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养老可行性和发展路径分析

2019-01-13 09:52于文倩于晓涵
祖国 2019年22期
关键词:养老模式老龄化互联网+

于文倩 于晓涵

摘要:目前,传统养老模式已解决不了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互联网+”养老模式成为新的突破点。本文立足于青岛市,结合实地调研与logistic数据分析,论述了“互联网+”养老的可行性,并结合所面临挑战给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   “互联网+”   养老模式

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六十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8.87%,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完善,又因近十年生育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我国老龄化进程将逐步加快,伴随而来的是更大的养老压力。诸多养老问题亟待解決,不容忽视,党和国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对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做出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补齐养老民生短板;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发展养老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传统养老模式的局限性愈加凸显,创新成为当前养老大环境的必然要求,“互联网+”养老模式是大势所趋。

一、“互联网+”养老可行性

目前传统养老方式主要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种。三种模式在资源、供养人员、设施等方面各有无法忽视的问题。居家养老更适合自理能力较好的老人,子女赡养任务过重,容易激化家庭矛盾;子女也缺乏专业护理知识。机构养老面临着机构水平参差不齐、设施落后、医护人员不足,“僧多粥少”的局面。社区养老群体覆盖面较小,失能失智老人无法主动配合社区各项服务,在此类社区的老人大多是自己住或夫妻同住,若发生意外难以及时发现与处理。

所以,发展新的养老方式迫在眉睫,“互联网+养老”即在传统养老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技术所形成的新型养老模式。

(一)“互联网+”养老现状

目前,青岛市“互联网+养老”已初见成果。为老年群体专门设计的操作简便功能实用的智能手环已投入使用,这种手环能够随时监测老年人的身体各项生理指标,数据同步到医疗机构养老平台,发现异常立即通知老人或家属。“智能手环”也解决了与亲属之间的联络问题。以社区为依托,以O2O线上、线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支撑,融合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的养老服务产品也上线并逐步完善。“E养市北”是利用大数据服务于老年人的一款APP,该平台面向市北区提供机构托养、照料护理、营养午餐、志愿陪伴、助洁助浴、助行代办、便民维修、居家护送等八大类服务,市北区目前有58家养老机构正在使用这款“E养市北”APP。

“互联网+养老”在国内多地区得到了广泛实践。四川成都绘制“养老地图”,使得养老问题的解决更加精准。“养老地图”即一个云数据平台,通过它可以看到成都市老年人的分布状况、身体情况、经济来源与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根据此地图,可以有目的性的调节人员和设施分配,解决信息资源不对称问题。南京、上海等地建设“社区居家养老信息平台”、“智慧养老服务网络”;河北省联合社会力量建立了覆盖11个地区和城市的“一键通”呼叫网络。尽管目前国内并未形成完整的“互联网+养老”体系,但“互联网+养老”模式已经步入正轨。

(二)“互联网+”养老存在的必要性

1.解决供求不平衡问题

传统养老模式提供的服务只适合部分老年人,“互联网+” 养老能够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养老需求细化区分,对服务进行有效整合,减少无用供给,使服务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迎合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多元需求,解决供求错位问题,让人力物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节约资源,降低费用,减轻家庭成员压力

“互联网+”与养老的融合,使老年人足不出户便可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服务,机构社区可以将人员重心放在专业能力较强的高级护理人员上,而非提供简单照看护工上。医疗机构实时监测,老人的安全问题得以解决,子女可随时随地得知其目前状况,压力随之减轻。

3.提高老年生活质量,“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互联网+”养老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同时,帮助老人重新融入现代社会,让其感受到互联网技术的便利与快捷。“互联网+”养老模式下的一些操作简便的终端,方便老人与家人进行沟通,拉近亲人间的距离;通过线上社区开展一些社交活动,如:文体活动、心理辅导、健康知识讲座,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通过“互联网+”养老模式,老人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增加,丰富了精神世界。

(三)“互联网+养老”面临问题

1.“互联网+”养老概念普及问题

很多老年人对新型养老模式不够了解,只接受传统养老,抗拒“互联网+”养老。互联网对老人而言较为遥远,因此,“互联网+”养老模式难以普及。

2.智能设备的使用及研发问题

老年人视力、听力状况不佳,学习新事物慢,因此“互联网+”养老设备的使用对老年人是一个挑战。不同自理状况、不同身体状况、不同年龄层次的老年人对智能设备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如:对于失智老人而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防走失,以及走失后如何借助他人力量返回,在该过程中,如何确保老人的信息安全、人身安全又成问题;对于一些身体状况较好、精神层面需求较高的老人,他们的目标是老年生活充实愉快,而目前研发出的“互联网”养老产品存在形式较为单一,仅适合自理能力、思维能力较好的老人,针对于失能失智老人的设备,仍停留在硬件阶段。同时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一些高科技养老产品存在性能不稳定、数据不准确等问题,老年人不愿再信任回购此类产品。

