露后一起采出加工。这也是刨夫们在采参与人参加工中对东北参业的一个重大贡献。

清晚期，野山参资源逐渐匮乏，为了填补自然资源的空缺，兴起了家种人参的栽培方法。清代晚期，辽宁地区人参栽培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面积栽培人参的“人参营”。清代医家唐秉钧撰《人参考》中记述的“秧参”栽培方法相当先进，有些栽培技术至今仍在应用：“掘成大沟，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阳光，将参移种（播籽）于沟内，二、三年内始生苗，将苗挖出倒栽地下（即移栽），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芦头（根茎），使其肥大，以壮美观，七、八年间即长成”[7]。至清代后期，秧参的产量日渐超出野生人参，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秧参不仅供国内需要，而且部分销往国外。

3.2 “籽参”阶段 明清时期，野山参资源尚未枯竭，因此人参种子也数量丰富。关于“籽参”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嘉庆年间。户部侍郎贵庆在奏疏中记述了当时盛京地区人工栽培人参的方法：“刨夫自四月出边，设立参营，将光刨者用原土包裹，送交参营，加意培养，以俟秋令蒸制，土人名为营子”[9]。“秧参则于腴美之地，挖畦布子，三十六个月出土，环以栅栏，培养一二年，即能肥大，土人名為栏子”[4]。秧参称为“营子”，籽参称为“栏子”。由于当时野山参苗资源尚未枯竭，秧参的种植多于籽参，后来野生人参资源逐渐枯竭，籽参得到大量种植，秧参逐渐消失。此时，辽宁地区已经掌握了人参的栽培方法。据考证，明清时期，辽宁地区人参栽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并沿用至今。

参考文献：

[1]李成义，魏学明，王明伟，等.甘肃道地药材党参的本草学研究[J].西部中医药，2012，25（2）：12-14.

[2]于永敏.东北古代人参史考述[J].中医药学报，1989，（4）：31-34.

[3]贺飞.清入关前粮仓研究[D].渤海大学，2015.

[4]王利群.中国人参栽培史考[J].人参研究，2001，（4）：46-48.

[5]林仲凡.明清时代我国东北各地人参的开采与经营[J].中国农史，1988（4）：33-40.

[6]田景鑫，张毅.移山参的生长特性及其鉴别[J].中国园艺文摘，2010，26（5）：178.

[7]李向高.我国人参栽培、加工的历史概况[J].中药材科技，1984，（5）：39-40.

[8]孟庆文.我国古代人参的应用与栽培初探[J].特产科学实验，1981，（2）：26-28.

[9]宫喜臣.清代人参栽培业的历史沿革[J].人参研究，1993，（3）：43-45.

（收稿日期：2019-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