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医学生德育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现实路径*

刘 晨

(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379004216@qq.com)

医学学科的特殊性在于以人为对象，医疗行为本身就是科学和人文的统一体。这一特殊性使得人文精神的培育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医学生的德育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实现医学学科教育和德育教育的统一，要求在对医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进行潜移默化的人文教育。这样一种德育教育更为注重的是学生人文精神的养成，这种养成不是简单的、仅仅通过课堂的说教的方式就能实现的，而是要求从内在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出发，体现在外在的医学行为(包括医学研究和医疗行为)之上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文情感和外在的言行统一。事实上，这样一种医学人文精神的要求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修养学说的要求有相通之处，都是将道德的养成看作是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是以“人”为出发点，通过道德实践而形成的内外合一，既是一种养成的功夫，也是一种修养的境界。故而借鉴和吸收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中的有益之处显然与今天加强医学生的德育教育是相契合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加强文化自信，建立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医学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1 传统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和医学生德育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

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学说是以“仁”为核心，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慎独的自律功夫，通过道德的践行修养功夫来实现成贤成圣的人生目标，这与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注重以人为出发点，强调行医者以患者为重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自律的要求是有相通之处的。可以说，正是这种相通使得传统的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可以融入医学生的德育教育之中。

1.1 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以“仁”为核心与医学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观念的相通

医学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面对的对象是人，这就要求医学行为应当以尊重生命、重视生命、敬畏生命为核心[1]，而儒家由重“仁”到重“民”的人文精神在这一点上和医学人文精神是相通的。

儒家关于“仁”的思想源于孔子，后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认为“仁”首先是五德之首，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惠、敏”(《论语·阳货》)；而“仁”的核心就在于“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且强调“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之后，儒家学说虽多经演变但“仁”的思想一直居于核心地位，随着儒学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仁”逐渐成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成贤成圣”的人生追求也就成了读书人乃至世人的人生追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医德无疑也深深地蕴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儒家思认为，天地之德落在人之上就是“仁心”，“仁心”就是天地之德与人的统一，是天地生万物的大德的体现。在传统医德中，医者治病救人正是天地大德的体现，医术的形成正是圣人依天地生生之德动“圣人之心”而形成的。传统中医学以神农尝百草而开创药学,黄帝创医学，这种圣人创医药之学的行为正是“圣人之心”，即“仁心”的体现，“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虑之”(《黄帝内经素问·保命全形篇》)。正是忧虑所有的人都“尽欲全形”,而疾病会伤及生命,所以才会留心于医术，以治疗世人，这种“心私虑之”即是“圣人之心”，黄帝开创医术正是“天地之大德”的反映，是圣人之心的发用流行，也就是要求医者要具备“仁心”。

这样一种以“仁心”为内在的道德追求的传统对于当代医学生的医德培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医德的重视显然是不能仅仅体现在医学行为的具体规范之上，但凡既成的规范总有未尽之处，若无内在的道德诉求，既成的医德规范则有可能成为规避医德的现实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医学生医德的培育首先应该建立在内在的价值追求之上，也就是要建立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将外在的对医德规范的遵从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诉求之上。显然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仁心”和医德在这里是相通融的。

1.2 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与医学生医德品质的融合

儒家的“仁心”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内在标准，一定是要体现在道德的实践之中的。而道德的实践过程就不得不面对“义”和“利”的取舍，这就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义利观”。究其根本，就是要求人们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义是内在的“仁”的外在体现。而医生作为一个职业，医患的利益和医者个人的利益之间时常会出现冲突，如何取舍，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和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要求显然是相通融的。

关于义利关系，孔子有过相关论述，而真正重视义利关系则始于孟子，到宋儒那里达到顶峰。孔子指出“君子以义为质”(《论语·卫灵公》)，把义看作是君子的质的体现，是衡量人的外在行为的准则；孟子以为“仁，心也；义，路也”(《孟子·告子》)，以仁为义的内在根据，义为仁的外在表现。“利”则是个体私欲的体现，在义和利相冲突时，则当然的要以义为先。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倡导去掉为利之心，舍生取义，这样才能社会安定，天下太平；董仲舒亦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强调了道义至上的价值观。宋代以后，家学者把义利关系矛盾当作德性的焦点和主要矛盾。程颢所谓“天下之事，义利而已”[2]，正是对义利之辨的高度重视。在义利关系的实质上，“二程”又进一步指出“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同上)，把义利之辨的实质看作是公与私的关系。在儒家传统中，事实上并不抹杀人对利的追求，只是强调利和义之间是应有取舍的，应当是以义制利，以德性为重，要求人们自发的运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道德的自律，同时利益要受到道德的约束，道德是权衡利益的标准。

