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综述

2019-01-27 04:02
中共党史研究 2019年8期
关键词:史家中共党史史学

吴 志 军

作为现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型塑革命意识形态、推动政治社会发展和促进思想文化转型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是深入理解中共党史的重要历史和文化元素,理应成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对象。经过几年的学术调研和组稿尝试,《中共党史研究》于2019年初在中共党史的学科范畴下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栏目(征稿启事和组稿要求发表在2019年第1期),但从征稿情况来看,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何在中共党史的学科视域和语境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撰写出符合组稿要求的规范性学术论文,显然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明确的问题。鉴于此,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研究中心联合筹办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于2019年7月27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淮北师范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20余名专家和青年学者与会。

工作坊围绕《文本与语境:郭沫若〈十批判书〉新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学术与政治之间:试论1927—1937年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唯物史观之争》《中共史家与清代思想史的重建》等五篇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论文,以提出翔实、可行且利于发表的修改意见为主要工作任务。在此过程中,各位与会学者的评论性发言广泛触及关涉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系列论题,为今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想与理论资源。

工作坊首先回顾和评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目前历史学界很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历史研究,尚不能客观、冷静而平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很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几乎处于学术空白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断“下沉”。截至目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主要局限于几个重要史家的史学文本及其学术思想的梳理和评析,作为“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则不多见,可谓只有“史家”(“史学”)而不见“史”,“历史感”欠缺成为制约史学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业已取得的学术进展较为有限,视野和范围尤显狭窄,研究深度、成果体量和丰富程度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90多年的历史与学术发展进程很不匹配。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发达,与学术刊物的办刊理念和发文导向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张“眼光向下”,“为人民群众写历史”“写人民群众的历史”等理念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主体意识发生转换,但在目前中国的学术语境下,这些历史问题又常常被相关学术刊物认为立意小、“碎片化”,这是内在矛盾。

针对上述问题或弊端,与会学者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外部环境非常有利,史学史研究者理应调整思路,做好规划,有所作为,积极进取,取得令历史学界信服和瞩目的学术成果。当然首先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夯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在继续加强主流史家有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的同时,大力清理和开掘新的史料来源,尤其应该加强长期处于研究边缘的史家的相关史料整理,包括去世比较早的史家、部分参与过托派活动的知识分子、早年参加中共而后来脱党的史家、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非中共学者等,他们的历史研究都在不同程度或维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与运用。也有多位学者强调指出,挖掘新的核心史料固然重要,但也要充分利用好学界目前业已开发的资料数据库,充分利用并发挥易见史料的优势,公开史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大宗史料。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将重心放在更多学术史实的发掘和探讨,更多地用史料说话,注重平实叙述的文风。

史料范围和途径的拓展必然带来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扩大。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应当重新科学地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要认真厘清其与“唯物史观史学”“中共史学”等概念的异同之处,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前置性问题,但总的理解取向是要宽泛一些,应拓展到唯物史观语境和脉络下的所有史家,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术版图,为建构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脉路与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正因如此,与会学者主张今后要树立起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观,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杂历史面貌与文化结构,如加强以往研究相当薄弱的学术环节,将原来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之外的历史元素充分纳入研究视野;大力加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并着重于总结历史文化的经验教训,思考为何作为史学研究主流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却一度遭受学术顿挫;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目前研究过于关注顶尖学者或巨型知识分子的学术结构,同样看重那些跟随、模仿或普及顶尖学者或巨型知识分子之史学思想的普通历史研究者和知识分子;应努力调适以往研究过多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一致性的取向,更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观点与思想分歧,着力探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思潮、脉络和流派;等等。同时,与会学者还提供了一批今后可供研究的论题,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是民国时期多重社会文化体制(教育、翻译、出版、机构等)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的生成机制非常值得探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通过一定的传播方法和途径才发挥重大现实作用的,故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方法、途径和载体,学术机构的组织、规划与训练以及历史课程设置、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育等一系列很有特色的历史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当时的主流史学如何看待新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际差异和地域差异等问题则相当具有学术的创新性和吸引力;可以从“历史为谁而写”“历史由谁来写”“历史怎么书写”等视角,审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区别于其他史学家群体或流派的重要面相;需注重“社会发展史”的线索和脉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以补充和丰富研究层次;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民族史、妇女史等问题论述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以开拓更多研究论域;等等。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高度强调了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需要遵循的“整体史”“总体史”理念,主张运用20世纪整体历史的大变动和大转折的多重视角,重新发现、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历史流变,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置放于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现代史学史或中西学术交流史等广阔脉络下加以深度考察,还原其所处的丰富多元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语境,加强近现代中国历史脉络的关联性研究,毕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世界史学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产物。有学者就此认为,通过这种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复杂历史元素的建构与分析,既可以深度体认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必然性,也可以借此回应当前学术语境下的多种模糊观点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近代历史学的“断裂”等,进而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近代史学传统、中国传统(史学)文化以及世界史学潮流之间的关系网络。

