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仿铜陶礼器秦墓研究综述

（西安市临潼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710600）

仿铜陶礼器是仿照同时期青铜器来制造的一种随葬陶礼器。邹衡先生在研究殷墟墓葬时最早提出“仿铜陶礼器”这一概念。1随着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剧烈变化，到东周时期，仿铜陶礼器逐渐成为“礼崩乐坏”的代表器物，它甚至已经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成为个人财力的体现手段。其本质标志着社会等级的重新划分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更。2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中部，一般指秦岭北麓至渭河冲积平原，包括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和宝鸡五市。在此区域发现大量秦墓，见诸报道的仿铜陶礼器秦墓近五百座。在数十年考古工作中，关中地区已发现春秋早期至秦末汉初的仿铜陶礼器秦墓数百座，出土仿铜陶礼器数千件。可划分为宝鸡地区、西咸地区、铜川地区和渭南地区四个区域。这些仿铜陶礼器的发展变化规律体现出秦文化的特殊性。

随着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仿铜陶礼器秦墓的研究也逐渐重视、加深，对关中地区仿铜陶礼器秦墓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关中地区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发现与界定

50年代至80年代，是秦文化考古资料发现和积累的时期。以关中地区发现的秦墓数量最多。

随着材料的积累，秦墓中以仿铜陶礼器随葬的现象也逐渐被学者注意到。初期对仿铜陶礼器的界定多以发掘者的经验判断，随着材料积累和研究深入，王学理、梁云等多位学者都从不从侧面提出仿铜陶礼器的界定标准。与此同时，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开始撰写专门章节对其进行分类描述和初步分析。

其界定标准有二：1.主要特征是在形制上仿照同时期的青铜器2、必需从时代、器类和组合三方面综合判断一件陶器是否能称为仿铜陶礼器3——即具有明器性质、成组合的鼎、豆、壶等是仿铜陶礼器；关中地区秦墓中随葬仿铜陶礼器种类有：鼎、簋、豆、壶、盒、盘、匜、甗、钫、鍑十类。仿铜陶礼器秦墓定义为：随葬品中有仿铜陶礼器的秦墓，如陇县店子M17144、咸阳塔儿坡M22400、西安潘家庄M194等，并将此类墓葬划分为秦墓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大体认同仿铜陶礼器存在【鼎、簋（豆）、壶】→【鼎、豆、壶】→【鼎、盒、壶】→【鼎、盒、钫】的变化趋势。关中秦墓中的仿铜陶礼器，经历了春秋早期的滥觞期、春秋中晚期的发展期、战国早中期的突变期和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的衰落期四个阶段；细分起来，其组合形式经历了三次较大变化：春秋中、晚期的组合形式主要是【鼎、簋、豆、壶】；战国早中期的组合形式主要是【鼎、簋、豆、壶】（战国早期）和【鼎、豆、壶】（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主要是【鼎、盒、壶】和【鼎、盒、钫】。演化关系主线为：【鼎、簋（豆）、壶】→【鼎、豆、壶】→【鼎、盒、壶（钫）】，在陶礼器组合形式演化的同时，每个时期又分化出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分支，尤其是在战国早、中期组合形式的演化与分化，明显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下去——一条是遵循周秦的传统礼制，一条是反抗旧礼制，而遵循传统礼制的“鼎簋”组合形式流行到战国中期便突然绝迹，深刻体现出秦文化发展中的断裂与突变，这一现象是秦文化所特有的。从对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的分类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陶礼器组合形式流行的时期不同。仿铜陶礼器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滥觞期、发展期、突变期和衰落期。截至九十年代初期，秦文化仿铜陶礼器材料的类型、分期体系已经完全建立。

二、关中地区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分类与分期

80至90年代是秦文化研究初步开始的时期，有多位学者致力于秦文化墓葬的断代分期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王学理、梁云等多位学者详细阐述了秦墓铜、陶礼器组合及器形变化。滕銘予、陈洪、叶小燕、韩伟5等多位学者从整体上对秦墓进行分类、分期。

对一般来讲，对中小型秦墓的分类（仿铜陶礼器秦墓多为此类墓葬），学术界多以随葬器物为分类标准，在考古报告中也常以器物为标准对秦墓分类。大体分为四个等级：①随葬青铜器（以青铜器为主）或伴出仿铜陶礼器、日用铜陶器；②随葬仿铜陶礼器或伴出日用陶器；③仅随葬日用陶器；④随葬器物很少或没有。仿铜陶礼器秦墓一般属于第②等级，墓主身份应是中、下士或自由民。

在中小型秦墓的分期研究中，也包括对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分期。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存在时间较长。最细致的分期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汉初年共十个时期6。梁云先生将秦墓分为六期三个阶段；叶小燕先生综合墓形、葬制、随葬品诸方面将秦墓分为六期五个阶段；袁仲一先生将秦墓分为八期三个阶段；滕銘予先生将秦墓分为十期四个阶段。从秦墓的分期研究中不难发，仿铜陶礼器秦墓也经历了萌芽期、发展（变化）期和衰败期三大阶段，大体可为四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以后。

分类、分期研究的目的是为研究内容服务，在研究过程中分类、分期标准的差异都会对研究结论有影响，但现在学术界对秦墓的分类与分期体系仍存在较大分歧，故此对分类、分期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三、通过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研究史学问题

90年代至今，随着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分类、分期体系建立，通过考古学材料研究其背后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人群思想意识、信仰体系等历史学问题逐渐成为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岳起、秦鸣、刘兰华、梁云等学者借助仿铜陶礼器秦墓研究社会等级、社会结构、民俗葬俗变化；李如森、李进增7等学者通过分析墓葬和仿铜陶礼器研究秦国礼制。滑宇翔、孙伟刚等通过秦墓中仿铜陶礼器变化研究文化交流，以上研究都取得较多成果。此外，还有多位学者通过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研究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通过考古学材料研究历史问题这一趋势，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四、研究史述评

综上所述，在仿铜陶礼器秦墓这一问题上，前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关中地区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的界定已有科学的标准；仿铜陶礼器秦墓分类、分期的体系已经逐渐建立。但针对仿铜陶礼器秦墓本身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是针对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本身的研究仍比较薄弱，缺乏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大多仅作为秦墓研究中的一部分展开讨论；其次，通过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研究史学问题，仍然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其演化、分化规律虽然体现出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的源流与流变，揭示出变化的主要趋势和节点，但这只是一般规律，陶礼器组合发展变化中还存在大量特殊规律，在后续研究中应多加关注；第三，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秦墓一般仅作为与文献相互应证的证据，在方法论上没有较大突破。第四，陕西关中地区外，甘肃、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秦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在今后的研究中，收集这些材料、充实陶器组合研究是必要的，随着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和资料积累，学术界对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的相互关系可能会有新认识。

总之，考古材料具有正史、证史和补史三大作用，8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复原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以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只有充分、合理利用此类考古材料进行史学研究，才能促进秦文化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秦文化研究走向更高层次。

注释：

1．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4）：58．

2．刘兰华：从墓葬出土陶器变化看商周两汉时期丧葬文化的演变[J]．景德镇陶瓷，1994（1）：42．

3．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1-2．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陇县店子秦墓[M]．陕西：三秦出版社，1998：168．

5．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J]．考古与文物，1981（1）：83．

6．滕銘予：秦文化：从帝国到封国的考古学观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1-40．

7．李进增：关中东周秦墓与秦国礼制兴衰[J]．考古与文物，1991（1）：82．

8．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