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复杂和 随便化简

陈卫华

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是2002年读研的，那时高校正盛行学术“大跃进”之风，即便硕士，也要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2篇论文，否则不予毕业。为了速战速决完成任务，我和一些学兄学弟还没仔细读几本书，就赶着寻章摘句拼凑论文。当时写的那些“论文”要么把复杂的问题机械地做简单化处理，要么把简单的问题说得玄之又玄，反正每篇都在5000字以上。而且，我还尽量使用一些高大上的术语和行话，诸如结构主义、后现代、集体无意识，其实我们对这些概念一知半解甚而纯凭揣测。

后来，我潜心读了余秋雨在21世纪的新作，对其描述的很多现象感同身受。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提到小时候母亲带他到县城听过一次讲座。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8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胀。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

余秋雨对母亲的话感触特深，那就是绝不要做毫无意义的晦涩的文字游戏，“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故作深奥，卖弄学问，实则迂腐荒诞，沦为街谈巷议的笑料。余秋雨说：“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简单的问题，固然不能钻死胡同弄得云里雾里。反过来，复杂的问题，怎么处理？复杂的事情，能够简单化处理或者很明白地说出来固然是好的。譬如，技术的进步，使得操作越来越简单，人人都可以很快地学会，很便当地使用。再譬如，科学理论的阐述，如果可以在尖端高深的学术性和浅显易懂的通俗性之间寻找最佳参数是最好不过的。但这绝不是说，复杂问题越简越好。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一些不宜简单化的问题还是不要生硬地切分和刻意地化简。余秋雨强调：“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傷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并且断言对于“鸿蒙难解的大问题”，“过于清晰的回答仅是一种心理安慰”。

平常的认知中，人们习惯于获得简约的结论。譬如提到西欧的中古时代，都能顺口溜式地道出“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对西方中世纪的社会构成、日常生活，尤其历史演变轨迹等，他们未必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或者干脆直面这个问题，中世纪西欧“黑暗”表现在什么方面，也不一定好回答。何况，千年的中世纪就是一味的黑暗吗？当然，这里绝非宣扬能够把西欧历史说个明白就是有大学问。倘要较这个真，那和孔乙己炫耀茴香豆的“茴”字有4种写法有何区别。我只在说明，如果涉足学术，就要不断开拓视野，深化认识，而不能满足于获取一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浓缩的东西，不能停留在又大又远的理念上。

读者或受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世上高人多的是。倘若以自己浅薄的认知作为观点，用毫无逻辑的语言阐释问题，貌似找到普遍的规律，实则空洞干涩或泛滥无归，或者仅仅对复杂问题进行简陋的切割，做出了简约模糊的归纳，只能说明自己的浅陋与苍白，自以为智，恰恰适成其愚，最终贻笑大方，甚而为大众耻笑。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