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燕赵民风之演变
——以儒学、胡乱为视角

吴增辉，李晓朋

(河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80)

燕赵之地原本民风悍劲憨直，而自两汉之后，儒学渐兴，燕赵成为经学渊薮，对传统民风有着深刻的改造，促成民风由悍劲向平实的转化。此后的五胡乱华与安史之乱对燕赵之地是两次重要冲击，在此过程中，儒家忠义观念因抗拒胡人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悍劲任侠的地域文化重又兴起，并在胡汉冲突的大背景下往往激变为叛乱与割据。本文拟结合史料，对儒学、胡乱与燕赵民风间关系加以梳理和分析，从而对燕赵民风演变的内在动因给予历史性的说明。

一、从先秦到两汉——儒学与燕赵民风之变异

燕赵之地民风悍劲慷慨，《汉书·地理志》载：“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1]1655因为地薄人众，民风鄙陋，当地游侠之徒以武犯禁、不避礼法的行为所在多有，而且往往是揭竿作乱的先锋，贺涛先生说：“秦以后，则揭竿之祸，无代无之，其倡之者必游侠之徒。”[2]128基于深厚的任侠传统，燕赵之地民众起而作乱者相比他郡更为严重，《汉书·地理志》载：“冀州之部，盗贼常为他郡剧。”[1]1656秦汉之际，经过长期的兵燹，礼义丧废，斯文扫地，社会严重失序。燕赵之地相对其他地方更加难以治理，《十三州志》言冀州“人患剽悍，故语曰：‘仕宦不偶值冀部。’其人刚狠，浅于恩义，无宾序之礼，怀居悭啬”[3]1284。

入汉之后，大臣对风俗之败坏颇为不满，要求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向道，而当务之急便是兴礼乐。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1]1030虽然文帝欣赏其建议，但因为“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1]1030。直到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上升为经学，儒家之道方才大行于天下。

此期本属赵地的河间则成为儒家文化的中心。其时河间献王刘德喜好儒学，《汉书·景十三王传》载：“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1]2410为便于整理古籍，献王在河间国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日华宫，齐、鲁、燕、赵等地的儒者数百人聚集于此，昼夜梳理、校勘、讲读收集来的儒家典籍。献王还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毛苌修建君子馆，让其讲学授徒。受到献王尊儒好学之风的吸引，天下诸儒纷至沓来，河间国一时间成为燕赵之地的文化中心。虽然刘德后因受到武帝猜忌郁郁而终，兴盛一时的河间儒学也因此风流云散，但其对周边的文化辐射作用不言而喻，常山士人即受其影响，《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1]1712《太平寰宇记》引《汉书》曰：“冀部天下上国，圣贤之薮泽。”[3]1248指出了其时儒学兴盛、人才荟萃的局面。东汉以后，儒学对社会的影响力更为深入，燕赵之地承袭西汉以来董仲舒、河间王刘德的文化遗产，遂成为经学渊薮，安平崔骃、崔琦、崔瑗、崔寔，涿郡卢植等俱是一时鸿儒。魏晋时期，燕赵一带不断出现经学大师，成为儒学经典传承之地。

经学的繁荣改造着燕赵之地的文化特质，为先秦以来剽勇悍劲的燕赵文化注入了忠孝节义的儒学因素，并进而凝聚成忠勇赤诚的燕赵精神。如果说先秦以至西汉民风尚且轻剽狂放，那么，经过长期的经学教化，东汉民风更向儒家风范靠拢，不同于前代了。如果将同产于燕赵真定的赵佗与赵云加以比较，约略可见民风演化的轨迹。

赵佗在秦末群雄逐鹿的背景下，因依岭南重关险隘的地理形势，绝道自守，割据称雄，表现出善于投机、杀伐决断的性格。其后在与汉王朝的对峙中，或主动出击，或佯装臣服，表现出圆滑的政治手腕，是先秦以来诡谲多变的游士文化的延续，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先秦时期燕赵文化的悍劲之风。

