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体现的校雠工作

2019-01-20 15:21黎文丽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6期

黎文丽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陕西咸阳 712000）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记录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唐代已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早期主要刻印佛经、历书、杂书等民间用书，因此手工抄写仍然是图书生产的主要方式。书籍在复制和传播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错和讹误，故而对其内容的核对和校雠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校雠是书籍整理编订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勘定版本、校对文字、辨别真伪、考订谬误等，这和当今的编辑、校对工作类似。唐代设置有校书郎、正字等职官从事典籍文献的校雠工作。

一、唐诗中体现的校雠工作地点

唐诗中有很多含有“校书”“雠校”“校理”的诗歌标题和内容，体现了当时的书籍管理、校雠情况。如韩愈《送郑十校理得洛字》：“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李洞《和曹监春晴见寄》：“兰台架列排书目，顾渚香浮瀹茗花。”刘禹锡《送分司陈郎中只召直史馆重修三圣实录》：“常时载笔窥金匮，暇日登楼到石渠。”徐铉《奉和子龙大监与舍弟赠答之什》：“石渠东观两优贤。”这些诗中的天禄阁、兰台、石渠、东观都代指校雠工作地点。汉代建立了多个中央藏书机构，如兰台、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东观、鸿都宫、仁寿阁等。这些机构中设置了相应的职官，负责对文献进行整理、校勘、编目。其中尤以兰台令史、东观校书郎较为著名。唐诗中沿用汉代的称呼以指代唐代的藏书、校雠机构，读来令人熟悉亲切。

兰台，是汉代宫内藏书之处，设置有兰台令史，多以饱学之士雠校其中，如扬雄校书于天禄阁，马融校书于东观。兰台典藏十分丰富，也是史官修史之处。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曾改秘书省为兰台，705年又恢复为秘书省。秘书省是唐代文化事务管理机构，掌经籍图书，兼修国史。

秘书省是图书管理机构，也是政府藏书、校雠的场所，因此唐诗中的芸阁、芸台、芸省、秘省也是秘书省之别名。如孟浩然《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永怀芸阁友，寂寞滞扬云”是写给在秘书省任校书郎的诗人王昌龄的。许浑《寄袁校书》也有：“劳歌极西望，芸省有知音。”贾岛《送裴校书》写有：“拜官从秘省，署职在藩维。”

蓬山、蓬阁，指藏书之地，也是秘书省之别称。如武元衡《酬谈校书长安秋夜对月寄诸故旧》：“蓬山高价传新韵，槐市芳年挹盛名。”李频《江上送从兄群玉校书东游》：“逍遥蓬阁吏，才子复诗流。”蓬莱被誉为神山，传说仙府秘籍多藏于此。蓬莱池，亦曰太液池，是唐长安大明宫内一处以人工湖为中心的宫苑风景区，位于蓬莱殿之北、龙首原北坡平地的低洼处，池中有用石头垒成的蓬莱山。此蓬莱与传说中的蓬莱仙山遥相呼应，是以仙山比喻秘书省清要的地位。卢照邻《双槿树赋》写有：“日昨于著作局见诸著作，竞写《双槿树赋》。蓬莱山上，即对神仙；芸香阁前，仍观秘宝。”[1]743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省，设有校书郎、正字，因此以蓬莱代指藏书之地，在此可以饱览群书，以满足读书人的渴求。

唐诗中的芸阁吏、芸阁郎、芸香客代指校书郎、正字等官员。许浑《送韩校书》：“迹高芸阁吏，名散雪楼翁。”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周朴《喜贺拔先辈衡阳除正字》：“名自石渠书典籍，香从芸阁著衣衫。”这些诗歌都对其所从事的职业表达了赞赏之情。

校书郎、正字的工作地点大都在长安、洛阳京都的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等藏书库，这里秘藏了大量珍贵典籍和文献，工作之余可以遍览群书以增加学养，也方便向名士大儒请教学问。许多著名诗人都曾任校书郎，并从此升迁转任其他职务，如杨炯、张说、张九龄、钱起、李端、卢纶、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杜牧、丁公著、李绅、李翱、段成式、韦庄等。曾任过正字的诗人有王绩、陈子昂、李嘉祐、章孝标、徐夤、王希羽、曹松等。

二、唐诗中体现的校雠工作内容

为了提高政府藏书的质量，鉴定版本、编订校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校书郎、正字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校雠典籍、订正讹误、整理图书、外出搜访图书等。

唐代的帝王重视图书编校活动。大型图书的修纂编订工作，朝廷会组织当时的通学大儒和学者总领编校事务，校书郎、正字从事具体的整理、校雠工作。如武元衡《送许著作分司东都》有“署分刊竹简，书蠹护芸香”，诗中的竹简指的就是书籍。许棠《送刘校书游东鲁》有“内阁劳雠校，东邦忽纵游”，即指其职务内容是校雠书籍。唐代集贤院编校的书籍被称为御本，是给皇帝阅览的。集贤院，又名集贤殿书院，是皇宫中的图书典藏机构，由唐玄宗设立，兼有修撰、侍读的功能。常衮《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写有：“缥囊披锦绣，翠轴卷琼琚。墨润冰文茧，香销蠹字鱼。”描述了当时集贤院校书和藏书情况：锦绣织就书套，翠轴装饰书页，茧纸写成墨书，芸香防护文字。司空曙《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香卷青编内，铅分绿字中。缀签从太史，锵佩揖群公”，描写集贤院的工作情况，“青编”指书籍，“缀签”指给书籍分类标注，说明编校工作规范齐整、井井有条。

