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并提出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我国政府连续三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2017年提出 “把智能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2018年又提出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还体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治理上,每年消耗在社会问题的定性与分析上的成本是惊人的,而人工智能基于对社会信息的高效处理,可以给出更为经济、准确的方案,从而优化政策制定过程[1]。可见,人工智能的生产化、社会化是并行展开的,如何发展实用、适用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着力点。
不同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本身的规范问题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重视程度。在政策制定层面,伦理规范往往只是锦上添花的部分或者实现目的的手段。法国政府呼吁考虑世界范围内已有的人工智能政治、伦理规则,为的是能在产业发展中表达自己的规则,确立领先地位[2]。善的人工智能社会 (Good AI Society)计划也表明[3],在美国、英国、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政府、企业与研究者的角色与责任是目前最关注的内容。人工智能规制架构所指导的框架、监管、流程与部门规定,往往侧重于行业标准和产品设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