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自觉探析

2019-01-27 10:41徐晶晶雷家军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9年6期
关键词:传统文化

徐晶晶 雷家军

(1.浙江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新时代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深入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文化的传播速度和交往广度,不同文化交流、碰撞、冲突加剧。乡村文化由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向另一种文化模式的转型并不是常态,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型都建立在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发生整体性、根本性转变的基础之上,我们结合历史与现状对乡村文化的自觉路径展开了初步探讨。

一、传统与现代维度的自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文化在城市与农村、全球化与本土化等诸多张力中不断变迁,为回应历史挑战,乡村文化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压力,而在乡村社会的“原风景”中承载着历史记忆,能够为生活在多元文化场域的人们带来归属感,如何做到既传承又重构是乡村文化主体面临的双重挑战。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1](P305),封建社会乡村文化系统自身演化也伴随着失序的状态。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逐渐丰富,乡村社会开始有了文化自觉的诉求。皇权止于县,乡村文化与行政力量的关系较为松散,聚合群体的理论与经验,形成统一的意向,需要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村落组织形式利用乡规民约将农民联合起来,用以疏通沟渠灌溉田地,修建祠堂举行祭祖仪式,建立简单的武装防止外部力量的不正当侵扰。乡规民约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其舆论声势能够将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因素转化为同质性力量,成为推进个体合作的重要动力。流传于乡间的“八卦”和“五行”之说、以柔克刚的理论都从侧面印证了“弱者”在依从和顺应规律之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乡村文化通过自主调节将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多重外部压力进行合理消解。传统乡村文化的自觉发展不是在外来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被迫转型,而是立足于乡村文化的内部矛盾而展开的自我调整,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和自主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超稳定性结构,在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之时乡村文化以无意识的状态独立自在的发展,如鱼于水,毫无知觉。而在遇到外部文化力量冲击之时,乡村文化主体则会面临文化传承的路径选择问题,曾经的文化无意识则转变为文化的自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乡村社会从集体模式和高强度的政治管理体制之中解放出来,为避免乡村社会成为文化孤岛,文化主体开始主动探寻了解市场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激发了农业生产的内在潜力,以满足内需为目标的传统糊口型农业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外向发展型农业转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动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为回应市场需求,农民们由以往传统粮食作物种植开始向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种植调整。技术型农民运用互联网、物流业务探索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在延长产业链的同时融合创新农产品的加工形式。乡村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重文化张力在乡村地区集聚,原本自我演进的乡村文化环境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失去平衡,人地关系疏离,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乡村建筑、民间技艺、乡规民约等传统文化形态面临着变迁。

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乡村文化或快或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历史嬗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乡村文化会在现代冲击中走向终结。相反,乡村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在物质、制度、思想等各个领域都散发着传统文化的光彩,成为乡村社会在多元文化浪潮中保持独立性的思想源泉。文化的传承对文化的存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持续发展至今的国家,依然沿着传统的惯性向前滑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鸦片战争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却并未走向销亡,而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支撑顽强地屹立于东方,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面临多重困境与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样本。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基本内核,能够让乡村文化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彰显本色,增进农民们对于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的信心。

乡村社会犹如一个陈列着中国千年历史记忆的博物馆,记录着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与冲突、融合与发展。凭借乡村社会给予的历史感、空间感与体验感,重新审视乡村文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能够更加有效地挖掘出传统乡村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因子。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除了能够为物质生产提供思想和技术支撑外,还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教化、凝聚等社会功效,能够为现代化历程中的人们带来心灵抚慰。文化传承并非简单的文化复古,乡村文化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应不断创新文化理念,从表象到内在对文化系统进行架构,实时加强文化体系的自觉更新。在发展、演变、传承、创新中提升乡村文化的影响力,探寻出符合乡村文化独特的发展演变路径。但是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考量也不应单一的以产业化为标准,过度强调产业会使乡村文化与主流文化消费观靠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乡村文化的本真性。过度强调标准化、舞台化会使乡村文化产品从农民们的生活场域中剥离,使其历史价值与乡村文化的原生涵义相脱离,不利于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理论与实践维度的自觉

理论与实践是双向互动、彼此促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中国乡村社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提供着理论指导。理论的自觉引领着实践的发展,深入探究乡村文化的实践进程能够为乡村文化的理论自觉提供现实依据。

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发展,乡村文化积累了众多具有地方性的乡村文化知识,并匹配出适宜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民们会依据季节、气候、土壤、温度等生产条件灵活调节生产,因循地势开垦农田、果园、林地,依据土壤实际状况进行轮作、间种、休耕。有别于哲学、科学,传统乡村文化是一种非系统性、非理论化的文化形式,是凭借生产实践经验积淀的具有常识性的思维惯性。因缺乏数据统计、实验设计等步骤,农业应用型知识也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对于农业知识成果的传授也多凭借直观感受,讲求学习者的自我领悟能力。家国一体,封建宗法伦理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维护,乡村文化实践的发展受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封建纲常伦理的约束。农民主体在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无法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被社会历史必然性所主宰,传统乡村文化呈现出自在发展的状态。鸦片战争后乡村文化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文化自省过程,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选择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乡村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

