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8年的12个月

于坚

一月，《建水记》出版。在建水城举办了一个首发式，首发式上，县长到场，当众表示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古城。我说，这本书不仅是要提醒一个古董，而要为声名狼藉的故乡辩护。

二月，穿着棉衣在家写作。昆明没有空调，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冷得像是北极。

三月，参加澳门“隽文不朽”文学节。文学节客人住的旅馆全部由金沙赌城周边的大饭店赞助，所以每个诗人、作家都住在不同的豪华酒店里，车子每天要穿过赌场到各个饭店去接人，从未住过如此豪华的酒店，住得胆战心惊。大堂知道我是诗人，每天毕恭毕敬，嘘寒问暖，令我很不自在，仿佛这个酒店是第一次有诗人入住。而活动的地点是在澳门老城的旧法院，来自葡萄牙的诗人像是刚刚越过荒原，衣衫褴褛，风尘仆仆，拖着长腿躺在法院大理石台阶上，等着进去念诗。

四月，花朵在云南高原的天空下定时爆炸。写作的时候有点心烦意乱。两年前，来了一对猫，在对面那家无主房的台阶下面由于地基下陷而形成的裂缝里做了窝，生了小猫，成了我的邻居。搬来这个小区十年了，许多房子没有人住，大地绝不会任它空着，其他住户自动搬进去，阳光、雨水、苔藓、野草、壁虎……蜜蜂做巢，夜猫搭窝，松鼠也跑回来了，墙角自己长出一棵野樱桃树，大地当仁不让。写。

五月，开始用毛笔抄写《论语》。抄写是一种深阅读。《论语》从“学而”开始，学什么，从未交代，不言自明。只是讲如何学。与《圣经》一样，开头就是“神说”，凭什么，神是谁？不解释。

六月，写作。长篇散文《在密西西比河某处》。修改长诗《莫斯科札记》。

七月，前往理塘。朝拜了长青春柯尔寺。理塘有许多大石头，不是一个两个，漫山遍野，像是干掉的星子。看不见塑料袋。劳动很美，劳动在这里没有被歧视。草原上站着一匹难忘的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居完好，他生活在一个朴素的时代。

八月五日在香港参加了鲍勃·迪伦的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相当朴素，不是革命、煽情，迎合。相当朴素，大巧若拙，匠心独运，保守。可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世界美如斯，生命值得继续。算起来，现代音乐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吧，开始它是先锋派的惊世骇俗、亡国之音、乱雅的郑声，此刻它已经成为文明的又一黄钟大吕，仿佛回到了正道，从小径起义，终抵大道汤汤。二十世纪的飞沙走石中终于出现了金字塔。这场音乐会就像是伟大的谢幕。开始的时候群魔乱舞，张牙舞爪，想想从前的亨特利克斯、甲壳虫、伍迪斯托克……前卫、先锋意味文明的某种被陈词滥调遮蔽着的可能性被意识到了、可以敞开了。开始的时候是喜剧般的激情、反叛、解构、狂欢，最后却抵达日落。那个夜晚就是日落。鲍勃·迪伦全场几乎一动不动，站在一台钢琴后面，穿着平庸的西装，只是弹着、唱着，完全匿名于他的音乐。到时间他就走了，一头身着皱巴巴西装的灰色大象，抛下他的一万听众愣在那里，但在《重访61号公路》的时候，这位现代音乐的大师看上去就像正在掰玉米的猴子。摇滚音乐一向给人们手舞足蹈、性解放、大汗淋漓的印象，这场演出却仿佛是歌手的缺席，音乐自身成为黄金。一座金字塔已经完成。文明的一切可能性的结局其实是悲剧性的，落幕就是悲剧，如果有幕可落的话。曲终人散，留下的是某种物质性的东西。经典是一种物质。波普尔所谓的世界三，其基座就由这种物质组成。那个夜晚有某种物质性。巴赫是一种文物。巴赫肯定想不到鲍勃·迪伦。但是鲍勃·迪伦会想到巴赫，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再次加入到巴赫中去，成为一种物质。这是一切艺术的“条条大道通罗马”。蓬皮杜永远在觊觎着卢浮宫。

那个夜晚我想到，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先锋派（第三代诗歌、先锋派小说、新潮美术、前卫戏剧、纪录片）肇始于八十年代，到今天是否有了些重量，是否可以上秤了？或者依然是时代广场上的自我狂欢？富起来的终南捷径？获得尊重了么？是否形成陈寅恪所谓“最高抽象之境”？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寅恪指出的乃是中国现代文化之大道，如果只是游于艺，无道，无德，不仁，这只是一种手段。不幸的是，当代艺术给我留下的正是此种印象。

我怀疑秤还在吗，还有没有这种东西。

拿来主义已经盛行一百年，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文化最终丧失去了古典“抽象理想之境”，也没有获得一个现代性的“最高抽象之境”，虽然盛行观念艺术。现代艺术，最有效的还是黄宾虹。梅洛·庞蒂在讨论塞尚的时候说：“他不在‘感觉与‘智慧之间设置沟堑，却在被感受事物的自发秩序与人的秩序之间划出界限。我们感受事物，我们理解事物，我们与事物连接起来了，正是在‘自然这块地基上面我们构建了科学。这就是塞尚愿意描绘的真正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塞尚的绘画给人以自然之本源的印象，而同一地点的风景照片却暗示出人的劳动，他们的或舒适方便或紧迫繁忙的现实。塞尚从来没有想要‘像一个没头脑的人那样画画，而是想把智慧、思想、科学透视规律及传统观念与借助这些而可以理解的自然世界联系起来。”这不是仅仅“游于艺”。

最高抽象之境，意味着重建圭皋。这是当代文化的“天降大任”。

仓库不是空的了，甚至过剩，但是衡量的尺度不对，就是有黄钟大吕在也必被遮蔽。这是我对中国现代艺术的看法。需要淘金人，那种背着箩筐拿着小锄头在垃圾山上刨的人。可惜这个工作臭气冲天，愿意做的人不多。垃圾制造者倒是滔滔不绝。去住重庆大厦，在楼道里看见大老鼠奔过，电梯口贴着告示：本楼正在实施灭鼠计划。

九月，每天下午走去滇池边上，看看水清了些没，看上去比去年要好一点点。继续写。

十月，跟着藏族作家此称去他的家乡，到达的时候，默语里跳出天堂一词。但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搬到江边去。离开的时候，金沙江上游塌方堵塞，江水忽然不见了，露出黑暗的底，相当可怕。此称的母亲站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山。写作《塌方之地》。

十一月，基因编辑事件像一个行为艺术。继续写。

十二月，海鸥回到昆明，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白色的，不是柏拉图那种白。海鸥之白，每只都不一样，难以描述，“某某白”这种偏正词组没有这么多。也不想使用“黑色的海鸥”这个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