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主粮的分区域布局与供给曲线分析

倪国华，周昊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一、问题的提出

合理的粮食生产布局是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保障。上世纪末我国开始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必须承担粮食自求平衡的责任，同时中央通过宏观调控，协调产区和销区，帮助各省达到地区粮食供求平衡[1]。这项政策对促进粮食生产、保持粮食的供求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粮食省长负责制也存在诸多问题，它抑制了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发挥，阻碍了粮食流通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逐渐演变为粮食生产的区域强制分工以及主产区与主销区的不同地区经济格局[2]。现如今，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各地区人口的频繁流动，粮食消费在品种和结构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与现有的粮食布局结构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在市场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该通过何种方式合理布局粮食生产，协调政府与农户的生产行为，实现粮食总体供需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农产品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3]。许多学者[4-6]基于对粮食生产布局的演变过程所做的研究结果——粮食作物生产格局逐渐呈现出的区域集中化趋势——也印证了这一农业发展的特点。但从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应该实施何种政策措施推进这一进程的发展？学界对该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于通过对不同地区省份不同作物比较优势的测算来为政策提供指导意见。徐志刚等[7]利用国内资源成本法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对中国主要粮食产品生产区域比较优势进行测定和差异分析；钟甫宁等[8]同样利用该方法，以农民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以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决策变量，模拟了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如何通过调整播种面积在不同作物生产上的分配来调整生产结构。胡艳君等[9]运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对山西省的主要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较优势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种植业结构调整提出了对策建议。汪希成[10]运用区位熵指数和相对增长速度指标对我国各省区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生产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测算，并提出确保粮食供需平衡的关键在于粮食流通体系的建设。

虽然基于比较优势的测算为各省份地区提供了政策指导的意义，但测算比较优势的方法并不能就具体政策的实施提供帮助。农业政策内容繁多，范围极广，从全国而言，怎样施行以及何种政策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布局区域专业化，仍有待研究。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以补贴政策为例，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农户行为模型，并将该政策纳入到模型中分析其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2014年全国各省份农户种植成本数据的对比分析探讨结合政府补贴的手段实现三大主粮作物分区域布局结构的具体实施方法，即如何通过补贴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以促进粮食生产分区域布局的实现。

文章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基于小农户的背景建立补贴与种植成本的一个简单模型，第三部分对各省农户种植三大主粮成本数据作分析对比，并基于模型探讨通过调整补贴推动实现分区域布局的具体方法，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建构

(一)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小农选择——一个简单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小农户”，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而清晰的界定。本研究对小农户的定义是指在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在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具有自给性与市场性双重属性的小块土地经营者，按照WorldBank(2003)2公顷(即30亩)以下土地的定义标准[11]。虽然学术界和官方对于小农户都没有清晰的定义，但中国农业部农办经[2013]6号文件对于小农户所对应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概念做了定义，将50亩的种植规模作为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的标准，因此本文将50亩规模以下的农户称为小农户。

实际上，本研究在模型分析过程中，无需区分小农户、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因为三类主体均满足如下特征：生产主体分散、小规模经营，难以采用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科学的生产技术[12]。农户还存在议价能力弱，交易成本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资金分配低效、利益分配不均衡等市场失灵现象也经常发生。

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农户的生产决策更符合马尔科夫决策的特征，即当前的决策取决于农户目前的禀赋条件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判断。农业生产需要先投入土地、人力、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经过一定周期的生长才能收获。基于农业跨期生产的特点，假设农户在t期投入一定的生产要素，预期在t+1期可以获得产量Ht。

然而，由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气候、人为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使得t+1期的实际产量往往不是Ht。为把不确定性因素之影响纳入模型中，本研究将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定义为一个随机变量εt+i，再考虑到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之后，农户(生产者)的实际产量为Htεt+i。

在上述背景下，理性农户的生产决策是会根据前一期(t-1期)粮食产量对粮食市场的影响来决定当期(t期)生产多少粮食。理性小农户会通过最大化自身的预期收益来对自身生产粮食产量多少进行选择。农户预期利润：

π=βEt(Pt+1)Htεt+1+ζtHt-Ψ(Ht)

(1)

其中，β为t+1期的收入折算到t期的贴现因子，Et(Pt+1)是t期时农户对于下一期即t+1期的价格预期，Ψ(Ht)是农户计划生产产量为Htεt+i时所付出的总成本，εt+i是随机变量。ζt表示单位产量政府补贴或税收，从数值上看，如果ζt>0即为传统意义上的补贴，如果ζt<0则意味着政府按产量征税，如果ζt=0则意味着既无税收也无补贴。