不同于赵佗的勇断圆柔，赵云的文化性格更加丰富，并与儒家文化深相契合。《三国志》赵云传载：“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4]948赵云长坂坡救孤，舍生忘死，可谓勇。但其勇的本质在于忠，没有对刘备的忠诚，便不可能有这样舍生忘死的勇。其次，赵云性格又有仁的一面，那就是心怀天下，公而忘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云别传》云：“(赵云)将义从吏兵诣公孙瓒。时袁绍称冀州牧，瓒深忧州人之从绍也，善云来附，嘲云曰：‘闻贵州人皆原袁氏，君何独回心，迷而能反乎？’云答曰：‘天下讻讻，未知孰是，民有倒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4]949由此可见，赵云追随公孙瓒乃是“从仁政所在”，而与具体的人无关。又裴注引《云别传》云：“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4]950益州平定之后，一些人首先想的是个人享乐，赵云考虑的则是战后益州百姓的苦难，其仁民爱物之心昭然可见。赵云的言行无疑透露出儒家价值的影子，《三国志》裴注引《云别传》云：“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4]951忠与义正是儒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与赵云故乡真定作为燕赵之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不无关系。

二、五胡乱华与燕赵儒学精神的强化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胡人大举涌入中土，燕赵之地成为胡汉冲突的重要战场。为抗御胡人的侵掠，汉人聚族而居，组成一个个坞壁，冀州一带郡县即有“堡壁”一百多个。世家大族、地方豪强、破落士族甚至一般庶姓自为坞主，或称宗主。“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5]2628，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北方各地。

为加强坞壁内民众的凝聚力，坞主一方面充分利用坞壁部众的血缘宗法关系，从组织、经济层面加强对坞壁的管理，同时又在精神层面加强对部众的引导，侧重以儒文化中的忠义礼信等观念统一部众思想，使儒家价值客观上得到强化。首先，坞主以儒家道义感召部众。坞壁民众时刻受到胡人威胁，形势险峻，生存环境恶劣，欲有效抗拒外敌，须首先加强内部团结，在这种背景下，坞主的精神感召力便格外重要。如郗鉴，“于是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推鉴为主”[5]1797。郗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公而忘私，首推恩义，将宝贵的物资与众人共享，体现出儒家的仁爱精神，因而深孚众望。在坞壁遭受饥荒的情况下，坞主为了度过难关，甚至不惜以妻子为质向胡族请籴，《晋书·郭默传》载：“刘元海遣从子曜讨默，曜列三屯围之，欲使饿死。默送妻子为质，并请籴焉。籴毕，设守。耀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5]1714-1715郭默的行为虽然未必全然符合儒家原则，但其牺牲精神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

其次，则是坞主及部众华夷之辨观念的强化。胡族大肆抢掠杀戮的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强烈愤恨，这种愤恨情绪又与儒家文化的华夷之辨统一起来，形成中原民众对自身华夏文化特质的深刻认同及对夷狄更强烈的蔑视与仇恨，这也使其与胡人的斗争一定意义上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晋书·邵续传》载：“既而段匹石单在蓟，遣书要续俱归元帝，续从之。其下谏曰：‘今弃勒归匹石单，任子危矣。’续垂泣曰：‘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遂绝于勒，勒乃害乂。”[5]1703邵续依附石勒原本是无奈之举，如今面对段匹石单复归晋朝的邀约毅然从之，宁可舍子也不为叛臣，表现出儒家气节。邵续出身官宦之家，且博览经史，自然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晋书》本传载：“父乘，散骑侍郎。续朴素有志烈，博览经史，善谈理义，妙解天文。”[5]1703在胡汉激烈冲突的形势下，传统的华夷之辨自然会涌起现出来，成为抗击胡人的文化动力。于是，这些坞壁不仅成为抗击胡人的坚强堡垒，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儒家文化的守护者。胡人的冲击强化了坞壁内部的团结，使得夷夏大防及忠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并进而锻造出坞壁民众更坚韧的文化品格。