搜访图书、广求善本是图书编校整理的基础。唐太宗时期，图书搜访活动一直绵延不断。唐玄宗在对皇宫内所存典籍进行整理校订的同时，开元六年就开始全国性的图书搜访活动。储光羲《送沈校书吴中搜书》中有“秦阁多遗典，吴台访阙文”，描写了外出搜访图书的情况。此外，政府也会根据需要任命专门的图书使外出广搜图书，以补充和丰富官方的图书收藏。如卢纶《送耿拾遗湋充括图书使往江淮》诗中有：“传令收遗籍，诸儒喜饯君。孔家唯有地，禹穴但生云。”司空曙也写有《送李嘉祐正字括图书兼往扬州觐省》，可知李嘉祐曾奉命前往扬州等地区搜集图书。

唐代政府藏书有大量的副本以备不时之需，并实行完善的图书排架制度。“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2]政府编校的书籍校雠精良，通常选用较好的益州麻纸，笔墨皆为上乘材料，书写字体讲究，装帧典雅大方。王建《宫词一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收锁在玉函中。”[3]3440诗中说明集贤殿里的书籍按一定顺序编排，并有不同的收纳存放方法。至开元十九年（731），集贤院藏四库书总计八万九千卷。“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4]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的书籍大都是卷轴式装订，书袋上系有标签和说明。集贤院所藏经史子集各部图书外观设计很有特色，书库排架井然有序，书籍分门别类放置，同时以不同颜色的牙轴、缥带、牙签分别标注，使图书摆放清楚明了，查找方便。这种收藏管理方法也影响和应用到民间私人收藏。唐代名臣柳公绰喜藏书，家有藏书万余卷。而且每藏一书必有三副本：上者版本纸墨精良为镇库典藏本，次者为平常阅览之本，下者为家中少儿子弟学习之本。其子柳仲郢曾为校书郎，继承并发展了柳家藏书。晚唐时期的徐修矩拥有图书数万卷，颇受皮日休与陆龟蒙的推崇。皮日休《二游诗·徐诗》写道：“轴闲翠钿剥，签古红牙折。帙解带芸香，卷开和桂屑。”陆龟蒙和诗《奉和袭美二游诗·徐诗》有：“插架几万轴，森森若戈鋋。风吹签牌声，满室铿锵然。”诗中不仅描写藏书数量之多，而且卷轴林立、签牌整齐，有风拂过便芸香满室，丁零声响成一片。这说明唐代私人藏书不仅丰富，而且大多还非常重视版本和装帧。

三、唐诗中体现的校雠生活

唐代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用诗歌记述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经历。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所写的《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集贤雠校无闲日，落尽瑶花君不知。”形象地描写了在集贤殿工作的景象，庭院中落满了瑶花，而忙碌工作的人们竟然毫无知觉，一任美丽的花朵随风摇落。

唐诗中也常用一些典故来比喻校雠工作。

科斗，是古代篆字手写体的俗称，因以笔蘸墨书写起笔处粗、收笔处细，状如蝌蚪而得名。科斗后来即指古文经籍。如：“架中科斗万余卷，一字千回重照见。”（刘言史《放萤怨》）“科斗皆成字，无令错古文。”（岑参《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说明校书郎、正字的日常工作是校雠书籍，减少文字讹误。

铅椠，指石墨笔和木简。汉代扬雄任过校书，他曾携带铅椠四处走访采集资料，后以怀铅提椠指随身携带文具以备随时记录或写作。唐诗中多用怀铅、铅椠作为阅书校雠的典故。如：“芸阁怀铅暇，姑峰带雪晴。”（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芸香能护字，铅椠善呈书。”（杨巨源《酬令狐员外直夜书怀见寄》）“错简记铅椠，阅书移玉镇。”（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会诸文士东堂重校》）

铅黄，比喻校雠书籍。如：“晓随鹓鹭排金锁，静对铅黄校玉书。”（李远《赠弘文杜校书》）“鱼鲁非难识，铅黄自懒持。”（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古人常用铅粉和雌黄点校书籍，故有此说。

讨鱼鲁，也是校雠工作的别称。唐代名相李德裕曾经做过秘书省校书郎，王起当时也在集贤院校书，两人经常往来唱和。李德裕写了一首诗中有：“青编尽以汲冢来，科斗皆从鲁室至。”[3]5388王起在和诗中也写道：“忆昨谬官在乌府，喜君对门讨鱼鲁。”他们二人的诗歌描写了校书生活既辛苦，又充满了生活情趣。古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后来人们就以此形容书籍传抄中的文字讹误。手工抄书难免有错漏之处，于是“讨鱼鲁”也便成了纠错查漏的代名词，也给枯燥乏味的校雠工作增加些生趣。

