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杂想

有一桩让人五味杂陈的有关效率的往事。

1972年2月23日北京迎来了一场大雪。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将睡在集体宿舍的青年车工王大生从梦中敲醒。“政治任务”！一人一把平板铁锹，除雪铲冰，将他所在的北京第二量具刃具厂门前的京昌公路，在天亮前清除干净。本应寂静的时刻，沙河镇却是人头攒动灯火长明。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晚上与他们并肩奋战冰雪的，多达80万军民。次日清晨，一列车队从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在长达60多公里无冰无雪的公路上，直奔定陵和八达岭长城。坐在车上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

这样的效率，让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尼克松不由得感叹，这是比人类登上月球，更让他感到震撼的事情。

围绕效率真有不少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事情。

光緒年间故宫内南书房廊下一直摆着一排酿制大酱的大缸，那是太监们赚外快的营生，几乎常年散发着酿造产生的臭味。外国使节面见皇上时一般都安排在南书房等候，由于难于忍受异味，他们每每一入南书房就捂着鼻子。陪同的中方外交人员向上级反映，要求将酱缸搬离。如此小事一桩，十多年竟没办成。原因居然是酿制大酱的太监都是西太后的红人，官员们都惧怕这些太监在老佛爷面前说自己的坏话，故不敢得罪。于是便一拖再拖无人出面协调。一位使节预言：如此办事效率，清朝必亡！你瞧，效率竟然涉及政治腐败。

效率关乎人类生活的演进。比如轮子和风帆就帮助人类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一般说来一匹马可以驮重90公斤，而一匹马可以拉动装载1800公斤重物的马车，效率提高了20倍。如果让一匹马拉纤，它可以使装载27000公斤货物的货船行于水上，效率提高了300倍。人们不难发现，古代交通必以水运为主。城市，一般都形成于水系附近。《国富论》中说，一条装载200吨货物往返于伦敦和利斯的货船需要6至8人。相同的运输量，如果换成陆路则需要100人，400匹马和50辆四轮马车。可见水运的效率要高出许多。

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都依赖技术的进步与成熟。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的家居生活很少有家具出现。

北京到广州铁路运行里程是2313公里，当年直达快车需要38.5小时，而今高铁使这段旅程的完成缩短到八、九个小时。微信等视频功能让全球范围内的人可以即时面对面沟通，如同在同一个空间。见面与距离无关，而且几乎无需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效率提高的受益者。

17世纪前，中国出口欧洲的产品除茶叶瓷器外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土布。中国土布一般15寸宽，一个人两天可以织一尺。工业革命到来，纺织机的出现使中国土布不能再出口，而且物美价廉量大的洋布迅速涌进中国。维系上千万人生存的织布生计，几乎戛然而止。

京汉铁路开通之际，靠大运河漕运生活的船家，怨气横生。

据说上海公交电车通车后，成百上千的黄包车夫，上街抗议示威。

美国总统里根曾经说，当初电话机装上拨号盘由通话者自己拨号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所有女接线生会从此失业。

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量。在我家附近有六栋居民楼，是北京铁路局的职工宿舍，建于五十年代末。名曰“新六栋”。每栋楼的门楣上都有水泥刻下的建筑时间记录：五天建成，这是什么效率！而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建筑周期居然只有十个月，而建筑总面积高达17.18万平方米。

物质生产层面，效率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而在管理层面，效率同样作用突出。特区大建设时期，深圳人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1984年已经是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花了很大精力抓效率。在县委会上，他说：“说短话开短会发短文件，能当机立断的事儿，就不要推诿扯皮；能三四个人议的事就不要找一帮人来作陪；半小时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开一小时的会；能到基层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把人从基层叫到上面来；属于本人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找上级领导表态；能上午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拖到下午解决；能当天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拖到第二天解决。”

2019年已经到来，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越来越近。务实、高效，应该是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应有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