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与地坛》看散文写作的真情与滥情

◎侯小丽

《我与地坛》是作者在苦难病痛中生活的呕心之作。作者史铁生在青年下乡时就发现疾病，后双腿残疾靠轮椅生活，病痛的折磨让他一度消沉，活动范围的局限使得附近的地坛成为他常去之处。幽静的地坛，残酷的现实，对个体情感和生命意义的冷峻思索，使作者思想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挫折和苦难，进而感悟生命的永恒和宇宙的不息，使得此文超越了一般的抒情述景散文，成为浩瀚篇章中的夺目明珠。在借物抒情甚至是“借物歌德”类散文主导的年代，《我与地坛》无疑是另类，使人们恍然原来散文还可以这样写。

《我与地坛》1991 年发表，一些散文选本与小说选本都将此文列入，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才被大家公认为是散文。这与大散文的兴起、散文题材的多样性更广泛多少有些关系。擅长写小说的史铁生很清楚小说的写作可以虚构，而《我与地坛》倾诉的是作者的所思所感、所见所闻，作者是按散文的思路来写作发挥的，如果按小说去对待显然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完全两样。这就是写作时“虚”与“实”的不同，《我与地坛》是作者将多年来的经历、思索用饱含情感、直指心灵的文字展现，只有散文才是展现真情实感的合适载体。

1949 年后的整体文学创作是被束缚后的平庸，思想解放后最先喷薄的是诗人激情的头脑，小说家当仁不让地跟上。“伤痕”带动了老一辈作家的反思，巴金在经历过苦难后深刻反思，呼唤人性，从而引发了一场写真实、说真话的散文革命。“假大空”的所谓散文没有了市场，让散文一下子就找准位置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短暂而单薄，很快被当时此起彼伏的文学热潮掩映，直到《文化苦旅》横空出世掀起的热潮让文化散文成为散文的主流，也让散文由文学配角成为主角，经济市场的及时回应让更多作者加入到散文的写作中。

同时期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推动了文化散文的创作。贾平凹的大散文一说不仅是指题材广泛，还意指境界大。题材广泛自不必说，散文创作早已跳出杨朔式特殊时代散文的窠臼，转而进入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热闹场面，一些擅长写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作家闲暇之余也笔耕散文，让散文创作争奇斗艳。名家大家用老练深厚的写作技巧在谋篇构思、文字精巧方面让文化散文创作的厚度和高度不断增强。但文化散文以及国学热的浪潮，让一些缺乏底蕴的人纷纷跟风，为赋新词强说愁，钻进故纸堆里搜罗扫荡，市面上充斥了不少挂着“文化”游荡的散文作品。大散文对散文文体要求的宽松化让理论界及一些作者自觉性的试图“规范”散文文体落空。散文成了筐，筐里东西装杂乱了就需要整理，会发现许多文化散文已经泛滥到“滥情”的程度了。这种过于追求大题材与大感情的文章往往能引起崇拜知识的青年读者共鸣，但理性读者在表象的亢奋过后却发现没有多少回味的内容，尤其是眼中总是充斥这种除了人物、情节不同，叙事方式雷同却缺乏个体体验和心灵渗透的文化散文会产生审美疲劳，人毕竟不能持续亢奋。许多名家的文化散文，一味用过度抒情的笔法堆砌编排史料，通篇文章以个人偏好为导向高歌猛进。更可怕的是诸多文化散文成了“文化陷阱”，缺乏考证的史料、对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不假思索的褒贬，很容易落下硬伤，被人指责。

散文究竟要不要回归真情，答案是必要的。在1980 年代林非先生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的散文“假大空”现象提出了真情实感论，引起了关于散文真情实感的讨论，真情实感被当作散文的本体性要求给散文创作带来理论导向。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总有质疑者，孙绍振老师就对真情实感论提出强烈质疑。林非先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真情实感论是及时而必要的，有进步意义，对这个观点林非先生并没有过多进行深入阐释，多年后他也感到遗憾。文学创作与理论没有终极真理，在不断的实践、质疑中碰撞后再回首思索，会去重新理解真情实感论。文学作品是作者主观意识思索后按照一定文体规范通过文字来表达所思所想，这决定了文学作品存在主观性，不能狭义地将真情实感定义为客观再现，即使是报告文学也存在艺术加工。对散文创作的真情实感关键在“情与感”的真，可以虚构但不能虚伪，可以夸张但不能夸大。这种虚构与夸张要限制在写作技巧性的范畴，写作者如果主观不能掌控虚构与夸张的度，那不如直接去构思小说或者诗歌。

什么是经典文章？经典文章就是可以让人读许多遍，若干年后依然可以回味，能带给人美感的文章。经典需要时间的沉淀选筛，各种评奖及选本评选的文章通常是按官职、名气排序，这样的所谓“经典”只能蒙蔽许多素养不高的爱好者。而读《我与地坛》时会被张弛有序、开合穿插的步调带动进入的精美画面，读完余味悠长，掩卷长思，这才是经典的精妙处。当年被认为篇幅过长，如今对比有些大而无当、长而拖沓的文化散文，《我与地坛》就愈显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