唐德宗时期的秘书少监、集贤学士陈京长期在集贤院编校整理书籍。柳宗元所写的《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云：“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1]5980经历安史之乱后，唐代官修总目《群书四部录》及图书亡散大半，且篇籍错乱，陈京按照《群书四部录》的轮廓重新编辑艺文新志，撰成《贞元御府群书新录》。此外，还有史馆修撰蒋乂。蒋乂幼年时曾寄居外祖父家，其外祖父是著名史学家、藏书家吴兢，蒋乂得到了他的不少藏书。其父蒋明，亦为集贤殿学士。蒋乂聪明灵悟，年未弱冠即博通群书，而史才尤长。其父任集贤学士时，请求携蒋乂入院帮助整理被战乱破坏的典籍。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编次逾年，得二万余卷。后来蒋乂长期在朝廷任职，任史官达二十年。蒋乂也成为唐代著名的藏书家，累积图书一万五千卷。

唐代宫廷内藏有大量珍贵典籍和文献资料，使很多文士都希望在秘书省任职以便阅览藏书，如李邕、韦述、段成式等人即是如此。开元五年（717）十二月，马怀素见图书散落无序，上书提请召集宿学巨儒就校谬缺。唐玄宗拜马怀素为秘书监，负责秘书省图书校勘编次工作。韦述等二十六人参与详校图书，并因此得观秘阁藏书。韦述在工作之余悄悄抄写自己喜欢的书籍内容，再偷偷藏在衣服里带出秘书省。这些从宫廷传抄的文献资料经过整理校雠，就可以充实私人家藏书库。开元二十八（740）年五月，萧颖士以《赠韦司业书》向韦述提出请求：“尝愿得秘书省一官，登蓬莱，阅典籍，冀三四年内，绝笔之秋，使孟浪之谈，一朝见信。宁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命非一途，岂必系心翰墨，为将来不朽之事也?”[1]1449最晚在天宝元年之前，萧颖士果为秘书省正字，并负责外出搜书。

四、唐诗中的校雠意象

诗人们在创作中常常将一些和校书有关的意象写入诗歌，使唐诗的内容更为丰富，表达的内涵更为深广。

芸香。唐代宫廷内藏书众多，为了避免书籍被虫蚀，往往采用芸香来保护典籍，因此校书地点又称为芸台、芸阁、芸署。如：“马疑金马门前马，香认芸香阁上香。”（周朴《赠李裕先辈》）“正字芸香阁，幽人竹素园。”（孟浩然《寄赵正字》）芸香，是一种草本植物和名贵药材，有特殊的香气，书籍中放芸香草可防止虫咬啮噬，因此它也成为典籍藏所的代名词。中国古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宁波天一阁，就采用芸香作为防虫蛀的措施，使大量珍贵历史典籍得以保存完好。芸香草的香味也被称为“书香”。

青编。唐诗中有：“青编为我忽降书，暮雨虹霓一千尺。”（陈陶《杂歌谣辞》）“青编书白雀，黄纸降苍龙。”（令狐楚《南宫夜直宿见李给事封题其所下制敕知奏直…以诗寄》）青编，即青丝简编，借指史籍，此处比喻宫廷内藏书久远而珍秘。

落星石。白居易《韦七自太子宾客再除秘书监，以长句贺而饯之》：“落星石上苍苔古，画鹤厅前白露寒。”对秘书省的一些景象进行了描述。当时人们把秘书省内落星石、贺知章草书、薛稷画鹤、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因此，这四绝便经常出现在诗中，落星石、贺草等意象也常指代秘书省。

邺架。邺架即指丰富的藏书。唐代学者李泌家中藏书三万余卷，经部用红色牙签，史部用绿色牙签，子部用青色牙签，集部用白色牙签。所有藏书均加盖了“邺侯图书刻章”印章。因李泌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或“邺侯架”。李泌精心收藏书籍得到很多人赞赏，著名文学家韩愈仰慕他藏书之富，曾作《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可见藏书的繁富与精美。

缥红。缥红指青、白、淡红色，也有说是纸名，写入诗中比喻纸张质地良好，色彩鲜亮。李峤《纸》“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舒卷随幽显，廉方合轨仪”，用诗句形容纸张如鲜艳华美的丝织品一样光滑亮丽，而且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唐代采用的造纸原料有麻、藤、楮、桑皮、竹、麦秆、稻草等。由于原料和制法不同，造出了名目繁多的纸张，如安徽宣州府出产的宣纸很有名，即使存放很久仍可保持白如玉的光彩。唐代宫廷用纸更为讲究，如《艺文类聚》卷五八引《诸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纸、麻纸、敕纸、法纸各一百。”唐玄宗曾赐给李白的“金花笺”，是一种描绘有金花的书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也有：“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贞元十四年（798），崔仁亮于东都购买《研神记》一卷，书缝处留有上官昭容的名字。吕温闻听此事感叹而有此作。诗中描写用水晶编成的书套来装书，用云母捣成纸而书写，以此形容上官婉儿藏书所用纸张的名贵，以及藏书装帧的华美。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