3.“互联网+”养老产业监管调控问题

网络诈骗问题层出不穷,对互联网、对科技产品的不信任是广大老年人拒绝“互联网+”养老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不信任恰恰源于虚假广告和伪劣产品。老人的健康信息、身份信息完全同步至互联网,安全难以保障,国家缺乏相应政策管理此类产品的安全问题。养老产业具有回收期长,投资大等特点,是社会投资不愿涉及的领域。据调查,价格是影响老年人选择“互联网+”养老产品的一个重要因素,若仅依赖市场,很难做到真正的“利民惠民”,高昂的价格使老年人对此类产品望而却步。

二、“互联网+”养老意愿调查分析——以智能手环为例

(一)信息数据来源及变量解释

1.信息数据来源

通过实地走访青岛各地养老机构和社区负责人,通过一对一访问了解当前养老现状进行信息收集,运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的形式,随机对青岛市各地的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和智能手环接受意愿进行调查,共统计到100份有效数据。其中愿意接受智能手环和不愿接受智能手环的老年人各占50%。

2.变量解释

因变量 以青岛市老年人是否接受“互联网+”养老模式为因变量。该变量为0-1变量,0表示愿意接受“互联网+”养老,1表示不愿意接受“互联网+”养老。

自变量 自变量为青岛市老年人“互联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情况和收入水平。

(二)样本特征量

在被调查的青岛市老年人中,男性占47%,接受者57%;女性占53%,接受者43%。从年龄看,60岁以下的老年人占7%,接受者71%;60~69岁的老年人占41%,接受者51%;70~79岁的老年人占41%,接受者41%;8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1%,接受者73%。从居住情况看,独居的老人占比14%,接受者57%;夫妻同住的老年人占比61%,接受者54%;和子女居住的老年人占比25%,接受者40%。从收入水平看,月收入2000以下的老年人占6%,接受者33%;2000~2999的老年人占12%,接受者50%;3000~3999的老年人占36%,接受者44%;4000~4999的老年人占15%,接受者40%;5000~5999的老年人占9%,接受者44%;6000及以上的老年人占22%,接受者73%。

(三)logistic回归分析

输出结果:

本次样本采用未分组的logistic模型,对青岛市老年人是否接受智能手环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通过表中瓦尔德和显著性的大小比较,可知收入水平是老年人是否接受智能手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性别和居住情况也会对接受度造成一定影响;从目前样本数据看来,年龄与接受与否的相关性较小,因样本数量较少,无法确认年龄与接受度完全无关。

三、“互联网”+养老发展建议

(一)对新型养老模式进行宣传普及,肯定“互联网+”养老的合理性。当地政府可以以通过制作宣传视频、组织交流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普及“互联网+”养老的相关知识,逐渐消除老年人对新模式的排斥度,降低对“互联网+”科技产品的不信任感。

(二)促进“互联网+”与机构养老的融合和发展。为备战即将到来的老龄化高潮,政府相关部门加快对公立养老机构的转型与扩建,积极引进互联网技术,同时鼓励私立互联网养老院的开办。

(三)为老年人提供更人性化的设计和服务。例如:为视力不佳的顾客提供能语音播报的产品;为学不会操作的老年人提供只有关键性能的简易版本或者提供教学服务等,最大程度发挥科技产品在养老问题上的作用。同时技术输出不能只停留在发明创造阶段,更要持续跟踪完善。产品开发商可通过定期的售后回访,收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产品进行完善升级,实现这些养老高科技真正的价值。

(四)加强政府监管,严厉打击随养老新模式产生的违法行为。“互联网+”养老新模式虽能有效缓解当前巨大养老压力,但因其各类信息的互联网化,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信息泄露的风险。有关部门应做好信息安全工作,加强信息监管,防止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用,为“互联网+”养老做好坚强的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加大对虚假科技广告和假冒伪劣科技产品的打击力度,为真正“互联网+”养老产品赢回市场信任,为真正的养老科技产品赢回信任。

(五)政府增加对“互联网+”养老的关注。“互联网+”养老模式涉及的各主体还未形成共同理念,因此会更加看重个体利益,市场自发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弊端被放大,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引导各主体之间共同理念的形成,把控“互联网+”养老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1]于潇,孙悦.“互联网+养老”:新时期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发展研究[J].人口学刊,2017,(01):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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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耿永志,王惠颖.“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研究:转型、融合与新业态[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04):36-41.

[4]睢党臣,曹献雨.“互联网+”养老平台供给模式的选择与优化——基于动/静态博弈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1):74-82.

[5]张益林.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养老研究与探讨[J].现代信息科技,2019,(05):185-186+189.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作者简介:于文倩,本科在读,经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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