由上可见,这种治学思想的移转主要针对的正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集中于史家著作及其历史思想的研究格局,多位学者提出应当在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历史主义的实证研究理念,着力关注、探析、还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的多元历史语境,尤其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和思想建设的关系,有效整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知识体系,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党史乃至整个现当代中国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既有“史学”又有“史”,从“要籍解题”转向“语境追踪”,从单纯的静态(文本)分析转向动态的历史考察,高度重视“叙事”的重要性,加强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味和历史感,这正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维度。基于这种理解,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里的“史”既指“外史”也指“内史”,“外史”指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关联的中共历史乃至整个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内容体系,而“内史”则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学术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如何在内、外史结合的基础上,真正摆脱目前集矢于著名学者的文本分析范式,进行纵横两个方向的排列组合,系统、全面、深入地考察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本及其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语境以及特定的时代关切等,从而形成一个整合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知识体系,这是目前最为紧迫的学术任务;如果没有完整而深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观史及其所构成的前知识与前理解,目前偏重于史家文本与思想阐析的研究其实相当于个案研究,但凡如此,就一定带有个案研究的弊端。还有学者在此讨论氛围下提出了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论题,如需要特别留意不同时代对于“政治”的想象如何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学术研究;必须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各个版本在不同语境和不同时代中的变化,准确识别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其产生和演化过程中的对话对象,从而更好地把握文本异动与历史脉络之间的深度关联;还要格外留意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在开展问题争论时所通行的表述与行文风格,研究者不能以现在的语境规范来理解和评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学术分歧与人际关系;需要注意加强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将重要的党史学者也纳入研究视野,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注入更多相关学科元素;等等。总之,只有经过这样的学术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才是立体的、可感的、吸引人的,才能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切实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革命性与战斗性。

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不同于传统的史料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革命取向和实践品格,它力图用新的历史知识来唤醒中国人民,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学主体角度提出的问题,当代史学家的很多努力仍然在延续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想做而没有完成的工作,很多议题至今仍在持续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影响着我们身处的时代,具有显著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史学史研究需要高度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现实密切互动的历史图景,整合史家的“学术(创作)”与“(革命)实践”,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当下政治社会生活之间的深度关联性,以时代关切为中心重新建构与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文本的历史脉路,使政治关怀与学术治理实现科学的学术共进。这种历史社会学分析的治学思路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之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重树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形象的关键环节,可谓新的时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表征,值得引起历史学界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实践。

就“问题意识”而言,还有与会学者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治学观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构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现当代中国的普遍适用性,并以之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对话对象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很多理论争议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歧义性和复杂性。故而,若欲真正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本质,研究者理应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理论都有充分理解。只有在这样的学理基础上,研究者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和评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而开掘出更为深刻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意涵,从根本上提升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水准并与现实论域实现学术对话。当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才能在历史—现实—未来的长程视野下获得真正的“问题意识”,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形成有效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工作坊的这五篇文章均在这方面无从着力,是最大的学术不足。正因如此,有学者希望今后应该注重探究马克思主义史家所秉持的理论来源,这种理论来源的最重要维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背后的历史哲学基础;有学者指出,研究者要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方面养成充分的理论自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的充分准备,便很难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好的理论修养有利于研究者处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某些敏感议题,并使其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和意义。总之,通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成为这次工作坊取得的最大学术共识。与此相关,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若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水平,研究者还应该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素养,历史学界常常将“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置于一起考量的作法不无道理;只有得到史学理论的强大支持,史学史研究才能获致强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史学史的本质就是史学理论。显然,这对研究者本身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必须及时更新和补充知识体系,有多位与会学者就此提出一些建议,如今后要加强对海外和港台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关注、引介与翻译工作,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参考资料和思想资源;目前国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相对成熟而完善,如能将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理念和方法适当导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则不无裨益;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身的阅读范围和文化视野,理应熟悉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身从事的研究领域;等等。

此外,工作坊的学术讨论还广泛涉及论文写作的学术对话、结构安排、标题设置、语言表述等一系列规范性问题,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编辑多次强调指出,学术研究固有其客观规律,但研究者写作论文与刊物发表论文都必须充分考虑一些规范或规则。其中,与会学者一致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一个具有特殊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一定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克服感情和情绪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家,超越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单纯辩解、维护的政治性层面,使评价标准转向包括学术、政治和文化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评价,这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建设。

综上所述,这次工作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新兴之际,努力调整和重塑若干必须遵循的治学理念、研究标准、学术规范与“问题意识”,高度强调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之于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关键意义,《中共党史研究》将在近期开设“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栏目,继续鼓励历史学界探讨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史学理论体系与历史哲学基础,所有这些努力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重新出发”的一个良好起点。同时,《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拟长期创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打造成学术编辑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者面对面沟通的核心学术平台,努力使其成为提供稳定稿源的主要学术渠道,有力地支撑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栏目,确保该栏目的组稿质量和学术水平,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奉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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