与此同时，胡族政权为维持自身统治，主动接受汉文化，加强了儒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建国之初，“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6]1841。胡族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使得两汉以来北方地区盛极一时的经学得以继续发展。魏晋北朝以至隋唐，燕赵之地经学繁荣，大师辈出。《魏书·儒林传序》称：“虽黉序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6]1842就河北四大家族的情况来看，清河崔氏有才学者21人，擅经学者6人；博陵崔氏有才学者21人，擅经学者8人；赵郡李氏有才学者32人，擅经学者6人；范阳卢氏有才学者22人，擅经学者11人。[注]见顾乃武《战国至唐之河北风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经学的繁荣使得燕赵之地的强宗大族成为儒学世家，有力地引导着北方民众的文化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原有的社会风气。《隋书》云：“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官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7]859《班志》曾以“悲歌慷慨，椎剽掘冢”评价燕赵土风，以致谚语有“仕官不偶遇冀部”之讥。经过魏晋北朝的演变，燕赵民风则被评价为“敦厚”“迟重”，这与两汉以来“好尚儒学”不无关系。虽然还保留着“俗重气侠，好结朋党”的传统，但即便“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可见儒学的长期教化对民风的深刻影响。

三、安史之乱前后之燕赵民风

《通典·州郡典》云：“山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8]4745这两句话是唐人对燕赵一带民风的观察，是较为真实的概括。虽然还有“仗气任侠”的传统，但儒学的长期浸淫已经对剽悍的民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性缓”相对先秦以来的“懁急”显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与两汉以来燕赵之地儒学的兴盛与教化当有密切的联系。

隋唐时期是河北儒学传承、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高峰，名儒硕学，人才辈出。《隋书·儒林传》所收录的14人中，河北籍有4人，占总数的28%强。《旧唐书·儒学传》所收录的45人中，河北籍有10人，占总数的22%强，另有未列入的孔颖达、马嘉运、彭景直、卢履冰、侯行果、赵冬曦、卢僎、啖助等8人，可谓群星璀璨。经过隋唐稳定的政治统治以及儒文化的长期熏陶，燕赵之地逐渐形成儒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忠孝节义等儒家价值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

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儒家观念的主要负载者是世家大族。自魏晋以来，河北就是世家大族集中之地，全国最著名的大士族以崔、卢、李、郑为首，合称“四姓”，或加上王氏称为五姓，其中崔、卢、李都在河北。这些世家大族诗礼传家，注重门第，恪守礼法，如唐代范阳卢迈“以谨厚孝友称”[9]3753，博陵崔佑甫“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9]3437，其核心乃是儒学的基本伦理原则。这些世家大族作为地方道德的引导者，对民风自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忠孝节义成为民间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爆发后，燕赵民众对叛乱普遍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颜杲卿在常山郡组织军民坚决抗击安史叛军，并设计杀掉了安禄山部将李钦凑，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十七郡群起响应，对安史叛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由此可见当时忠义悍劲的民风。天宝十五载(756)，安史叛军围攻常山，擒杀颜季明。不久城破，颜杲卿被押赴洛阳，宁死不屈，最终遇害。颜杲卿、颜季明、袁履谦等人壮烈殉国的行为，代表了舍生取义的儒家品格和悍劲勇毅的燕赵精神。然而燕赵之地对儒文化的守护并不坚定，随着敌我形势的变化，燕赵各地由安史之乱初起时对朝廷的忠诚蜕变为对朝廷的背叛，河朔三镇成为与朝廷对抗最顽固的割据势力，而成德军又是其中最顽固者，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历史课题。