一般情况下，农户在进行t期的生产投资之时，政府的补贴政策已经确定，即：在生产过程中，ζt被设定为外生变量。上述农户的利润方程对Ht求一阶导数，则可得到农户达到最大利润的约束条件：

βEt(Pt+1εt+1)+ζt=Ψ′(Ht)

(2)

其中Ψ′(Ht)是农户生产的边际成本，从构成上看，我国农户生产的成本结构与欧美具有显著的差别。二战后，农业机械化在美国得到了推广，因此人力成本在总成本(折算到单位产量上，则表现为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中的比重已经很低，而我国受复杂的历史演进条件之约束，小农户背景下人力成本的比重很难降下来。在人力成本比重下降困难的情况下，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工资不断提高，农户生产的边际成本(与总成本和边际成本同方向变化)将会随工业化进程不断提高。

根据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路径经验，为确保粮食的总量供给，对农户按生产成本补贴是必然选择。实际上，不但日本在二战后采用了按生产成本补贴的基本制度，即使是具有超强农业禀赋的美国也在基本以生产成本为参考基准对农户进行商品信贷补贴、直接补贴、农作物保险补贴。因此，对农业补贴本身并不存在争议，问题是如何进行补贴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二)政府补贴的两种角度——补贴方式的探讨

借鉴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规律，尤其是日、韩等东亚小农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过程中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经验，按种植成本补贴成为粮食补贴的主要执行依据。然而，在中国这种复杂的粮食种植结构背景下，按种植成本补贴如何操作？究竟该按照边际成本补贴还是按照平均成本进行补贴？在上文建立的模型基础上，下文将从模型的均衡条件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求解。

1.按平均成本补贴种植者

作为理性决策者，农户种植粮食的决策依据已通过上文所示的农户预期利润方程(1)清晰表达，其核心判别式是农户的预期利润不小于零，即：

π=βEt(Pt+1)Htεt+1+ζtHt-Ψ(Ht)≥0

整理后，得到为确保农户种植粮食，政府的种粮补贴需要满足的判别式：

(3)

其中，Ψ(Ht)/Ht表示种植者的平均种植成本，而βE(Pt+1)εt+1表示考虑了气候等不确定性因素后农户对下一期价格预期在当期的折现值。简言之，种植粮食的单位补贴必须能够弥补单位平均成本与农户的预期价格折现之间的差值。如果将全国的种植者看成一个统一的利益决策主体，(3)式就是整个农户总体的微观决策基础。

2.补贴的均衡——通过按边际成本补贴调控农户的种植总量

实际上，上文的农户预期利润表达式π=βE(Pt+1)Htεt+1+ζt-Ψ(Ht)是把所有农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在中国，现实的问题是农户是分散的，种粮的主体是小农户，每家每户的种植成本都不一样，反映在模型中即每500 g粮食的边际成本Ψ′(Ht)是不同的，而要实现分散农户利益的最大化，则需要对上式求一阶条件，整理得到政府补贴的最优决策函数：

ζt=Ψ′(Ht)-βEt(Pt+1εt+1)

(4)

这个表达式给出了政府确定农业补贴的决策依据，即：目标产量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与下一期预计价格折现值的差值就是政府的最优补贴值。实际上这个表达式，给出了种粮的单位补贴与当期计划产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现实中，政府对于种植者种粮补贴的数额决定了农户的计划种植规模。

换句话说，在农户种植成本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要保证粮食安全的目标产量H0的实现，必须确保种粮补贴不能小于目标产量H0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与下一期预计价格折现值的差值，即ζmin≥Ψ′(H0)-βEt(Pt+1εt+1)，这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根本政策支撑，也是粮食补贴的下线。当然，要明确这个下限值ζmin，需要首先明确粮食安全的目标产量H0，也要明确目标产量的边际成本Ψ′(H0)，因为小农背景下不同种植者的成本差异很大，不同目标产量的边际成本并不一样。

实际上，如果种粮补贴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产量执行，并非作为一般性的收入补贴，在目标产量H0确定以后，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补贴本身应该恰好等于目标产量H0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与下一期预计价格折现值的差值，即满足：

ζB=Ψ′(H0)-βEt(Pt+1εt+1)

(5)

