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燕地与燕侯—从首都博物馆藏克盉克罍说起

□ 王丹青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和《燕召公世家》中明确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封召公于燕。然而，“关于燕国始封地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汉书·地理志》认为在蓟（今天北京市）；唐代《括地志》则把它定在现在的北京密云或河北蓟县；到了宋代《太平寰宇记·易州》又有河北涞水召亭的说法。”①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未有定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发现了与燕国有关的众多文物，其中M253墓出土堇鼎是北京地区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学者据此判断琉璃河董家林地区是西周初年燕国都城所在，将北京建都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而上世纪80年代克盉、克罍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召公封燕，令长子就封的史实，其铭文可与堇鼎铭文相互考据，初步确定了首代燕侯，史学研究意义重大。

北京琉璃河西周大墓发掘的丰富考古成果，尤其是出土的带有长篇铭文的克盉、克罍两件国宝，为我们描绘出早期燕国的生动形象，为了解西周初年燕国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商周遗址考古发现之一。

图1 克盉 首都博物馆藏

图2 克罍 首都博物馆藏

一、克盉克罍简介

北京琉璃河西周大墓M1193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村，是一座有着四条“墓道”的大墓，墓道分别位于墓室四角，分为西北、东北、西南、东南方向，这一形式的墓葬属于该地区首次发现。1986年发掘该墓时，“出土各种遗物共200余件。按其质地可分为铜、玉、骨、角、蚌、漆等器类，包括礼器、工具、兵器、马器、漆器、货贝、装饰品等。”②椁室东南部出土的铜盉和铜罍各铸有43字长篇铭文，在这一地区同时代考古发掘中属于首次发现。铭文中记载了周初分封燕国的有关史实，被学者称为自琉璃河遗址发掘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出土的铜盉与铜罍铭文内容相同，记载了周王褒奖太保并“令克侯于燕”，克于是治理燕地平定叛乱，“用作宝尊彝”的事迹。二器为克所作，故学界通称之为克盉、克罍。

其中，克盉高27、长25.7、宽16、口径14.4厘米（图1）。盉是古代盛水或盛酒的器物，用以温酒或调和酒的浓淡，一般前有长流，后有鋬和盖。此件出土盉器上有圆形顶盖，盖上有一半环型钮，盖沿处亦有一小半环状钮与鋬以链相连，侈口、方唇、直颈，管状流，兽首形鋬，鼓腹，略分裆，裆底近平，下接四个圆柱形足。盉盖和颈部装饰四组对称的以云雷纹为底的凤鸟形纹，盖顶部钮上饰有一对凸出的双目和兽角组成的兽面纹，流上为山形云纹，鋬做兽首状，有目与角。铭文位于盉盖内侧及器沿内侧，两处铭文内容相同。克罍通高33、耳间距27.2、口径14.2、底径14.2、腹径21.7厘米（图2）。罍在古代亦为酒器，流行于商到西周。此罍弇口、平沿、方唇、短颈、圆肩，有半圆形顶盖，盖上有一凸出圆形捉手，肩部两侧有兽首状耳，耳上各有圆形衔环，腹部下收，有一兽首形鼻，圈足外撇。器物颈部有两圈外凸弦纹，罍盖与肩部各装饰涡纹4个及6个，腹部有一圈内凹弦纹。铭文位于盖内与器口沿内部，两处铭文内容一致。

图3 盉 灵台白草坡出土

由造型及纹饰的风格特点可判断两器具有周初器物基本特征，应为西周成、康时期铸造的器物。该墓发掘简报中提到：“从两件铜礼器看，罍为小口，短颈，圆肩，圈足较矮，以弦纹、圆涡纹为装饰；盉体圆鼓，分裆不甚明显以及鸟纹的长尾不分段等特点，这都是周初器的特征。后者比灵台白草坡1号墓所出的盉还要早一些。”③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墓发掘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出土的盉与克盉器形相似，纹饰风格接近，属于同一时代器物，盉的年代是为康王时期（图3）。结合克盉、克罍铭文内容与史料记载，召公受封燕地不会早于武王，至迟不晚于康王，器物纹饰风格与铭文时间是吻合的。

二、两器铭文内容探析

1.铭文释读

克盉、克罍两器所铸铭文文字内容完全相同，都是43字，位置均位于器物盖内及口沿内侧（图4、图5）。自考古报告发表以来，对这段铭文的解读，包括著名学者李学勤、赵光贤、杜松、张亚初、殷玮璋等在内的学界众说纷纭，近年来除对铭文中个别文字的识别训诂仍存有疑点，整体上渐趋统一。学界主流观点一般释读为：