马克思主义推动传统乡村文化向社会主义升级,让传统的民本思想向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转换,令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向共产主义理想飞跃。但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P707)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是小私有者,具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重属性,批判农民阶级发动斗争是为了在内容或形式上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认为“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2](P55)但是当农民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被剥夺,反抗情绪则会被激化,演化为参与社会革命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阶级“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2](P38),将城市无产阶级视为他们的同盟者与领导者,自觉担负起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将农民们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实现乡村文化自觉奠定了社会基础。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P20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与政策不断走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P11)增进民生福祉、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P23)的重要内容。实践的需求推动乡村政策由以往的碎片化、单一型向全面均衡、系统丰富的方向转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以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平等对话,由政府规划引导专业力量介入乡村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领域,将多元主体的现实利益与乡村社会的发展目标有机结合,在明确各主体的功能与定位的同时加强各主体间的分工与协作,众志成城合力推进乡村社会实践的全面发展,乡村社会实践的推进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理论走向自觉的重要动力。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5](P35)。原本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文化转化为资本的文化,它们以金钱和产权为符号,以社会声誉和知识产权为形式,制造着资本与权利的差异,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志。有别于具有侵略性、攻击性的殖民文化和以竞争及效益优先的工业文化,乡村文化是围绕着农民们的自我生存所展开的,停留于最基本的生存层次,是一种自在而又和善的文化形式。不同于“一元主导”或“二元对立”的文化理念,乡村文化没有统一范式,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的特征,倡导以“求同”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异”的非对抗性质为基本前提,实现不同地域空间、不同生产方式文化的和谐共享。当然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制度属性的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的理论、制度与实践优势,对于理论、制度与实践优势的坚持与发展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优势与特色。

三、时间与空间维度的自觉

新时代全球化与现代化以不可逆的态势向前发展,乡村社会就横向空间维度而言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就纵向时间维度而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一横一纵将乡村社会摆在了一个生成文化自觉的坐标维度之上。

在时间维度上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主导的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结构,很难通过内部批判产生全新的文化因素,即使其部分内容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却依然会停留于传统文化的消极惰性之中。新时代乡村社会在工业文明、信息技术、城市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新的文化因素强力注入乡村系统之时,迫使乡村文化进入了批判怀疑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农业生产活动的自主权,农民作为个体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个性化发展。为践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民们开始改变传统的“土里刨食”形象,自主推动农业生产模式向经济高效、产品安全、环境友好的模式转型。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仅投入适量的技术型劳动力,还适时注入相应的资本,以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设备购置。市场化让农业生产不再是一个低效的产业,让农民们拥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拥有实现乡村文化自觉的资本与底气。

在空间维度上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受地理环境与交通工具的限制,乡村间的空间距离不远,但是彼此间物质与信息的跨区域交流较少,农民们因循守旧、安土重迁,在较为狭窄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着无协作无交换的农业生产活动。从新航路开辟到文艺复兴再到宗教改革,西方文化逐渐走向理性,封建农业文化的封闭性致使传统乡村文化对外部空间的文化革新毫无洞悉,鸦片战争后乡村社会原本较为封闭的空间结构被打破,乡村文化所依附的儒家道德信仰体系出现了危机。改革开放后城镇化不断发展,城市不仅在物理空间上不断向乡村延伸,侵蚀着乡村土地及其自然资源,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也在向乡村漫延,市场经济中的工具理性和经济法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村文化。信息技术的普及、现代交通的便捷,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外界贸易互动频繁,乡村文化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开始逐步与外部空间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

村落作为乡村文化空间是承载着中国千年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人们难以割舍的群体记忆。乡村社会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使得乡村社会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即使经历了朝代的更迭、政权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未能被外来文化彻底同化,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潮流中不断传承与再生。乡村文化空间内蕴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其中阡陌交错、恬静舒适的自然环境彰显了乡村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简约淳朴、睦邻友善的乡风民俗展现了乡村文化交往理性中的人文关怀;安居乐业、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突显了乡村文化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在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乡村文化空间格局中蕴含着时间的运行轨迹,在乡村文化的“原风景”中凝结着人们记忆深处的归属感,成为人类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的空间杂糅中,立足于传统乡村文化的基本内核,才能在多元文化交流互动中彰显本色。

文化具有共享性,不同时间、空间的文化资源彼此聚合、融合共在,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社会交往形式。随着人们经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理性化程度加强,控制自然的力量增强,但“被征服”的自然也在无声地报复着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转化为超人的力量反噬着人类,让人们感受到个体在机器时代的无力。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生产方式的文化主体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合乎理性、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价值观念。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为人们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却不是唯一的参数,把手段当做目的,把形式当做内容,开发者可能转化为侵略者。相较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以“自足”为特性,更加注重人文理性。农业生产不强调工业性的征服自然能力,注重培养人们尊重和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持续性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产品、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保障。乡村文化立足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当今城市弊病频出的时代,为人们寻获人性教育提供途径。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结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顺应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建设的公共性理路,以人类整体生存为价值依归,表达出乡村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积极培育乡村社会个体文化自觉的同时,唤醒沉睡于乡民心中的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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