式(5)的等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种植者得到的种植补贴如果大于目标产量H0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与下一期预计价格折现值的差值，这意味着：ζB>Ψ(H0)-βEt(Pt+1εt+1)，在此情况下，理性的种植者会增加产量，或者有更多边际成本大于Ψ′(H0)的农户加入到种植者的行列中，这会使得新的预期产量大于目标产量H0，进而出现粮食过度供给的情况，不仅会造成补贴的负担沉重，也会出现大量的资源误配，造成整体的福利损失。相反，如果种粮补贴小于目标产量H0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与下一期预计价格折现值的差值，严格按照产量补贴农户时，对于不同种植成本的农户来说利润值将不同，在缺少补贴的支持下，边际成本较高的种植农户有可能继而退出农业生产。

综上，本研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探讨了政府对农户的补贴行为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补贴最优解，公式(5)建立了农业补贴与农户种植行为的进入退出机制，借由此机制通过政府补贴的方法近似调节农户的生产行为。下文将主要利用农户成本数据构建农户的“边际成本”，结合所建立的补贴与边际成本函数关系分析在中国现有的小农生产环境下如何通过调整补贴的方法引导农户以达到粮食生产分区域布局的效果。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只关注各省份玉米、小麦、稻谷这三大主粮的成本收益数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主要根据各省不同作物品种的种植规模大小来确定是否统计该省份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种植规模较小的省份未列入统计范围，因此本文分析的数据中所包含的省份共有二十个。

研究表明，粮食产量的增长本质上是单产提升和播种面积扩大共同作用的结果[13-14]，粮食单产的提升主要与农业技术相关，例如农民可以通过施用化肥、喷洒农药来提升亩产，本文考察在农业技术不会有跨越式提高的前提下，认为粮食产量主要受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各省作物播种面积表示各省三大主粮作物产量。以各省主粮作物播种面积累加表示该种作物全国总产量。

将各省种植三种主粮作物的亩均总成本由低到高排序，并将其作为横坐标各省作物播种面积的累加原则，作以亩均总成本排序的各省主粮成本分布图。从全国范围看，横坐标表示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各省份的亩均总成本成为该种作物国家意义上农户种植的“边际成本”，即该作物的供给曲线。边际成本下供给曲线的构建将与上文中补贴成本模型结合来分析粮食生产的分区域布局的具体实施方案。

(一)玉米

我国各省玉米种植亩均总成本数据如图1所示。2014年全国种植玉米土地面积共计约5.4亿亩，统计的20个省份的数据中，安徽省与黑龙江省种植玉米的亩均总成本最低，最高的甘肃省达到了1844.35元/亩，是安徽省的两倍多。云南、贵州、甘肃、重庆四个省份农户种植玉米的成本均在每亩1200元以上，高于全国其他省份的种植成本，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总成本为1063.89元/亩，地区差异形成鲜明对比。

玉米的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近几年玉米产量与国家玉米收储量逐年上升，玉米供给已远超需求。超额的玉米供给和玉米库存使国家财政面临巨大的挑战。为缓解玉米供需难题，降低粮食高库存的成本压力，在保证玉米基本需求(目标产量)的同时，可以适当调减全国范围内的玉米播种面积。从宏观层面上来说，退出一些省份(图中云南、甘肃等)的补贴，能够自发引导这些地区部分高成本农户退出玉米生产，从而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发挥玉米种植低成本地区的比较优势。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供给曲线是根据各省的平均值而来，由于各省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本文的结论是按平均成本看，有的省倾向于退出，但并不是该省份全部退出，只具有理论上的宏观指导意义，下文分析小麦和稻谷时相同。

图1 以亩均总成本排序的全国玉米供给曲线图

(二)小麦

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小麦种植成本在不同地区间相差很大，各省种植小麦的经济成本并不相同。图2为我国各省份农户种植小麦的亩均总成本数据。2014年，全国种植小麦土地面积共计约3.5亿亩，经计算小麦种植平均总成本为965.13元/亩。统计的15个省份里，黑龙江与湖北种植小麦的亩均总成本最低，甘肃种植小麦亩均总成本最高，是黑龙江与湖北等地两倍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总成本203.27元/亩。

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我国各地区农户种植小麦成本收益差别显著。近年来国内小麦产量连年增长，小麦的总供给量刚性增加，全国小麦供需紧张平衡，供大于求的形势逐渐凸显。维持合理的小麦种植面积，进而稳定全国小麦产量，有助于缓解现存小麦供求压力，进一步消化国家库存。在考虑小麦实际需求量的前提下，根据理论分析，确定小麦目标产量，由图2中全国小麦供给曲线(亩均总成本线)可确定政府补贴的实施区域，对于不同省份的小麦种植农户实施差异化补贴，可以引导农户的小麦生产行为，发挥地区间比较优势。