王曰：“太保，惟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事羌、马、、微、、驭。”克匽，入土眔，用作宝尊彝。

铭文记载，周王为表彰召公的功绩，封其元子克为燕侯，管理燕地的六支部族（即授民授土），燕侯制作了克盉、克罍来纪念这一事件。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召公封燕，以元子就封等史实。

克盉、克罍铭文中记述的召公封燕之事是继太公封齐、周公子伯禽封鲁后第三位重要人物的分封。《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周公因为成王年少，建国之初政局不稳而留在宗周摄政当国，派长子伯禽就封于鲁的经过。“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诗经·鲁颂·宫》中，也有关于成王封周公长子于鲁的记载：“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周公长子伯禽代封于鲁是史书明确记载的，随着近年考古发掘和出土青铜器等证据也证实了《史记》与《诗经》中的记载。而《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关于召公的记载相对较少，封燕一事也只用一句“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带过。《鲁周公世家》中有关伯禽、太公受封后报政于周公的记载，未提及召公受封燕地后报政之事，这对于同时受封的三公来说，未免有些不合常理。有后人据此推测召公虽受封燕但并未就封，实际上是长子到燕为首代燕侯。

克盉、克罍的出土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史书的记载和后人推断的正确性，确定了第一代燕侯为“克”，周王为褒奖召公而分封其长子为燕侯，特做克盉、克罍两器以纪念这次册封。“令克侯于匽（燕）”，这是周王对召公的授土，“事羌、马、、微、、驭”，这是对召公或克的授民。“克匽，入土眔”，是克来到燕地并统治管理这一地区的表现。

在克器出土前，学者普遍认为1974年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堇鼎铭文中记载的燕侯是周初燕国第一代燕侯，这位燕侯曾派官员“堇”到宗周给太保敬送食物，堇受到太保赐贝，于是做了大子癸煮菜用的宝鼎以纪念这次朝见活动（图6）。克盉、克罍的年代明显早于堇鼎，故而现在一般认为克是第一代燕侯，堇鼎中所记燕侯为克的继任者。同时明确了召公封燕其长子就封的史实，填补了史书中对于燕惠侯上九世无记载的空白，对探索西周前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2.授土与授民

图4 克盉铭文所在部位及铭文拓片

燕为北疆，远离西周政治中心，位置偏僻，王子禄父曾北奔至这一带，箕子奔朝鲜时也经过燕地，亦有不少原商遗民逃难至此。武王伐商后天下初定，周朝急需在北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封国来稳定北方局势，开拓疆土拱卫宗周。司马迁曾评价“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耶！”④可见燕地虽偏远，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战略意义仍不可小觑。《左传·定公四年》点明了周初分封的目的是为安定边疆部族，管理役使宗周四方的殷商遗民，稳定中央统治。“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召公封燕、太公封齐、周公封鲁都出于这一目的。

据《汉书》记载，西汉晚期之广阳国乃召公封燕之地。“广阳国，高帝燕国，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莽曰广有。户二万七百四十，口七万六百五十八。县四：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莽曰伐戎。方城，广阳，阴乡。”“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和出土的克盉、克罍铭文确定了燕国建国地点与诸侯墓地位置，验证了《汉书》所记：燕国遗址位于西汉之广阳国境内，广阳国疆域规模远大于西周初年的燕国。

处于北疆的燕国，地理位置决定了此地从召公封燕始便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燕国是西周的北方屏障，在此建立一个强大的燕国能够起到以藩屏周的作用。“在这里不仅可以监视北方诸族的动向，而且还与齐、鲁、卫等国处于倚角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维护东土的安宁与北方的稳定方面是有特定作用的。”⑤铭文中提到的羌、马、、微、、驭六个方邦属于商晚期的外服诸侯，名义上臣服于商王统治，实际与商关系并不紧密，也曾协助武王伐纣。“这些国族在周人灭商前后，都已经臣服于周，有的还是周人灭商时的同盟者。但它们对周人是否忠诚，周人也未必放心。它们的政治背向，对有周政权的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对它们进行管辖，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它们和商人的旧族或东土诸侯一起反叛，对周初的政局就尤其严重了，所以，周王封太保为燕侯，主要地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⑥