从文化角度而言，唐代三教并流的文化格局削弱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及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作为文化主要负载者的士人阶层在观念上并未被严格限定在忠孝节义的伦理框架内，安史之乱中大批士人变节附逆反面证明了儒家正统观念的虚弱。广明大乱之后，士人纷纷依托各地割据势力，“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注，风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9]805。四库馆臣对此感叹说，“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晓、杨涉等，皆唐朝旧族，本当忠义立身，重侯累将，三百余年，一旦委质朱梁，其甚者赞成弑逆”[9]809。苏循、苏楷父子在唐室多难之际，卖主求荣，廉耻丧尽，“俱无士行”，被斥为“唐家之鸱枭，当今之狐魅”[9]810。史臣评论说：“苏循赞梁祖之强禅，苏楷驳昭宗之旧谥，士风臣节，岂若是乎!斯盖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9]812士风的导向直接影响着民风的走向，士风对儒家价值的疏离与背叛对河朔三镇成为顽固的割据势力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地方统治者的构成角度而言，安史乱后，以藩镇节度使、军将为代表的职业军人家族取代了传统的世家大族，成为在地方上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力量。他们把小团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排斥了世家大族对忠义等儒家价值的崇信，逐步沦落为唯利是图的军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人集团的上层军官多为胡人。由于独特的地缘因素和历史原因，河北地区在唐王朝的极盛的玄宗时期就已经开始胡化。开元后期，安禄山开始有意识地将胡人迁入内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幽州和营州境内的内附少数民族部落随叛军南下，散居于河北各地，以致河北成为当时胡化最严重的地区。成德镇节度使相继由李宝臣、王武俊和王庭凑三个家族所统治，其中李宝臣为奚族，王武俊为契丹族，王庭凑为回纥。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何进滔等人都属于粟特人。他们手下军将出身少数民族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胡族军人虽然已经汉化，但夷夏之别的文化心理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愈加强烈，胡人的族群意识在与唐王朝的对抗中也越发凸显，二者相互作用，加剧着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立。胡人进入中原一方面稀释着汉族族群，同时也削弱了儒文化的影响力，从而影响到汉族子弟的价值取向。在胡人当权割据的背景下，河北世家大族子弟纷纷放弃了儒家传统，主动到藩镇任职，成为割据势力的参与者。

长期的割据以及士人效忠割据势力的示范作用使燕赵民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儒家忠义观念是主流价值，但割据的现实又使这一观念遭到严重弱化，元和年间，宰相李绛说成德镇“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10]7664。李绛的评论表明，河北民众心理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割据日久，与朝廷产生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藩镇的恩惠而忘掉了君臣大义。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便是，安禄山、史思明从儒家观念来看是十恶不赦的逆臣，但河北人却对其尊崇有加，大历八年(773)，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建祠堂，奉为“四圣”。穆宗时，中央委派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发掘安禄山墓，竟然激起一场变乱。这种行为并非偶然，它渊源于河北人重恩尚义的文化性格。其实河北人不仅祭祀安、史，而且祭祀当年的李唐劲敌窦建德，“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圣唐大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侔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11]8678。可见，儒学的君臣大义并不能代替知恩图报的恩义，河北人重恩尚义的性格压倒了对儒家大义的接受，并因而成为助推藩镇割据的地域文化因素。当然，唐后期朝廷与藩镇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使得夷夏之辨日益滋长，反过来加剧了河北人的叛逆心理。《新唐书·史孝章传》载史孝章对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12]4790既被视为夷狄，则民众与朝廷的疏离感便更加强烈，其对抗朝廷之心便更趋坚定。

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对民众思想及社会风气具有强大的引导与改造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民族冲突剧烈的危急关头，地方族众有时会把生存本身当作第一要务，只要能够苟延残喘，即便向胡族妥协屈从也在所不惜，邵续依附石勒便是一例。因此，儒家文化对民众的精神引导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央政权的强弱也是民风走向的重要变量。燕赵民风原本具有剽悍任侠的一面，在国家动乱、朝廷对地方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燕赵豪强及大奸巨猾便会乘势而起，聚众滋事，乃至割据称雄，挑战中央权威，安史乱后河朔三镇逐渐成为顽固的割据势力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燕赵民风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便是剽悍任侠的地域文化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相互搏弈的结果，中央统治力的强弱变化使这两重因素此消彼长，而民风随之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胡乱破坏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力，同时削弱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从而造成剽悍民风的反弹。由汉至唐，燕赵之地尽管经学兴盛，剽悍民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与改造，但并无根本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胡乱及胡风则是不可忽视的外围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