中国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主张,对中国传统医德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样一种义利关系在传统医德中具体表现在医者利益与患者利益的关系中,强调患者利益至上[3]，医者不得谋个人私利，应持“悬壶济世”之心。在中国传统医德看来一个负有“救人”“活命”责任的医生,在行医中必须具备清廉的道德，如明代名医寇平在《全幼心鉴》中指出医者应当具备十全三德，其中“二德者情性敦厚，道艺深沉，正值处德，心善无毒，艳色红妆，见如不睹，笙箫嘹亮，听若不闻，锦绣罗绮，观如流水，满堂金玉，视若浮云，千锺之禄不可费其志，万锺之贵不可损其心，不可为其财而损其德，不可为其利而损其仁，此乃二德也”，就是强调医生应当重道义而轻财利的体现[4]。

“重义轻利”价值取向对当代医学生的医德培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医生在执业过程中，经常要面对义与利、公与私的取舍，而重义轻利的取舍标准有益于医生在执业的过程中面对个人私利和患者利益的冲突时作出正确取舍，坚定职业操守。以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来引导医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取舍与当代医学生的医德培育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1.3 传统儒家慎独的自律功夫医者道德自律的要求的融通

儒家以“仁”为道德修养的核心，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取舍的标准，而内外相融合的道德的实现正是靠“慎独”的修养工夫来实现的。这种慎独的修养功夫既是道德的境界，更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自律功夫。而医生在职业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来体现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实施治疗往往和医生的裁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医疗方案往往不是以正确与否来衡量的，而是以是否适合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标准，正确的可能并不是最适合的，最合适的往往并不是最正确的(正确的基于科学和理性，合适的则基于人性)，而诊治的对象基于专业知识的匮乏是无法在适合和正确之间做出判断的，这就需要医生基于患者的利益作出最佳的选择。如何排除私利，做到以患者为中心无疑是对医生医德的考验，也是一种慎独的要求。儒家慎独的功夫正可以培养医学生在面对这样的取舍时能真正从患者利益出发的品质。

儒家的“慎独”思想在《礼记·大学》《礼记·中庸》和《荀子·不苟》之中都有体现[5]，《礼记·大学》有云“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强调“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荀子·不苟》则认为“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不难看出，在《大学》和《中庸》之中，“慎独”还强调人要重视、警惕独处的状态，以内在的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作为君子的德行的体现，而荀子则是以他的“化性起伪”的工夫论为核心，强调“慎独”工夫产生的效果，把“慎独”归结为“化”的过程和结果，“慎独”既是君子至德的体现，是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慎独”也是教化万民、万民被教化的过程。三者侧重之处虽有不同但都体现了一种“德”与“行”的统一。在儒家看来，人内心之“德”是具备本体性的意义的，但这种本体性的意义绝不是一种抽象的、脱离了现实而独立的存在，恰恰相反，儒家的道德本体的作用和意义就体现在它是人日常行为的道德性的内在依据，故而儒家的道德一定是一种“德行”，即内在的“德”与外在的“行”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实现就是“慎独”的功夫所达到的“慎独”的境界。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修养是对“德”的自觉，这是内在的，更是对“德”的践行，这是内在对“德”的自觉地实现，是外在的。对“德”的践行是不能脱离内在的道德诉求的，内与外一定是要合一的，而“慎独”就是实现内在自觉和外在践行相统一的功夫和境界。再进一步讲，道德的内在诉求是以实现“明明德”为要求的，而“明明德”显然不是从认识的角度对“德”做概念性的把握，而是一种源自生活，在生活境遇中的对个人言行的反思和持守，“明明德”的过程就是领悟人生意义、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也是人生道德修养所达到的结果，这个结果一定是要是道德的要求和外在的行为相统一，使言行举止无一不符合至德的要求，且一言一行都是内在的情感欲望的自然流露，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圣人境界，也是“慎独”功夫所达到的无所谓“独”与“不独”的合一境界。

当然，医学生的医德的培养和儒家的道德修养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不可能以儒家的道德修养标准来要求医生，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医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更多的是自律，而儒家“慎独”的修养功夫对医学生自律的培养有着相通之处，都要求内在的道德诉求在外在行为上的自觉自愿体现。从这个角度讲，“慎独”的修养功夫完全是可以融入医学生的医德培育进程中的。

1.4 儒家担当精神和医学生责任感统一

对于儒家而言，“成贤成圣”的人生目标的实现是以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通过道德的修养、践行来实现的。对于“仁”的追求离不开家国天下的情怀，正如《大学》中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所强调的自身的道德修养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的统一，而宋代大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儒家那里，道德的修养要先立其大，要树立为贤人、圣人，以天下为心之所系者的目标和要求，而治国平天下的实现是要从修己身一步步做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医学生也是要树立医者以患者为大、患者之事无小事的医德要求，而高尚医德的实现正是从日常行医中自身道德修养的践行中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如果说医学生应具备的责任感是行医过程中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和要求，是一种具体的职业道德的要求，那儒家的家国天下的追求正是对这种具体职业道德的统摄，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实现高尚人格的路径，以家国天下的情怀，通过日常点滴的道德(医德)实践，一步步实现人生的价值意义，这也正是传统医学所说的“大医医国”。