(三)稻谷

1.籼稻

我国各省籼稻种植亩均总成本数据如图3所示。所统计的9个省份中，早籼稻种植亩均总成本最低的省份是湖南和江西，分别为每亩959.08元和987.87元，其余省份均超过了每亩1000元。其中最高的福建省为每亩1373.96元。总体而言，全国平均总成本为每亩1078.27元。晚籼稻的全国每亩平均种植成本为1102.53元，成本最低的省份为海南省(975.77元/亩)，其余省份都超过了1000元；最高的省份依然是福建省，达到了每亩1371.77元。

2.粳米稻

图4显示全国13个省份农户种植粳米稻的亩均总成本数据。2014年全国种植粳米稻土地面积共计约2.1亿亩，全国平均水平的总成本为1334.29元/亩。湖北(1038.25元/亩)种植粳米稻亩均总成本最低，云南(1863.12元/亩)最高，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28.83元/亩。地区差异形成鲜明对比。

图2 以亩均总成本排序的全国小麦供给曲线图

图3 以早籼稻总成本排序的全国籼稻供给曲线图

三类稻谷供给曲线如图3、图4所示，经由对三种稻谷作物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观察到，我国农户种植稻谷大致状况为高成本低收益，地区差异凸显。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我国稻谷连续10多年产大于需，每年国内年度稻谷皆有结余，同时面临数百万吨大米净进口的压力。稻谷供过于求的形势严峻。根据本文理论分析，维持合理的稻谷产量，可通过调整政府补贴的方式合理布局全国各省份稻谷的种植。以粳米稻为例，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可根据粳米稻实际需求量以及图5中全国粳米稻农户种植供给曲线(亩均成本线)确定粳米稻种植目标产量，从而明确政府所需补贴的粳米稻种植区域，实现稻谷的分省分区域生产，缓解稻谷的供需压力。

(四)总结

上文对比分析了国家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不同省份农户种植的亩均总成本数据。各地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导致我国各省份农户种植主粮成本收益存在明显差别。分地区分省来看，玉米和小麦种植的成本优势地区仍集中于我国北部，如东北和晋冀鲁豫地区省份，而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例如湖南、江西等省份，因其气候环境，种植稻谷具有天然优势。

图4 以亩均总成本排序的全国粳米稻供给曲线图

需注意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成本数据，并未考虑到农户种植作物的生态成本。以甘肃省为例，甘肃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不到300毫米，水资源短缺，山地多、平地少，70%的耕地是山旱地，土地利用率比较低。过度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耕地质量退化等农业环境问题[15]。农业资源利用低效率与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带来的农业产能透支，均会造成未来农户种植作物的成本增加，这种生态成本也是政府指导农户进行种植生产时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全国来看，以各省亩均成本线表示三种主粮作物种植的供给曲线，即全国意义上的“边际成本”。从供需形势来看，玉米、稻谷产大于需，供求压力较大，小麦供需紧张平衡，但考虑到近几年三种作物的国家库存以及净进口，总体上三种主粮作物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根据模型，在保证三种主粮作物需求的前提下，确定目标产量，基于不同作物的边际成本线，可通过补贴的差异化政策调整作物种植区域，实现作物的分区域生产，发挥粮食生产的地区比较优势，以缓解主粮作物的供求压力。

同时，通过实施差异化补贴调整作物种植区域，对于某些省份来说，意味着改变当地作物种植结构，实现一种作物对于另一种作物的替代。有学者研究了作物之间自发的相互替代对粮食产量影响程度[16]，研究表明，“九连增”期间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年均贡献率达26%。但这种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是农户基于市场与当地资源禀赋做出的自发选择，由差异化补贴所带来的作物替代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

本研究从政府的角度出发，结合所建立的补贴成本模型与供给曲线，探究如何利用农户种植成本与政府补贴之间的联系推动粮食生产分区域布局的实现。基于农业的跨期生产与小农户理性预期下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模型首先建立了农业补贴调节农户种植行为的进入退出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边际成本”，利用2014年度各省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亩均总成本数据，将省份亩均总成本从低到高排序，作为横坐标各省作物种植面积的累加原则，得到全国意义上农户种植该种作物边际成本，即供给曲线图。即结合理论模型与供给曲线，分析在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供给过剩的前提下，通过对不同省份农户的差异化补贴，从省份的平均意义而言，能够有计划地推动作物种植边际成本较高省份部分农户退出生产，合理调整三大主粮作物的生产布局和结构。本文研究认为，在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成本存在区域差异的情况下，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下，相关作物的生产应该配置在种植成本最小的地区，合理调整政府的差异化补贴政策，在理论上达到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