根据沈长云的说法，周代有两种形式的分封制度，一种是武王灭商之际的“褒封”，一种是正式授民授土性质的封建分封。“当武王克商之际，大多数夏商旧国慑于周的威势，自要前来表示归服，周室乐得给他们一个王朝封爵的名义，便坐享了天下共主的位置。像这样的‘封国’在武王克商时拥现一大批，是毫不足怪的。第二种分封则是真正实行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分封对象是周室的亲戚子弟，其办法是对那些不服从周人统治的土邦，用武力压服之，残灭之，然后将其土地人民分割，分别授予周室子弟亲戚，成立一种新的共同体。这新的共同体虽或沿用被征服地原有之国号但早已换了实际内容。建立这样的封国洵非易事，昔日崔东壁说，周‘灭一国始封一国’，即是说这类封建是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之上的。燕国的分封就是属于这第二种封建。”⑦周王将这六支方邦划分给燕侯，确立了周宗室对其的绝对领导地位，扩充了燕国实力，提供了开垦北疆的劳动力，也成为这一地区抵抗戎狄入侵的战斗力量。

图5 克罍铭文所在部位及铭文拓片

关于这六个方邦的地理位置，多数学者认为在今山西省境内。其中的“微”氏一族因铸有著名的青铜器墙盘并铭文其上而让今人熟知。同样出土于琉璃河遗址复尊上的铭文，也可证实克盉、克罍中提到的“微”在燕地服务燕侯的史实。“微国族早先亦居住在今山西境内的长治东北，后投奔周人移居周原。根据北京琉璃河黄土坡墓地出有复尊一器，其铭文称‘用作父乙宝尊彝’，与微氏家族中作册称其父为‘父乙’相同”。⑧

三、围绕墓主人身份的疑问

由于出土两件克器的M1193墓曾遭严重盗掘，除这两件带有长篇铭文铜器外，还有一件“成周”铭戈及少量“燕侯舞易”铜泡上记有铭文，除此之外未有其他留下墓主姓名信息的文物被发现，使得这座拥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墓主问题悬而未决。专家至今对此墓墓主意见不一，有召公之墓说、燕侯克墓说、召伯父辛墓说等等，无论哪方观点都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一问题尚待更多出土资料解决。

关于M1193是否为国君墓地的观点，有多位学者凭借墓葬的四条“墓道”认定这是燕国国君级别墓葬，同时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一推论。众所周知这是一座带有四条放射状墓道的墓葬，但不同于已发现有四条墓道的王墓为形，M1193的“墓道”位于墓室四角呈放射状，平面呈 形，与传统意义上的商王或周王之墓差距甚大。就墓葬规模来说，“墓室口长7.68、宽5.25～5.45米，加上墓道总面积不过55平方米左右，其规模不仅远小于商周时期其它四墓道大墓，而且连同时期的某些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也不如……在1193号墓所在的墓地里，就有‘个别较大的墓有南北两个墓道，总长达30米’，其规模就比这座所谓的四墓道墓葬还要大。”⑨赵福生曾参加墓葬发掘工作，他认为这四条“墓道”发掘时宽度均在0.5米左右，深度远未到达墓室底部，有可能是棺椁下葬时牵引绳子的拖拽痕迹，与已发现的其它西周墓道有很大区别。

笔者认为，M1193不同于商周之际王陵规模，四条“墓道”也不能视为“天子之隧”的证据。且周初礼制森严，诸侯之墓绝不容许有逾越天子的用制，就算M1193是燕侯之墓，也不会出现形的天子之墓，应是“甲”字或“中”字形之制。对这座墓葬主人的探讨，学界仍然存疑。

四、小结

北京琉璃河西周遗址发掘及克盉、克罍的出土，无疑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件克器的铭文对研究早期燕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它既验证了《史记》相关记述的真实性，也填补了史书中诸多空白。首先，克盉、克罍的铭文确定了召公封燕的史实，验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封燕，元子就封的有关记载；揭示了燕国第一代国君确切名字为“克”，为确定早期燕国世系提供了线索；为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其它带有“燕侯”铭文的器物排序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研究历史上著名人物召公的世系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其次，它为了解燕国早期民族构成与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直接依据，燕侯直接管理的六支部族可追溯其在周初东迁北移过程，反映了周王“以藩屏周”的分封思想。克盉、克罍两器连同整个琉璃河西周遗址的发掘，确定了燕国分封的具体位置，明确了这一遗址是周初燕国诸侯墓葬性质，将北京建都年代推进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大大促进了北京地区建都史的研究。相信凭借考古科技的进步与更多实物资料的出土，史书中缺失的早期燕国面貌会更加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图6 堇鼎 首都博物馆藏

注释：

①于力凡《燕国重器—馆藏琉璃河遗址出土堇鼎》，《文物天地》2016年第8期。

②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④《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89年。

⑤⑥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⑦⑧沈长云《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侯”的周初青铜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

⑨孙华《匽侯克器铭文浅见—兼谈召公建燕及其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