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旭达,薛勇民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明朝初期的儒者基本仍以朱子理学为宗,其中得朱学要领而体察精醇者大抵以薛瑄为最。对薛瑄思想的历史地位,主要存在三种评说:一是固守说,认为薛瑄严格依循朱子理学旨要,未有明显创发,黄宗羲是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二是躬行说,认为薛瑄是位实践之儒,笃实践履,“主敬”是其最鲜明特色,这是当代学界主流看法;三是推进说,认为薛瑄在明初朱陆合流的背景下,在学理上对朱子理学有所推进,甚至开明初朱学转型之先。值得一提的是,持第三种观点的相关学术成果正逐渐增多,对理、气、性、心等问题均有涉及,但鲜有从“格物用敬”的关系层面来观照薛瑄于朱陆合流之贡献者,而这恰是本文立意所在。
关于道德修养的进径,“格物”与“用敬”是宋明儒学最主要的工夫。在薛瑄之前的朱熹看重“致知在格物”,通过知识的累积与推扩而豁然贯通、明辨是非;之后的王阳明由外返内,强调“致良知”“心外无理”。二者的不同取向形成了儒学发展史上的“理学”与“心学”两个高峰。薛瑄生活的历史时期介于二者间,其学一方面立足于朱子理学知识取向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又以“敬存敬察”论扩大“心一收而万理咸至,至非自外来也”[1]1120之内求路向的理论空间。这显示骛于内外的两种修养取向在薛瑄之学中并存,从“理学”向“心学”演进的儒学思想史角度看,薛瑄似有承启之功。因此,薛瑄对“格物”与“用敬”关系的处理,反映着其学问上继先学的历史性与下启后世的开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