2 实现传统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和医学生德育教育相融合的“一课三结合”模式

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医学生德育教育从理论上讲显然是可以融合的，而且也有利于医学生养成良好医德。正如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真正的儒者对于道德的追求是通过自律的功夫来实现的，对道德追求绝不是用来做道德的说教，以道德约束别人的；医德的培养同样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医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问题是如何在现实中实现传统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医学生医德教育的融合。当代人对于传统的延续实质是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医学生医德教育融合传统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也是如此。简而言之，应当是以借鉴吸收儒家心性修养学说的精神为主，结合现代教育教学方式，以当代学生的思想特点为基础来实现二者的融合。具体实现方法上可以以“一课三结合”来实现以儒家传统心性修养学说推动医学生医德培养，即开设传统文化普及相关课程，将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思政课教学、医学专业课教学相结合，医学生医德教育第二课堂与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和医学类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2.1 通过开设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相关课程来实现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医学生德育教育的融合

大学课堂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的主要渠道，因此，将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医学生医德教育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增设相关教育课程。当然这样的课程的开始不一定单单只讲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可以是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和普及，在介绍和普及传统文化的同时让学生了解儒家的担当精神。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适当地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选取一些经典内容，引导学生自主的学习儒家经典理论，以传统文化中本身以德育人、道德教化的内容来提升学生的素养。课程设置应注重贴近社会现实，与大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注重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学习意识，从而把儒家思想重仁、重义、慎独、担当的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个性品质。

当然在高校教学实际过程中，由于学制和总学时的限制，不可能过多的开设专门的传统文化课程，只能是适当地开设一到两门选修课，以及在一些相关课程讲授过程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内容的讲解。更多的是利用课余时间，邀请相关专家和学者在大学校园内开设讲座，以他们渊博的思想，对传统文化精神独到的见解，来吸引学生，使学生在参与讲座的过程中，通过与专家、教授之间的相互问答、讨论，了解传统文化，接受德育教育。

2.2 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思政课教学、医学专业课教学相结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医学院学生的德育教育当然也不可能离开思政课。而传统儒家心性修养学说在道德养成上、在强调人生价值的为国为公为天下上与思政课所要培养的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显然是有相同之处的。再者强调文化自信的一个方面就要求要借鉴、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儒家心性修养学说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就相关内容实现与儒家心性修养学说的结合与思政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并不矛盾，反而有利于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原本就是教学过程必须重视的一个环节。医疗规范的遵从、医疗制度的遵守、对医治对象的尊重，这些都是一个医者的最基本的医德素养，而这些素养的培养始于专业的学习之中。在课程思政的大背景下，专业课教学的育人要求被进一步强化，而将儒家修养学说和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的医德培养相结合，是有利于塑造医学生的道德素养。

2.3 医学生医德教育第二课堂与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

除了课堂主阵地之外，第二课堂的建设也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重要环节[6]。而第二课堂的开展需要高校各个部门之间积极组织、协助、配合，合理的为医德教育搭建平台。同时，第二课堂的建设要注意学生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要使活动贴近医学生生活实际、覆盖面广，真正起到医德教育的作用。

可以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传统文化相关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对历史杰出人物生平遗迹及其相关建筑衍生物的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其精神气象，使传统文化的精神深植于大学生心中，让他们用内心去体味先哲们的高风亮节，育德于无形之中。

在开辟实践基地的同时，可以利用新媒体将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中抽象的内容以生动的形象展示给大学生。可以是动画、漫画、短视频，也可以是历代大儒相关的影视片段，以这种形式使医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为感性的认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魅力，从而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主动性，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动力[7]。

2.4 指将儒家修养学说和医学类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德育离不开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将儒家修养学说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是培育具备中国特色医学人文精神的医学生的有效途径。医德的培育最终的落脚点是个体医德修养的提高，而个体道德水平的提升又受到环境氛围的影响。以儒家修养学说来结合医学类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显然是有利于打造一个利于医学生医德养成的校园环境的。

医德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知识传授与环境陶冶，将医德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而校园文化的建设正是实现这样一个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以儒家心性修养学说来加强和完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对学生形成积极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医德素养。一方面，要积极开拓各种形式，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受到陶冶和熏陶；另一方面，在校园建设和物质环境营造中也可以结合儒家心性修养学说与医德教育相融合的元素，使校园环境体现一种医德教育理念。同时，通过学生社团开展的各种活动，大力地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校园网站、校园广播报刊、微信平台开设专栏等手段，发动学生自己来宣传医德文化，开展一些内容丰富的医德教育主题活动，把它和传统文化精神结合起来，从而打造一个有利于学生个体医德养成的校园文化环境[8]。

显然，医学类院校学生医德的培养当然不是象征性的设置几门课程，开展几次讲座或实践活动就能实现的。这里所涉及的一课三结合模式的实现需要的是高校各环节、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作，绝不是仅仅靠教师单方面的努力就能实现。这是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应当包括思政课教师和医学专业课教师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传统思政教育和大学生日常行为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和机制。而说到底，这一体系建立的最终目的应当是，通过这些机制和模式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精诚大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