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历程中的演进逻辑

苟瑶远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我一生有一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1]，费孝通曾这样说过。回顾其一生的学术历程，从花篮瑶调查开始，到从江村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注意到城乡关系，再到对于小城镇的调研，区域经济甚至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考虑，费孝通像是在攀爬一座巍峨的高山，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只考虑到单个城镇或区域到统筹全局，费孝通“志在富民”的思想逐步深化和升华，“志在富民”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这一思想的研究载体，城乡关系也成为了众多学者对费孝通的研究较为集中的地方。但研究主题的逻辑变动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逻辑上的演进对于完善费孝通的学术历程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主题的概述

在《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一文中，费孝通给出的副标题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1]。费孝通60多年来从大瑶山社会调查，经历江村、禄村，苏南苏北长三角，一直到温州香港大西北，行行重行行，从小农经济一直走到了城乡的一体化上。之所以从农村入手，是因为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农村社会作为社区研究的主体，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到了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大幅度地提高了，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这是不能也不可能忽视的客观情况。费孝通自谦说道，即使他已经把研究农村作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了近70年，但仍然不能说他已经认识中国社会了，而只能说是向着这个目标接近了一步，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继而在新的破题和调查中不断前进。

对农村的研究伊始，费孝通就明确地指出关于农村的研究要有一个研究单位，而这个研究单位的选择因人、因地、因时、因财力而定，可以是一个村庄，可以是一个乡镇，也可以是一个经济开发区。研究单位的大小和操作程度之间呈反比，研究的单位小一些的时候操作比较容易；范围大一些时难度相应地就大一些，但是同样的说服力又要强一些。但是不管怎样，要研究中国社会，就必须去考察中国的乡村。

除此之外，“城乡发展的道路”这一研究主题，还可以从费孝通推崇的实地调查这一研究方法中寻得踪影。实地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深入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费孝通曾说：我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实地调查，我学术道路的各个进程都伴随着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1]。而且费孝通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还非常喜欢“故地重游，”即追踪研究。如江村费孝通前前后后共访问了26次，甘肃定西他也去了6次，这种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同一社区或同一现象进行研究，在对不同阶段的比较中深化认识是费孝通最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采用这个方法，费孝通沿着城乡发展的思路不断地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边区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等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这些发展主张的递进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研究主题的变动，更能发现在这些递进和变动当中，蕴含着一个长久以来被不少学者们所忽视的演进逻辑。

二、研究逻辑的演进

费孝通在晚年回忆一生的学术历程时曾这样表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接触到的社会变动的反映，我个人这一生的研究过程离开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连我自己也是无法理解的”[1]。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是其学术研究的载体，无论学术逻辑多么紧凑多么严密，一旦离开了社会现实，被人的主观意愿所把控，那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知识。也正是如此，费孝通在不同的研究阶段，研究主题的侧重点所体现出的对于“志在富民”中的“民”的定位是不同的，而“民”的意义的变化恰恰是其研究逻辑层层上升不断推进的标志性体现。

(一)“民”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

从在1936年前往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之前费孝通决定放弃学医而改学社会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窥见其“志在富民”的使命感了。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剖析了该地人多地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另一方面费孝通概括总结了农民创造的工农相辅的经验并予以赞同，强调了在农村发展副业和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在1946年的《内地的农村》和1948年的《乡土重建》中提出“现代工业技术下乡”、“就农民的所在地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和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等主张，都是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而展开的，在这个时期，“志在富民”中的“民”指的就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

(二)“民”是中国人民

全国解放后一五计划期间费孝通重访江村时注意到了农村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即农业的单项发展并不能让广大人民脱离贫困。费孝通主张在原料产出地的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以此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不幸的是文革中费孝通被打成右派，直到80年代初，党的拨乱反正使其重获学术生命。费孝通三访江村是其第二次学术生命新的起点。看到江村虽然农业发展得并不好但农民的收入在不断上升，费孝通将其归因于社队工业的兴起，这打破了原有的单一搞农业的做法。在四访江村后费孝通的研究层次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小城镇，希望能够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上进行调查来认识中国社会。经过实地调查，费孝通发现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和人多地少的矛盾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小城镇研究破题之后，费孝通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循着富民的想法开始总结农民的创造经验提出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等。当1984年走出苏南，看到苏南与苏北的差距；同年夏秋在内蒙古和甘肃调查时，看到了边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后，针对城乡之间和内在经济结构的发展差距，费孝通提出了东西协调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志在富民”中的“民”已经不单指农民了，范围已经扩大至中国人民了。

(三)“民”是全人类

1987年费孝通提议在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建立经济协作区，这标志着他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从苏南苏北到浙江温州再到珠江一带，香港的中心作用被发现后，费孝通认为上海应该像香港一样发挥一个龙头作用般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紧接着当华北和东北、东北亚地区的开发，以及大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被囊括在了费孝通的研究版图中后，费孝通坦言“快要接近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设想了”。但是如果认为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设想之后费孝通才提出了“文化自觉”那便是不对的了。事实上对于文化的研究和思考是贯穿费孝通的研究生涯的。只是随着全球联系日益密切，当费孝通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农民何去何从，甚至也不只是中国人民何去何从，而是整个人类何去何从的时候，文化作为一个顶层的问题是必然需要面对的。在现代文化体系下，原有的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冲击。走向世界是中华文化必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但这也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认识，交流和冲突不可避免。只有实现“文化自觉”，才谈得上建立一个全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人文生态秩序和文化格局，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